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麦客像候鸟一样定期于每年五月下旬从陇东高原、六盘山下、秦岭之南涌入关中平原，寻人雇用，帮人割麦，形成关中大地上一种特有的生态现象。
西部麦客是关中大地上一种很有趣的“生态现象”，人人熟悉却熟视无睹。麦客现象既没有人能说清从什么朝代兴起，也很难预料何年消亡。在我近50年的记忆中，除“文革”前后“割资本主义尾巴”被迫中断一些岁月，数十年中麦客像候鸟一般年复一年，伴随着布谷鸟“算黄算割”的鸣叫，定期于每年的5月下旬，从陇东高原、六盘山下、秦岭之南涌人关中平原，寻人雇用，帮人收割，以力气和汗水挣点钱粮补缺生计。他们边割边退，游徙月余，按原路退回家乡，再收割自己那因时令差而晚熟的庄稼。
麦客多为甘肃人、宁夏人和渭北、陕南人。气候干旱，土地贫瘠，旧时多战乱是三地麦客入关游徙的根本原因。
麦客分四路入关：
南路是甘肃康县、成县、徽县的麦客沿宝成铁路北上至宝鸡后东进。
西路是甘肃定西、陇西、渭源、两河、礼县、武山、甘谷、秦安、天水的麦客乘西兰铁路的客车或货车，经宝鸡进潼关南原。
西、南两路麦客常常在宝鸡市会师后，一路辗转，散落关中腹地。随着黄进绿退．边割边回．经潼关、大荔、华阴、渭南、临潼、咸阳、兴平、武功、宝鸡返归家乡。
北路是宁夏泾源、海原、固原、隆德、同心、彭阳的麦客沿银平公路至平凉，汇同甘肃庄浪、清水、张家川、庆阳、华亭、泾川、灵台各县的麦客，或沿宝(鸡)平(凉)公路南下至宝鸡汇入西、南两路大军．或顺着泾河两岸的大道直入关中东府的蒲城、富平、三原、泾阳．然后再挥镰北上，一路席卷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最后退回陇东高原和宁夏大地。
东路是陕西商县、山阳、洛南、丹风等地的本省麦客，沿文峪河出秦岭，直取潼关，北上合阳、澄城、富平、华县、华阴再顺原路回割家门。其中，有一部分则沿312国道进入蓝田、长安、户县等地。
麦客的交通工具，自古靠双腿．用坚实有力的步伐，丈量往返1000多公里的路程。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麦客们才改徒步为扒火车挤汽车奔走迁移。80年代中期，西和、礼县、武山、天水等地运输公司为麦客开专车送人关中。
陕西旬邑、淳化、长武、彬县、永寿一带的本省麦客则组成加重自行车队，一路南下，说停就停，说走就走，自主自由。
一九八八年摄于咸阳城区
1992年5月，我与驾延光、石宝锈等人在礼县麦客家乡看到，他们出发前一家要安排好家务：孩子上学、老人吃住是他们最上心的事情，卖掉养了成年的肥猪，一要留钱给守家的媳妇应急，二是自带作为盘缠。兴票证购物那些年，家境好些的，临走还要想法换些粮票以备急用。
一九八九年摄于咸阳城区
麦客出发时，自备炒面。炒面由大麦、燕麦、黑豆等连皮磨细、炒熟’放入一小布袋中，沿途备荒，或逢雨无活时充饥。麦客吃食数十年中变化不大。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所不同的是常在饭馆、地摊的饮食担子旁见到他们或买肉夹馍，或买臊子面，或吃一回羊肉泡。
麦客的穿着，半个世纪中有三次明显的变化。我幼年时见到的麦客，头顶草帽，身穿青衣棉袄，由眘白色粗布褂子，贴身有绣着黑边的红布裹肚，肩搭麻毛褡裢，膝盖以下缠着土布绑腿，脚套布袜蹬麻鞋。这一身行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变化。此后的麦客虽仍然是黑衣黑裤，但面料大部分已不是土布，其中许多青年麦客都穿上了草绿色军装，不再打绑腿，多穿线袜和绿面黑胶底解放鞋，麻毛褡裢被换成曾装化肥的蛇皮袋。90年代以后麦客变“洋” 了许多，身穿西服、腕戴手表、眼配墨镜、嘴叨带把烟，内衣大都换成针织品。
麦客绝大多数是中壮年大汉，精强彪悍。尤其平凉、固原带的麦客红脸膛、高鼻梁、阔嘴巴、细长眼，带有明显游牧民族的特征和气质。麦客中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十五六岁的少年，还有中青年女性。他们与中壮年人一起，风餐露宿，辗转挥镰，把汗水洒遍大路、车站、田间、村头。麦客出卖苦力，挣钱很少。据资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每亩工价仅0.3元；到上世纪70年代时，每亩工价2元左右；1986年我拍摄麦客时的工价每亩7 —8元；1992年我采访时发现他们以每亩28元成交；1997年每亩工价最高时涨到60元。
1992年以前，每逢夏收时节，关中各县、镇都有组织地设“麦客接待站”。1991年我在凤翔县拍照时，麦客接待站设在南关长途汽车站对面的一个集贸市场。这里腾出空棚，地上摊些麦草供麦客休息。一些商店还在自家门口摆一张桌子，放有保温桶，免费提供开水。1992年以后，一切市场化了，很少再见到有组织的接待站与免费提供开水的保温桶。
麦客进入关中，被雇用前，云集于车站、集镇，或倒睡广场，或躲身房檐下。麦客最怕下雨，但也盼天阴。白天干累了就地一倒，香甜入梦。突然间，—阵大雨，浇了个透身凉，那棉袄布裤湿漉漉的，贴在身上啥滋味？可想而知。常言道：“麦熟一晌，蚕老一时。"收麦最怕刮风下雨，天变了，麦客可能讨个好价钱。
麦客与雇主交易，全由“麦”出面。麦王是众人推举的，由麦客中能说会道、机巧聪慧、能审时度势者担任，是麦客利益的全权代表。一旦与雇主商定工价，麦客中无人再敢变动。出了什么纠纷，也由麦王出面处理解决。
1992年以后，麦客身价倍增，关中各地争抢麦客时有发生。以前因人少麦多，关中人要龙口夺食，需雇麦客。如今关中农民做生意、办工厂，更要雇麦客。尽管工价涨到五六十元，结出的粮食不能不收。“800元也得雇！ ”雇主横了心，甚至为麦客叫来“夏利”、“奥拓”、“桑塔那"，把他们直接拉到麦地。
一九八九年摄于咸阳汽车站
1996年6月10日，我随麦客扒乘火车，黄昏时分到达普集镇。早到的麦客已黑压压地躺满了火车站广场和近400米长的街道两旁，少说也有2000人。他们中有转场从外县来的，也有早晨散落到各乡、收工后又返回的。找到各自的位置，麦客们就势倒地，枕着自己的蛇皮袋，相互交谈一天的经历、经验和经济收入，打听来自不同村寨的行情，思忖着来日的去向。直到半夜，落雁般的人群才逐渐安静下来，麦客们进入梦乡。这时，偶然可见晚归的麦客，三三两两拖若疲惫的双腿，走进已很难插脚的“雁群"中。
麦客们背井离乡后，似乎更喜欢“群居”。车站、工棚、街道等公共场所成为他们最佳的栖身之地。这是因为关中农家人多房少住得并不宽敞，生人来了家中多有不便。另—方面，夏日天热，受苦人露宿是常事，不麻烦人家，自己更感到自由自在。麦客们选择好州县乡镇后，一般在那里住四五天，放倒一方麦子后，才转场离开。这期间无论早上出去十里二十里，到天黑再困再累，也会背着蛇皮袋提着槐木肘镰，扑踏扑踏大步流星赶回来，似乎那州那县的街头、屋檐甚至交警的指挥台就是自己温暖的家。第二天黎明，黑压压的人群开始躁动。随着天空泛白，吆喝声、汽笛声、“突突”的柴油发动机声渐渐响成一片，数千人的普集镇上突然增加了数不清的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以及手扶四轮拖拉机和各种档次、大小不一的轿车，它们是配合雇主接运麦客的。经过“麦王”与雇主几番讨价还价后，绝大多数麦客被拉走了。早晨7点前，整个普集镇又恢复了平静，剩下的是满街的麦草、破纸和常驻居民及小商小販。
麦客能干，也能吃。一般人一天能割一亩，特精壮的汉子可割两亩。身体是基本条件，同时还要有技巧。割麦分“把割”和“走镰”，前者人蹲下一把一割，麦茬低，收拾得干净。小时候放忙假，我帮助拾麦穗，最不喜欢跟在“把割”人后边，半晌拾不到一把麦穗。后者“走镰“，动作是弯腰先揽一镰麦撂倒，用膝腿前摊，左脚翘拢，右手不停挥镰，四五步即割下一拗、然后用割下的麦子拧呦捆绑。这样的强体力劳动，一晌下来，麦客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了几回，渗印出一圈一圈泛白的花纹图形。层层浮尘与汗水和成泥，风干后又粘在他们的双臂上。麦客的晌饭常常送到田间，一篮子蒸馍，约有七八个，一罐玉米糁，一碟油泼辣子，一盘萝卜丝，一个麦客一顿吃光。要赶上吃面，一人少说也要吃一斤干面才肯罢休。末了，蒸馍收起来，放进蛇皮袋里，背回去喂娃。麦客是下苦人，他们认为赶场割麦是过年，因为在麦客家乡只有过年才可能吃上长面和白馍。我不止一次去过甘肃的定西、宁夏的西海固，更在平凉当兵住过6年。这些地区海拔高，气候冷，雨量少，“风刮石头跑，山上不长草”是准确形象的写照。年平均降雨量在二三百毫米左右，春复都少雨，种子人土常常收不回颗粒。惟有耐旱的燕麦、洋芋，挣扎着结出养育麦客的吃食。1991年初里，我在宁夏西吉山区：看到那里的农民还住着土窑，窑面顶部有一三角形天窗，用于排烟透气采光。木门窄小，仅能一人穿行，屋内昏暗，靠门有一土坑，坑角一堆破旧被褥，汗腥味、灶烟味萦绕屋内。炕上坐有老妪、老翁、儿子、孙子，四五个正围在炕桌上吃饭，儿媳和女儿们端碗站在炕边。见我进门，连忙客让。我见他们吃的是燕麦稀粥煮洋芋块，炕桌上有一陶盆，内盛腌萝卜樱酸菜，灶台上一笼蒸熟的洋芋是代馍的干粮。屋内尽头放一堆生洋芋，这是他们主要的口粮。这不禁让我想起27年前在部队时，拉练到甘肃庄浪的情景：大雪天，我们帮老乡扫院提水，而房东大娘和儿女坐在炕上，齐腰盖一块露着棉絮的破被，一动不动。我心中埋怨她们不懂情理，也不接一接担水的战士。后来才知道，他们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样的穷日子，一日两餐惟洋芋的生活，把麦客推向一年一度千里奔徙挥镰割麦出卖苦力的境遇。由此可见，吃白馍、吸长面的确是过大年啊！
关中人厚道.常常尽自己的可能，腾出房子给麦客居住。吃饭时，先让麦客。待麦客吃过，家人才端饭碗。为让麦客吃饱，除面条外.还要送上馒头。麦客毫无顾忌，放开肚皮大吃面条，把剩下的馒头悄悄放进蛇皮袋中，留给家中的孩子与老人。
麦客爱喝罐罐茶。在麦客的行囊中有一个立柱形铁皮小罐，已经熏得像黑漆刷过一样。里边放了茶叶，添上水，灌口套一铁圈，用棍子相连做扶手，闲时或饭后，一把麦秸几根木柴点燃了，架在火上像熬中药似的，直到把水熬成深褐色，这才倒进茶盅，慢慢品饮。出于怜惜，罐中茶叶很少倒掉，边熬边添，直到小罐容不下水，才去掉陈叶，再添再熬。那茶酽得比药还苦，说是能克食提神增力气。
麦客不但爱秦腔（本来嘛，就是秦人的后裔）更喜欢激越、婉转、嘹亮的高腔山歌“花儿"。太阳红了，麦割累了，汗流干了，麦客会直起腰来，将手中的镰把儿忽忽地空转几圏，长舒口气，髙声喊唱一段“花儿"。那歌词既有固定流传的，也有即兴唱出的，但都是麦客生活与情感的真诚流露：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自家。一刀片下麦秆断，我跟姐姐心相连。”
“百年千年万万年，西来东去走不完。肘肘（即镰架）一挥千里远，姐姐呀，能把我筋熬断，汗熬干。"
“白麻纸糊的窗亮了，风刮得吵沙沙地响。远离乡土想起姐姐的模样子-,不觉泪水哗啦啦地淌……”
麦客的“花儿”，唱出了对自然的不平，对苦旅的哀怨，对亲情的思念。叫人震惊，叫人同情，叫人无可奈何。
麦客的旅途允满危机。徒步跋涉千余公里，那布袜麻鞋怎奈沙石磨练，很快提帮穿底，数天下来，脚上打了血泡。行路间，突然一场白雨、暴雨，浇得喷嚏不断，清鼻蛮流，晚上就发起热来。这还罢了，最危险的是挤汽车扒火车。为了省钱，汽车顶上的货架也是麦客的坐位。每年初夏，陇海铁路沿线到处是黑衣草帽蛇皮袋的麦客，除了圆柱形油罐车无法站人外，所有的货车上或站或蹲或坐或躺的全是麦客。而坐在闷罐车顶部最危险，陇海线实行电气化后，多次发生因麦客无知而被电击事件。1995年，陕西电视台还报道过甘肃礼县麦客被火车撞死的消息。1997年，咸阳一乡民为争抢麦客，出拳动手，打伤致残天水人杨某，在麦客的历史上留下悲凉的一曲。
一九九一年摄于孟塬火车站
麦客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奔徙路线。陇海铁路的华山站、渭南站、西安站、咸阳站、杨陵站、蔡家坡站、宝鸡站是主要的麦客集散地。在这些站上，不时可碰见上年见过的老麦客。他们惊奇这“照相的"又来了，我也惊奇在茫茫人海中怎能又碰见他们。1999年6月，在兴平赢喜村天主教堂对面的地坎上，我看到三个麦客面对教堂方向坐定。沉默许久，后一人手中捏一根橙黄色的“夏唯宜”雪糕，滋溜溜地吸吮着冰凉爽心的汁液。其中一位发现我拍照，突然大手一挥喊道：“不准照曹！(曹,甘肃土话，即‘我’的意思)再照就是侵犯人权！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我放下相机仔细打量此人，约摸40岁，黑红脸庞布满七沟八梁，上面栽着灌木般胡茬，整张脸看上去极像一面黄上髙原。宽而髙挺的鼻梁尽头，是一双深陷的眼窝，两道浓密的卧蚕眉下，镶着一双水库般明亮而泛黄的眼睛。颇觉面熟，却又一时想不起他的姓名。壮汉立起，腾出右手伸过来：“胡大哥，还记得我吧。我是甘肃武山的贾占平。” “想起了，想起了，一别就是十年啊！ ”“可不，快十年了。”他亲热地纠正我。
一九九一年摄于渭南孟塬火车站
1991年7月13日，我在《中国青年报》上以《麦客》为题报道过贾占平。那时他还是一个28岁的小伙子。没想到，才八九年的光阴，就把他塑造成一个古老化石般的壮汉。
1988年贾占平25岁，那年6月，他与乡党们一起扒车人关割麦。列车进入锣鼓村时，车速减缓。贾占平们看着一路黄灿灿的麦穗，恨不得一步跳进麦海。他连忙操起镰把，背起蛇皮袋，翻身从被煤染得乌黑的车厢里跳了下来，没想到一落地就失去知觉。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关中农村最平常的一间厦房的土炕上。
贾占平误认为要停下来的那辆货车并没有停，滑行出站后又加速东去了。贾占平孤雁似地—个人躺在铁道旁，任凭乡党们在飞驰的车厢上撕破噪门大喊大叫。多亏兴平人张兴让老汉路过相救，用架子车把他拉回家中，经村医检査，贾占平右臂骨折。经张老汉一个多月的精心调理，贾占平伤愈，临走时，他磕头相拜，认张兴让为“干大”（干爹）并说为报老人救命之恩，每年都回来帮他割麦。张兴让给了盘缠送贾占平回家。
贾占平见到我格外髙兴，把吃了一半的“夏唯宜”塞进乡党手中，抹了一把胡子，对我说：“干大去年走了。我想他，每年还是要来看一看。”他告诉我，张兴让信耶稣，孤寡善良，一生做了不少善事。老人去世时没人告知，6月他来帮老人割麦时才知道的。当时他难过极了，还托人给“干大”做了一场祈祷，尽管他自己是回教徒。我看见贾占平身后耸立着一座圆顶尖拱的教堂，在一片金色的麦海里，显得尤为庄重和肃穆。
麦客熟悉了当地习俗与民情，会有相对的安全感。他们很少去自己不熟悉或与自己衣着身份不协调的地方。他们知道自己衣衫破旧、汗腥垢面，自惭形秽,常常露出卑怯、惜惶的神色。西安的南大街、渭南的开发区、宝鸡人民路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
6月下旬，关中大地像被剪去毛发的新头，只留下短短的麦茬。麦客们按照自己固定的路线逐渐返程。一个月的奔波， 一个月的苦斗，头发长了，胡须乱了。坐下来，磨快了镰刀，麦客们相互割剃麦杆儿般凌乱蓬荒的头发，青色的头皮上，不时被划上条条血印。在沿途集镇上，他们不会忘记给孩子买件新衣，给媳妇选条纱巾，家乡多沙尘暴。他们不会去西安市“民生”、“唐城"一类的商厦，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去把商品堆放在一张塑料单上的地摊选购那些便宜货。
没钱还自在，有钱提心吊胆。返程麦客心理上最大负担是怎样把一个月的血汗钱安全带回家。经历告诉他们：被称为“二道毛”的农村地痞眼盯着他们；没买票扒火车，乘务员和乘警会加倍重罚， 也盯着他们。那钱显得比心还贵。在杨凌车站，我看见候车的麦客把100元纸币卷成又细又长的条形，用塑料相裹后卷进布条裤带的夹层中，还有的把钱叠成片状，塞进鞋帮里……―旦遇险，任你乘警、乘务员搜遍全身，麦客只说“没钱”，或者干脆不言语。而那些惯偷、盗贼、“二道毛”，任凭你盗技髙超甚至拳脚相加，也无能为力。
经历了这一切，麦客要回家了。
麦客们并不想把贫穷、愚昧、卑微、猥琐带进21世纪，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再入关中不背蛇皮袋，不拿槐木肘肘镰，不再提心吊胆混汽车、扒火车，而是堂堂正正扶老携幼拎妻买票坐车，逛一逛千年古都西安城，看一看富饶天府八百里秦川。
上世纪90年代末，无论在西安明城墙的尚德门，还是在高陵县的大什字，我看见那些穿西服、戴礼帽的年轻麦客，竟然也打一杆台球。在罗夫镇我碰见平凉八里桥麦客马红卫一行三人去逛华山：“愿割麦的去，咱乘机出来逛呢。”在兴平茂陵的小镇上，甘肃定西的几个麦客坐在搭着凉棚的饭馆门前喝啤酒，方桌上摆的是两荤两素。麦客敢吃敢喝敢逛了。
麦客给关中大地留下的，不仅是汗水和麦穗。麦客的故事不仅是古老的，现代的，也是久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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