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
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其风云变幻的一生成为晚清时期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本书透射李鸿章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宏图大志、精明狡猾，写他的委曲求全、铁腕毒辣，写他的风光得意、孤独脆弱；把一个时代的推动者，也是一个时代最大绊脚石的人生传奇写得酣畅淋漓。这不仅仅是一部传记，更是将李鸿章作为一个符号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
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十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
1881年6月9日，这条十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是李鸿章的授意。这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如果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慈禧气急败坏，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
李鸿章为了寻求支持，确切了解各国列强的态度，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并没有结果。
3月4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权。14日，李鸿章等人启程直奔日本马关。
春帆楼被刺，“此血可以报国矣！”
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耻辱的时光。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这块土地，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对于个人所发的誓言，李鸿章做到了———一年之后，当李鸿章环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李鸿章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的愤懑。这样的誓言，看起来坚固无比，实际上却是那样的单薄脆弱。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春帆楼上，放着一长方形会议桌，旁边，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大约是有意无意地提醒着大家，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车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汽车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过了一会，李鸿章苏醒过来。李鸿章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此突发事件，异常镇静，除了安慰随行外，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73岁的李鸿章算是找到了一点安慰，他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4月10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由于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1901年，李鸿章78岁。这一年，是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李鸿章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他经常一个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里，看着不远处的白云苍狗，独自发呆；有时候，他甚至像一条刚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李鸿章在南方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李鸿章的悲伤让在场的官员动容失色，他们从未见过冷静铁血的李鸿章在情绪上会失去控制。即使是在最伤痛最悲凉的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也只是无声泪下。
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年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了。李鸿章颤巍巍地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走过跳板，然后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所有的官员都静静地等候着他发布开船的命令，但李鸿章许久都没有开口，他只是闭着眼睛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一般。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李鸿章专程去了一下他曾经执政达二十多年的直隶衙门。此时此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已是破败不堪，李鸿章蹒跚着步子，察看着废墟中的一切，内心沉痛无比。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
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终于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魂飞魄散。死之前，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终年78岁。
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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