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軍居士《試論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之思想差異》節錄
佛教修學的根本目的是令自他了脫生死妄苦、悟證本具真樂。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除了以大乘菩提心力行世善之外，還必須有修持的方便手段。面對傳統諸宗或衰或亡、禪宗與淨土趨於末流的現實困境，如何契機弘法，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的抉擇思路也不盡相同。太虛大師主張八宗並弘、不分軒輊，後來又主張在八宗基礎上，融攝中外大小諸乘創設符合時代需求且不背大乘旨趣的新方法；印光大師則主張諸宗分界、淨土為歸。
早在一九一五年，太虛大師於普陀山閉關作《整理僧伽制度論》時，就依據中國佛教傳統的禪、講、律、淨、教五門分法，提出了八宗平等的觀念。認為大乘是佛法的根本宗旨，是小乘的歸宿；小乘是大乘的階梯和方便，因此小乘可附屬於大乘。依據中國佛教，大乘又可概括為天台、賢首、三論、唯識、禪、律、淨、密八宗。與傳統判教不同，太虛大師認為八宗的根本原理與究竟目的皆同無異，只是在觀行上稍有不同。因此只能說各有其殊勝之處，不可以優劣高下相較。一九二二年，又作《佛法總抉擇談》，依三性統攝大乘諸宗，從大乘所依據的教理上論證了諸宗的平等。一九二三年，作《大乘宗地圖》，於一九三一年最後定稿為《大乘宗地圖釋》，較詳細地論述了八宗“境”與“果”的平等及“行”的差別與殊勝，由此而證成了他八宗並弘的方針。但這僅是立足於中國傳統佛教而作的融匯抉擇，而此時太虛大師的目光實際已超出了八宗的範圍，意欲作進一步廣泛深入的抉擇，故云：“今後之佛學，應趣於世界性，作最普遍之研究修證與發揚。”
一九四零年，大師作《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以三期三系觀察佛法於時空之流傳；以三級統攝一切諸乘；以三宗融通大乘；以三依三趣尋大乘弘揚之特點，為人生佛教張本。認為在現時代“依聲聞行果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不惟不是方便而反成為障礙了。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應在進趣大乘行。而所依的，既非初期的聲聞行果，亦非二期的天乘行果；而確定是在人乘行果，以實行我所說的人生佛教的原理。”但人生佛教的內涵並非僅是做一個世間善人而已，正如同大師所說：“必須從完成普通人格中更發大菩提心，實行六度四攝普利有情的菩薩行，不斷的發展向上，以至於成佛乃為圓滿的人格。”因此，是否具備契合時代之機且能不斷提升人格趨向圓滿的方便法門，就成了能否推廣人生佛教的關鍵。對此問題，太虛大師主張博究融匯古今中外大小諸乘，以此為基礎而綜攝重建新時代的中國佛教，但並“不是依任何一古代宗義或一異地教派而來改建，而是探本於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無盡的一切佛法。”實質就是要秉承中國傳統佛教本佛、重經、博約、重行的創建風格。綜攝諸宗創建新方法雖是太虛大師的根本理想，但由於難度較大，並沒有產生實質性的結果。因此，弘揚傳統諸宗特別是主流之禪、淨仍是他的現實宗旨。
印光大師一生雖專弘淨土，然於淨土外之諸宗亦多密護，且其弘護皆以法門分界為宗旨，力改禪與教、禪與淨濫融之頹勢。一九一四年，高鶴年居士將大師所作四篇論文發表於上海《佛學叢報》。其中的《宗教不宜混濫論》將禪教濫融之弊一一揭出，令人於禪教本旨頓開眼目，於禪於教實為有力之護持。論曰：“在學者不下真實疑情，個個認為實法。或有於今人舉處，古人錄中，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總不出按文釋義之外，便自謂徹悟向上，參學事畢。即處知識位，開導後學。守一門庭，恐人謂非通家。因茲禪講並宏，欲稱宗說兼通。談宗則古德指歸向上之語，竟作釋義訓文之言。講教則如來修因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義之說。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眾盲，相牽入火。”為對治時弊，印光法師主張應分清禪教界限。認為“教則以文顯義，依義修觀，觀成證理，令人由解了而入……宗則離文顯意，得意明心，明心起行，令人由參究而得……又經教所說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事理行相，歷歷分明。若能修因，自然證果。超凡入聖，即眾生而成佛道矣。既得此事，則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豈待外求？宗門所說，總歸本分，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此理即也）。若得此意（此名字及觀行初心也），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而起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即眾生而成佛道之事矣（此觀行至究竟也）。”既明瞭宗教之異同，則欲報佛恩利有情者應“在宗專闡宗風，尚須教印；在教則力修觀行，無濫宗言。”唯至事理兩得時，方可言宗教不二；否則，於宗於教、於人於己皆無利益可言。
禪教如是，禪淨亦如是。宋以來，禪淨漸成合流之趨勢，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佛教的發展，但其流弊亦加劇了清末佛教的衰退，並阻礙了近代佛教的復興。針對禪淨合流中出現的以禪輕淨乃至以禪破淨的現象，印光大師亦主張以分清禪淨界限除弊，並依永明禪淨料簡偈，區分“有禪者，即參究力極，念寂情亡，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明心見性也。有淨土者，即真實發菩提心，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將禪宗參究之修因、見性之得果與淨土信願持名之修因、往生西方之得果一一比較對照，使禪淨之宗旨各自分明、不相混濫。
為了突出淨土的自身特色，印光大師又進一步闡述了通途法門重依自力及淨土重依彌陀願力的區別。認為“無論大小權實一切法門，均須以戒定慧斷貪瞋痴，令其淨盡無餘，方可了生脫死……若以真信切願，唸佛求生西方，又無論功夫深淺、功德大小，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然一生西方，則生死已了煩惱不生，已與在此地久用功夫，斷煩惱淨盡者相同。”通途法門重依自力了生死，必須斷盡見思煩惱方算成功；而淨土則賴佛願力加持，只要自身信願具足，臨終念念相續即可永脫輪迴。而末法眾生又“福薄慧淺，障厚業深，不修此法，欲仗自力斷惑證真，以了生死，則萬難萬難！”因此，專弘淨土既體現了印光大師度生出苦之悲願，亦體現了他以導歸淨土而維護諸宗之密意，故云：“為律教禪密諸宗之歸宿，作人天凡聖證真之捷徑者，無如信願唸佛求生西方一法也。”
就修持契機化的層面來說，太虛大師雖主張八宗並弘、綜攝創新，但限於創建的難度及現實的機緣，傳統諸宗特別是主流之禪淨實際仍是他弘傳的主要方向。禪宗之方法雖偏重唯心，但其直指之風亦最能體現佛教圓融和智慧的根本特徵。太虛大師曾多次指出禪乃中國佛教之特質，並說近代佛教之復興關鍵在禪，認為“中華佛法實以禪宗為骨子。禪衰而趨乎淨，雖若有江河日下之慨，但中華之佛教如能復興也，必不在於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識，而仍在乎禪。”大師於禪宗之闡述和弘揚，在其思想體系中雖不佔主要之地位，但亦非一般之關注。淨土之方法雖偏重死後往生，但其易行、安心之特殊功效亦最能契現代人之機。太虛大師雖批評淨土厭世不厭貪的末流弊端，但也不得不承認淨土確是護持末法行人順行不退的最佳途徑。印光大師雖主張諸宗分界、淨土為歸，但同時他亦特別強調佛法淨心之本旨，認為“心之本體如一張白紙，心之作用之善惡因果如畫佛畫地獄，各隨心現。其本體雖同，其造詣迥異，故曰唯聖罔唸作狂，唯狂克唸作聖，吾人可不慎於所念所作乎哉？”因此，學人不但於唸佛時要善體心作心是之旨，於日用倫常中亦要秉持心淨土淨之宗。綜觀之，離淨心則失禪淨之鵠的，離淨土則失順行不退及淨心之方便，二者確實不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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