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文題目中的“內廷刊書”，會有朋友問：為何不採用極為通用的“殿版書”或“敕修書”“內府本”的提法呢?其實這正是本文首先要闡述的。嚴格來講，這三種稱謂內涵是不同的，甚至對某一稱謂的理解都不盡相同。下面就從這個問題談起，並試探著將有關的另兩個問題也梳理得更清晰些。
“殿版書”是專指清代武英殿修書處刻印的書(圖1)。未有歧意。
“敕修書”是專指按皇帝敕諭刻印的書。也不存歧意。“內府本”按圈內多數人的理解應為“由內廷刻印的書”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齊魯書社版。內廷當然指宮禁之內，這就是說此類書是專管內廷事務的機構——內務府刻印的書。筆者認同這樣的解釋，並認為“內府本”中的“內府”即是“內務府”之簡稱(圖2)，這種簡稱在清代已有(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縮印本上卷426頁)。下文所言“內府本”之內涵皆以此為準。實際上還有將“內府本”解釋為“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各機構所刻之書”者(毛春翔著《古書版本常談》，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筆者認為此釋將十分重要的“敕修書”排除在外，確有不妥。加之按此解釋與本文所論主題不符，故本文不採用這種解釋。內務府至少在順治十一年(1654年)以前就存在。雖然一度廢除，代以十三衙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論文選編》，檔案出版社版)，但康熙元年(1662年)，復置後一直延續到清末。“掌監刊書籍”是其重要職掌之一，具體辦理刊書事宜的下屬機構曾稱作文書館。康熙二十九年……則“改文書館為武英殿修書處”(《清史稿·志九十三·內務府》)。因此康熙二十九年以前由內務府(具體說是文書館)刻印的書籍就不應稱為殿版書。關於武英殿修書處成立的時間還有康熙十九年之說，筆者認為《清史稿》所言應更可信。
敕修書的刻印由內務府職掌，以筆者所及史料從未見過有撇開內務府另尋機構承擔的個案。內務府或武英殿除大量刊刻敕修書外，是否還刊刻過另外的書籍，是一個值得搞清的問題，但目前未找到解決該問題的史料。
綜上，下列四點可立論：敕修書一定是內府本；殿版書也一定是內府本；內府本不一定是殿版書；至少內府本或殿版書中絕大多數為敕修書。 殿版書
武英殿位於紫禁城西南，明季落成。主要建築由武英殿、敬思堂、凝道殿、煥章殿、恆壽殿、浴德殿及左右廊房組成。李自成進京後曾在此倉促登基。清初攝政王多爾袞亦曾在此理政。康熙二十九年於此設修書處後，武英殿、敬思堂主要用於貯藏書籍和書版。其他殿堂用於修校、編纂，如恆壽殿曾作《四庫全書》的編纂處，浴德堂曾作《佩文韻府》校對處等。左右廊房則用作刊刻書版、印刷、裝潢的工作間。
武英殿修書處下設校對處和監造處。前者負責成書前的校對，後者則負責成書，相當於今日的印刷廠。監造處設有正監造、副監造、主事、庫掌、司匠等員。機構上則設有刻字作、書作、印刷作、折配作、銅字作等。刻字作負責鉤摹御書、繕寫版樣、刊刻書版等；書作負責書籍裝潢、託裱、修補等；印刷作負責印刷、裝訂等；折配作負責折配書頁；銅字作負責銅活字的製作、排版等。可謂分工細緻。
由於該處所刊書籍身份的要求和宮廷財力的保障，上述各作皆錄用手藝精湛的工匠並有條件採用上乘的各類材料，這就使得殿版書的質量總體上居高。為什麼說“總體”呢，這同殿版書的去向有關，不同用途使得書的質量差別很大，絕非有些觀點認定的但凡殿版書其品質就一定極高。殿版書的發行至少有如下幾個渠道：1、供皇帝閱覽的進呈本，又稱皇冊。這種書數量極少甚至僅造一部，是書中極品，其所有成書材料都是頂級的，就連包裝也是紫檀、金玉、琺琅等貴重材質，富麗堂皇，精美絕倫，可謂無所不用其極。2、供宮內各殿、圓明園、避暑山莊等處陳設本，這種書一般印製十幾部至數十部不等，其質量要遜於前者，但也屬上乘，為書中精品。3、用於頒賞給宗室、王公、大臣、外國使臣的所謂頒賞本。這類書的質量與陳設本相當。4、頒發給各部院、國子監、各省督撫、學政等作為標準讀本的書。此類書的質量就很一般了。如圖3所示便是頒發給鑲藍旗官學的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版《孟子註疏》。其用紙就是普通的竹紙。5、經欽準可流通出售的書。或招募書商使用武英殿書版自行印製，或由內務府定價印製，其紙墨、裝訂質量更是同一般書籍無異了。
順便提及的是，殿版書的刊刻不一定在宮內，為應付繁重的任務，刻字處就曾在宮外設過刻字館，其址位於東安門燒酒胡同。咸豐時又增設“南館”，時稱“刻字三館”。至於其他制書工序是否也曾在宮外進行，則無相關史料佐證，估計可能性較大。
敕修書
從文獻角度講，敕修書乃內廷書籍中最為重要的部分，這一點由成書的各個環節都可體現。首先，由帝王親自下旨修一部書必有其重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隨後為認真落實聖上旨意首先要成立相應的修書機構，清初的翻書房、南書房等都曾作為這種機構，兼有奉敕纂修書籍的職責。進入康熙朝，隨著敕修書的大量增加，開始設專門的“館”作為敕修書的編纂機構。這些“館”可分為常設、例開、特開三類。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起居注館就因其所修書的持續性而成為常設機構。例開館則是規律性地到一定時機開設，如為宗室修譜的玉牒館就是隨皇家族譜的十幾年一修而開，數月完工後即閉，如此往復。聖訓館、則例館都屬此類。特開館則是專為編纂某一部書籍而設，書成即撤，時間上無規律可言，如明史館、三通館、四庫全書館、二十四史館等。
書館一般設有總裁、副總裁，其人選為皇帝特別遴選，多由宗室王爵、御前重臣擔當。負有編纂的總責並隨時就修書時遇到的問題與皇帝溝通解決。其次設有總纂、纂修、協修等業務類官員(圖4)，其多由翰林院、國子監中的飽學之士擔當，是修書的骨幹力量。其餘還設有收掌、校對、謄錄等職位。以上這兩條就為敕修書的文獻質量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人才保障。
纂修書籍都需文獻基礎。皇家藏書的豐富為敕修書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條件。不僅如此，根據需要還可由皇帝下旨各處乃至全國徵集。如為編纂《大清統一志》，清帝就多次敕諭各省、府、州、縣定期纂修方誌並及時進呈。再如為編纂《四庫全書》的幾年間，由全國徵集的書籍就達13000餘種。
除上述組織、人才、文獻保障外，敕修書在修纂中還得到嚴格的制度保障。編纂官員因修書業績的優劣可得到皇帝的獎賞或懲罰，且責罰又往往十分嚴厲。如英和因高質量地編纂完成《養正書屋全集定本》而得到“賞緙絲袍一襲，寶藍洋呢一版”後又加“緙絲蟒袍一襲，大卷綢緞各一連”的獎賞。《四庫全書》總校官陸費墀則因書中的錯謬、空白等被罰賠南三閣所藏《四庫全書》所有頁面裝訂、儲書木匣製作的費用。此外，館中人員日常工作所嚴格遵行的考核、登記等制度也都為編書質量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有了上述保障以及皇家財力的支持，敕修書的文獻質量是任何其他官修，私修書不可比擬的。它除了能完成諸如《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這樣卷帙浩繁的鉅著外，具體到每—部書籍的文獻質量也都因取材廣泛、考據嚴謹、讎(chóu)校精準而屬上乘。如纂集《舊五代史》時，其中的“梁太祖紀”原秩已失，編纂人員將散見於《永樂大典》中的有關條目一一輯錄排纂，又將《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等百餘種文獻中的相關材料逐條校對、輯補，競按原書體例基本恢復了失帙。又如對《史記》的校勘，針對明監本中裴駟、司馬貞、張守節三家註文多有漏誤的情況，修書人員認真輯殘補缺，利用擁有大量文獻的條件，盡心謁力整理出三家註文上千條予以補充，使之成為較明監本、汲古閣本《史記》文獻價值高得多的“標準本”，至今為人稱道。
綜上，筆者認為對敕修書的關注應更多著眼於其文獻價值，將關注點過多集中在版式、紙墨、裝潢等外在因素，將書籍作為古代藝術品來看待，確是有些本末倒置了。當然，對於上述殿版書中之進呈本我們取此態度去審視則未嘗不可。
最後，講一下敕修書表相上的一些特點。首先，書名多冠以“欽定”(圖5)“御纂”“御製”(圖6)等字樣。但也有例外，如《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平定兩金川方略》等。其次，書前多有御製序文。序文或出於皇帝親手，或由大臣代筆，無論哪種情況，從文學角度看都是字句斟酌、言簡意賅的好文。如圖7，該書乃乾隆二十年敕修武英殿版的《御纂周易述意》之御製序文。該書由同治帝師徐桐、兵部主事張廷霖遞藏，應屬上述的頒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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