亲历长征 坚守职责
17岁的黄乎被分配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
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是在红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的倡议下，经党中央批准，于1933年8月5日在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成立的，成立仪式上周恩来亲自授旗。成立不到三个月，中央苏区就有近1万多名青少年报名参加。这个队伍的年轻在世界军事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全师平均年龄18岁，历任师长都是20多岁，师政委肖华上任时年仅17岁。年轻并不意味着弱小，全师共1万余人，党团员占70%，下辖三个团，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部队中的许多红小鬼还没有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红缨枪高，后来经过射击、投弹、刺杀等高强度的训练，当初的红小鬼都被培养成能征善战、作风过硬的战士。
黄乎和同学的到来，让这个年轻的队伍有了医生。由于缺乏人手，当时他们每个人都要承担一个团近两三千人的医疗卫生工作，除此之外，还要培训初级卫生人员、组织部队卫生建设工作。
什么是长征，为什么要长征，当时的黄乎还没搞明白就已经上路了。老人说，也只有走在路上，吃过苦，受过痛，才能理解长征的含义：“我们离开江西的时候就叫做反攻，结果到了中途，经过湘江四道封锁线的时候看，国民党把我们打得够呛。”当时长征的部队还扛着大机器、大炮，连印刷厂和出版社都带着，沉重的负担拖慢了行进队伍，与之相较量的是敌人的飞机和追兵。惨烈的湘江血战，使红军主力部队从8.6万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
当时的少共国际师没有参加湘江血战的正面战斗，但黄乎和他的卫生队却没有闲着，部队的休养所里，住满了伤员。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哪怕是一个小伤小病都有可能要人命，所以对待每一个伤员，黄乎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部队不能原地休息太久，伤情过重的战士只能被转移到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等康复了再去追赶大部队。“在老百姓家里养病有风险，一是没有医生继续为他们进行治疗，最危险的是，一旦被国民党官兵发现，战士和老百姓都要遭殃。”黄乎说，只要伤员病情允许，他们都尽量带着一起上路。
在行军过程中虽然辛苦，但也总有让黄乎觉得高兴的事情。一天，大部队正在行进，突然从一旁冲出来一个人，大家都立刻警惕起来。黄乎觉得那人十分熟悉，定睛一看是自己在中央军委军医学校的老同学涂通今。他大喊了一声，引来了涂通今的注意。两个人同时一个箭步扑向对方，紧紧抱在了一起。
原来，涂通今所在的红九军团在之前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占领了广东仁化以北的城口镇，随后转向湖南。在湖南汝城西南的延寿圩遇到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场恶战，部队被困在一个狭窄的谷道里，前有湘军堵截，后有粤军追击。在这场恶战中，为了迅速甩掉敌人避免更大的损失，只好留下伤员让主力军突出重围先行军。留下照料伤员的涂通今遵照“不丢掉一个伤员”的宗旨全力救治，当他处理完毕后，已经跟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躲避敌人的过程中正好遇见了黄乎的部队。当晚，涂通今和伤员们得到了妥善安置，黄乎还打来饭菜，为成功与部队会合的老同学庆贺。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红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军委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分别编入红1师和红2师。同年4月，黄乎和战友们来到了金沙江。站在山顶上的黄乎，看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湍急的金沙江：“哪个不小心一家伙掉下去粉身碎骨了。”5月3日，军委干部团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部队翻山越岭，当天夜晚就赶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找到了一条小船，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又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船上的漏洞塞上。乘坐着这两条小船渡到北岸，一举消灭了敌人的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部队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从5月3日到9日，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靠着7只小船渡了江。
长征途中，经常缺衣少粮，经常有人因营养不足倒在路上，其中数过草地的时候最艰苦。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面积15200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草地的气候恶劣，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沼泽密布。过草地要准备7天的粮食，部队有规定，不能拿百姓一粒粮，实在没办法，战士们在麦地里把麦子割下来后留下借据“请你保留这个条子，将来我们会付给你们钱”。那时温度低，战士们把麦子烤干了直接磨成面。尽管事先有准备，但粮食很快就不够吃了，为了能坚持走出草地，部队开始限定饭量。“有个战士当时饿极了，为了活命，多吃粮食背了处分。”黄乎说自己能活下来全凭运气。
“没有一个人叫苦，好像脑子里没有一个‘苦’字，什么开小差啊，什么不愿意走啊，就是走不动，死也要死在红军里，那个凝聚力真强。”当时黄乎才19岁。
受条件限制，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存在很多问题。不光救治战斗中受伤的战士，黄乎等人还要负责途中的卫生教育和宣传，注意战士的饮食卫生，检查宿营地居民卫生情况，预防传染病、流行病等工作。在到达宿营地之后，医疗队还要通过休息、饮食、保暖、医疗等帮战士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让黄乎略感惭愧的是，受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并不能给伤员最妥当的治疗，一些伤员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白白牺牲。当时医生只能做一些小的急症手术，如止血、缝合、取子弹和碎骨片等，连输液输血都很困难，像截肢这样的大手术，做起来就比较有风险，因为器械缺乏，截肢刀和大的手术剪都是土造的。如果碰到内脏手术，基本束手无策。紧缺的不仅是医疗器械，连基本的消毒杀菌和抗感染的药物也很少，医药紧缺，很多从后方医院配来的药都是见效慢的中药。在这种情况下，黄乎始终履行军医的义务，设法在各种复杂环境下完成医疗卫生工作和战场抢救工作。
很多年过去，那些细节仍鲜活地印刻在老人的记忆中。
1938年，黄乎所在的115师685团南下豫皖苏边区与当地地方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 1940年整编为115师教导第五旅，皖南事变后改称新到独立旅。1941年至1943年，黄乎担任新四军独立旅医务处处长。新四军的条件远好于八路军，医疗器械配备相对完善，医务人员也都是从正规军医学校毕业的，基本功扎实，跟他们一起工作，黄乎收益颇丰，不仅通过新四军和地下党在大城市弄到部队急需的药品，还组建了开刀房、化验室，加强了部队医疗基础建设。当时新四军的卫生部长李正湘亲自指导做示范，甚至让黄乎等人现场观摩外阑尾手术的过程。
更让黄乎欣喜的是，1942年夏天，当时的卫生部长沈其震率领几十名医术专家，带着药品器材来到独立旅。沈其震和专家帮助独立旅诊治疾病，整顿病室管理，开展外科手术，让独立旅的医务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专家们在做手术时，都会安排黄乎他们去做助手，手把手地教学。1943年，独立旅休养所开展了疝气修补、鞘膜积液翻转术。医务处有了化验设备，黄乎和同事们提高了诊断水平，还学会了一些检验技术。（陈淑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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