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为什么埃及军方能推翻穆尔西,而土耳其军队就无法推翻埃尔多安?

巴哈利亚精英马穆鲁克


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穆尔西虽然是通过民选上台的,但他在台上的时间很短,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摧毁埃及军方对于埃及社会的影响,虽然处置了几个埃及军方大佬,但基本的盘子没有被彻底触动,导致当穆尔西急于的进行伊斯兰化改革以后,得罪了很多世俗势力,被埃及军方抓住机会一举摧毁了,同时也是因为穆尔西上台以后,时间短而且政绩也不是非常漂亮,在埃及,普通民众心中的威望并不高,在军方突然发动政变的时候,民众也没有特别支持他,大多数是冷眼旁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穆巴拉克被推翻的时候,美国没有支持穆巴拉克,而穆尔西上台以后的伊斯兰化政策,让美国人觉得有点后悔,也没有支持穆尔西政权,导致穆尔西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军方轻易的干掉!埃尔多安和穆尔西完全不一样,他所代表的正发党已经在土耳其执政十几年,政绩也算不错,在土耳其那里威望很高,党羽非常多,而且经过十几年的博弈,军方的势力已经被清洗的差不多了,军方已经很难再组织起什么力量来反对他。埃尔多安最后说是居伦策划这次政变,这个有可能,但是因为居伦是的主要政敌,抹黑的概率也很大!


帝国历史


1、军队的地位完全不同。埃及是美国最大的军事援助对象,而埃及军队长期以来控制了美国援助的绝大多数物质,特别是面粉。埃及是个粮食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谁控制了面粉,谁就是国家实际上的主人。埃及人吃的面条、大饼等主食,都是军方工厂生产的。埃及的其他主要命脉行业,如电力、基建等,也都被军队所控制。而土耳其军队,则更接近于专业军队,完全不具备这样的垄断性资源,无法争取民众支持。

而土耳其不同。埃尔多安在前些年很能扮演“北约马前卒”的角色,很得西方支持,直到逐步清洗了军方、司法部门等亲美势力,巩固了权力,才跟西方撕破脸。

2、执政效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穆尔西的执政能力差,在经济、民生上都缺乏建树。而埃尔多安则是近三十年以来最受土耳其下层民众拥护的领导人,他利用基建、扶贫等手段,让内陆的下层群众和贫苦阶层得到了很多实惠。

3、外部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伊斯兰掌管的民主”,说白了,就是一个逊尼派的伊朗。一个宗教化的埃及,必然会重回激进的对外政策,这是美国、沙特、以色列三方都不愿接受的。三方都更希望延续埃及的强人+世俗化道路,防止出现地缘政治上的变数。而埃及军方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在埃及的最大代理人,也是以色列和沙特的盟友,利用军方干掉穆尔西,当然是轻而易举。


莱茵的黄金


埃及和土耳其都是中东国家,历史是不一样的,埃及是军队起家,纳赛尔时期就是军人当政,而且埃及靠着以色列,和以色列打了多年战争,这都需要军人来控制国家,可以说没有军人就没有埃及这些年的历史。

土耳其则是在凯末尔时期就实行军政分离,军队名义上受政府指挥。在土耳其军人在政坛上没有自己的代表,这就保证了军队只能是军队的附庸,接受政府的领导,而且军队不像埃及有比较有名的人物。所以军队的号召力就比埃及军队差远了。

埃及军人能发动政变且成功,除了上面说的原因,还有就是穆尔西是没有军队支持的当选领导人,所推出的政策又损害了军队的利益,加上穆尔西的政策因为没有军队的支持,制定出的政策往往是大打折扣,又和民众的期待差的太远,这就注定穆尔西是没有军队和民众支持的短命政府,埃及的军队的强大可以说是中东最厉害的,没有之一。

土耳其的军队则恰恰相反,军队的高层和民众是有距离的,虽然凯末尔时期制定了世俗的政策,但随着凯末尔的离世,世俗化政策一年不如一年,其实关于国家稳定和是不是世俗化无关,只要你制定的政策有利于老百姓的钱袋子,世俗话还是不世俗话老百姓是不关心的。再加上军队在土耳其不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土耳其的政变必然是失败的,国情不同注定命运也会不同。

以上两点是埃及和土耳其的最大不同。军队的地位决定了这两个国家走向也不同。这才是根源。


春风踢碎鬼门关


【我是头条号作者、国际问题专家高尚涛,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您的阅读和评论】

埃及的穆尔西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两个人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是政治强人,也是军事强人,他在军队上有铁杆的支持者,他对土耳其的正发党也有强有力的控制。穆尔西在埃及军方没有支持者,对埃及军队没有有效的控制力,他想提拔依靠的人恰恰是想借他上位的篡逆者。再者,穆尔西的穆兄会在埃及的支持度不够高,勉强过半,留下了重大隐患。



其次,穆尔西和他的穆兄会跟以色列和沙特等国都没有搞好关系,美国也不喜欢他的原教旨主义倾向。所以,在美国的默许下,在以色列和沙特的合力推动下,埃及军方首领塞西推翻了穆尔西政权。与此相反,埃尔多安对土耳其执政党和军方都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对美国同情和支持的反对势力居伦运动坚决打击。对军队内和警察系统内同情和支持居伦运动的人坚决铲除,保证了他的权力不倒。



埃及的穆尔西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相比较,再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即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高尚涛


虽然土耳其和埃及同样是伊斯兰国家、同样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两国国内的情况完全不同。相比于埃及,土耳其更像是一个一人独揽大权的国家,这与埃尔多安的所作所为不无关系。

2003年,埃尔多安创立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获胜,埃尔多安本人就任土耳其总理。自上台之日起,埃尔多安就一直积极对土耳其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通过积极的经济政策,埃尔多安在国内实现了很高的支持率,而他在外交上重视同中东和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并积极“脱亚入欧”、同时也尽量避免同美俄僵化关系,通过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运作,埃尔多安实现了在土耳其国内地位稳固,在国际上也有着回旋余地的目的,因此土耳其军队动摇埃尔多安地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相比之下,穆尔西在埃及的地位远不如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地位。虽然穆尔西同样曾执掌埃及总统大权,但相比于埃尔多安,穆尔西更像是在穆巴拉克被推翻后被穆斯林兄弟会推到台前的代理人。在担任总统之前,穆尔西在埃及的政治图谱中地位并不高。

这个出身工程学技术专家的政客,在穆巴拉克时代仅仅是一名人民议会议员。如果不是他同时还有穆兄会指导局成员这重身份,或许他根本没机会成为埃及总统。说得更明确一点,穆尔西只能说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颗棋子,他自身并没有什么“政治资源”、自然也缺乏维持地位的基础,而他出身平民而非军队这一点更使他容易成为埃及军队针对的对象。可以说,穆尔西相比于埃尔多安来说,本来就存在着“棋子”与“棋手”的区别,两者有着不同的命运也是在所难免。


军机图


埃及和土耳其虽然都是军人集团尾大不掉的国家,但他们面对的环境却并不一样。

第一,埃及军方在国内的实力比土耳其在国内的实力强大。埃及的军人集团是无意间的形势造成的。埃及共和国是纳赛尔这批人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创建的。可以说,是军人缔造了埃及。埃及独立不久又连续打了几次中东战争,国家需要军人来领导,也需要发展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保障安全。军方领导人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往往就当了总统。都已经几十年了,在埃及国内树大根深。

土耳其的这种军事体系是凯末尔有意留下的遗产。土耳其实行军政分离,军队在名义上还是要受政府的指挥。虽然土耳其历史上有过多次军事政变,但军方从来没有执政,推选自己人当领导人。加上2016年政变之前土耳其是个议会制国家,军方也不可能随便生事。
(埃及军队)


第二,所面临的形势不同。

埃及拥有九千万人口,却是一个半贫穷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土耳其则是经济发展迅速,相对发达的国家。自然条件也比埃及好很多。

埃及军队发动政变前夕,穆尔西政府已经因为执政无能,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落后而被民众所抛弃。埃及人对穆尔西缺少信心,除了穆兄会,都不怎么支持他。所以,塞西此时发动政变,是顺应潮流,得心应手。

而土耳其不一样。土耳其人并不关心是否过世俗化生活。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进步,这些都是土耳其人看在眼里的。土耳其人拥护埃尔多安。而埃尔多安积极推行民族主义观念,也让土耳其人将他看做大救星。这一点比起来,穆尔西差埃尔多安十万八千里。
(埃尔多安)


第三,穆尔西手腕不如埃尔多安

穆尔西在2011年埃及动乱之前一直是埃及的大学教授,对于执政是零经验。上台之前许诺太多,上台之后兑现太少,执政不到一年就急不可耐搞教法化。在埃尔多安面前,还是太嫩了。

埃尔多安当过伊斯坦布尔市长,闹过繁荣党的辉煌期,正发党元老。又从2003年担任总理,后来担任总统,身经百战,属于老油条级别。人家埃尔多安也想玩教法,但他懂得慢慢来,还懂得用民族主义包装。

埃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穆尔西,而土耳其面对的,却是老油条,难易程度可见而知。
(埃尔多安)


第三,埃及军队有钱有势,土耳其军队没钱。

土耳其军队的钱,是完全要依靠议会和政府的把控才能拿到手里。而埃及军队,可以经商。埃及军队有自己的工厂,农田。在各大城市和乡村,埃及军队通过贩卖低价肉,生活用品,家电发了财。埃军的工厂不仅能造坦克,飞机和火炮,还能造冰箱,锅碗瓢盆。每天在开罗市场看见大兵卖鸡腿,是很正常的情况。此外,埃及军方企业还享有不交增值税的特权。

美国,沙特也会给埃及军队每年充钱,土耳其就惨多了。

第四,行动操作不同。

都是擒贼先擒王,塞西在兵变后很快就攻入总统府,抓住了穆尔西。而土耳其军队政变时,埃尔多安在国外访问,叛军进攻总统府被击退,埃尔多安还能活蹦乱跳,这就给了他反击的机会。埃尔多安随后向民众发布讲话内容,要民众上街,许多土耳其人确实也愿意为埃尔多安一战,所以,政变失败了。
(埃军经商)


第五,力量问题不平衡。

埃及政变,埃及的军人集团都以塞西为首领,上下团结一心。塞西实力强大,有前大佬坦塔维等人支持,一起兵一呼百应。

而土军就不同了。土耳其军方在2012年与埃尔多安发生矛盾,埃尔多安用各种手段解除了许多高官的职务,让他们退休(当然,政变失败后又拉出来坐牢)。2016年的政变,实际上是一批中下级军官发动,他们兵少力弱,无法对政府形成绝对优势。土耳其海军和空军第一时间表态支持埃尔多安,陆军最精锐的几个部队也支持埃尔多安,这就导致了叛军孤掌难鸣。
(埃尔多安和沙特国王)


如今,土耳其军方因为这次政变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自凯末尔以来势力强大的军人集团被埃尔多安一网打尽,实际上已经再也无法抵抗埃尔多安。

而埃及,则回归了军人执掌大权的老路。


朱兴子


很多人没搞清楚一个事实,2016年在土耳其发起政变的并不是军方,而是居伦势力。

2016年之前,居伦势力在土耳其国内的确很有势力,在警察、司法等领域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渗透。在土耳其政府挫败政变阴谋后的头一个星期里,遭到开除的军人、警察和司法人员就有3.5万人。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政府已拘捕16万人,其中的5万多人已经被控及监禁。另有近16万名公务员被革职。

居伦势力在土耳其做到这样的规模,不算小了。但是由于居伦势力都是伊斯兰教人士,而土耳其军队的世俗化相当成功,因此居伦在军队中的势力并不大。所以不能说是军方发动了政变,只能说军中的居伦势力参与了政变。

参与政变的军中势力严重不足。

总参谋长、海陆空三军的总司令都没有参与政变。最高级别的将领是伊斯坦布尔军区的司令,导致能调动的资源很有限。我在政变后走访了政变的几处关键事发地。其中包括安全总局大楼,这座大楼是警察系统的通讯中心。政变军人因为人手不足,打了两个小时连大门都没进去。由此可以知道,政变明显准备不足。

另外,捉拿埃尔多安和总理比纳利的小分队最后也都无功而返。政变势力虽然绑架了军队总参谋长,但是也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总参谋长也没有出来号召政变。

民众不支持政变

埃尔多安在政变当晚侥幸逃脱后,迅速通过媒体阐明立场,呼吁民众上街抵制政变。果然成千上万的民众着被打死的危险,毅然走上街头,反抗政变的坦克和持枪的士兵,最终挫败了政变阴谋。 事实上,走上街头的不仅仅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还有左翼的世俗派人士。土耳其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四次政变,每次政变都能给社会带来暂时的安定,但是过一段时间后,老问题会变本加厉地涌出来,造成更大的创伤。现在的土耳其中年人大都经历过一次,甚至两次政变,对政变的造成伤痛对此刻骨铭心。可以说反对政变是大多数土耳其人都有的共识。

埃及军队的成功

历史上,埃及军队的形象都是正面的。比如50年代推翻了腐朽的王朝,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70年代收复了被以色列占领的国土。埃及军队始终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现代化改革,并且从未脱离宗教而存在。因此受到了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埃及军队是一股顺应民心的力量。

埃及政变前,穆兄会的穆尔西执政期间,表现出了强烈宗教倾向,才招致老百姓的反对。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世俗的生活,穆尔西的统治才不受人待见。军方这时候出手,不过是恢复了原先的世俗生活的秩序,自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莫闻初


这就是政治菜鸟和政治老鸟的本质区别。


穆尔西和他的政党在赶走穆巴拉克后在埃及搞伊斯兰的极端保守主义,经济上无所作为但在政治上大费周章,利用叙利亚战争挑动境内的逊尼派攻击什叶派,大搞宗派斗争却无法解决吃饭糊口问题,这显然引起民众不满,这直接导致穆尔西的民意基础严重下降而且加重了同世俗派埃及军方的对立,而且还没有之前纳萨尔和穆巴拉克那样的强权或武装力量撑腰,被埃及军方搞下去轻而易举。(下图为埃及失业率,请注意2011年开始到2015年前一直居高不下)

而埃尔多安不一样,埃尔多安同样是伊斯兰保守主义者,世俗化的土耳其军方打他一上来就两眼紧盯着他的“正义与发展党”,但他依靠解决经济问题获得了大量的民意,在2003年到2012年期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多亿美元上升到8000多亿美元,就业率也从不足40%上升到47.6%,此举遭到大量土耳其民众的拥护。


正是依托这种民意,埃尔多安和他的党派开始利用政治推动制约军队的发展,2001年立法将军方的土耳其安全委员会从职能部门转变为文职的咨询部门,2003年推动了《公共财政管理法》修订,开始削减国防开支,2006年又推动军刑修正案,允许民事法庭审判土耳其部队人员,削减了土耳其军方法庭的职能。


而且最关键的是在2001-2007年埃尔多安羽翼未丰的时候,土耳其军方在是否推翻的问题上没有统一,导致最佳时间过去。于是2010年羽翼丰满的埃尔多安利用军方试图以借助外部力量试图推翻自己的“大锤”计划,结合控制司法领域的盟友居伦对军方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清算,新任总参谋长科沙内尔面对清算并没有选择武力解决而是采取辞职的温和方式,这直接导致土耳其军方的大换血。之后的历任军方总参谋长都由埃尔多安指派,土耳其军方维护世俗化名存实亡。


随着埃尔多安将宪兵划归政府的内务部和修改土耳其军队纲领,已经对土耳其军队实质控制,所以2016年的土耳其军方世俗派已成为强弩之末,最终随着土耳其军队世俗派中层的换血和高层的全军覆没而告终。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军队未能够推翻埃尔多安的原因。


马克观察


埃及和土耳其,从前被看做都是难兄难弟,不过从现在来看“中东之光”还是强过了“法老”。


埃及军方势力要远胜于埃土耳其的军方势力。埃及共和国的诞生,军人居功至伟,这也导致埃及军方势力远远超过正常范围内。再加上埃及独立后不久,几次中东战争又打起来,使得埃及不得不依靠军队,这也让埃及政治一直都不是怎么正常的发展。军方领导人往往也成为了埃及总统,比如纳赛尔,萨达特等,可以说军方势力是埃及的主导者。

土耳其则不一样,土耳其的军政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军政,土耳其的军队无论从法律还是政治都必须服从政府指挥。虽然土耳其则几次发生军方政变,但军方始终没有直接执政。再加上土耳其国家体制的限制,军队势力也受到制约,不会像埃及军方那样肆无忌惮。


面对的对手不一样。从结果个手段来看,埃尔多安都强过穆尔西。土耳其军队发动政变的时候,即使军队通过电视台宣布政变成功,但无论是议会还是总理都宣布对在外的埃尔多安效忠,并且希望民众能够明辨是非,从这一点来看,埃尔多安就强过穆尔西。

十二郎分析比较了埃及成功的军事政变和土耳其失败的军事政变,前者的背景是埃及经济局势恶劣,因为穆尔西的无能,埃及人民其实已经抛弃了他。在土耳其军事政变中,土耳其稳定的经济环境则有助于埃尔多安政权统治的稳固。

不过,无论是埃及还是土耳其,国家总是发生政变总不是一件好事。今天的土耳其虽然解决了当年的政变问题,但其实还是面临着世俗和宗教的矛盾,政府处置不当,内战仍然不是遥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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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维啊


穆斯林兄弟会与凯末尔主义

两个穆斯林国家有着共同的信仰,却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切都源自于国家创立者的理念设计,纳赛尔是一个职业军人,他的学习历程和从军经历都贯穿着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谋求国家独立建立成共和国整体,纳赛尔是一个强权的领导人自始至终他都设计的很流畅。凯末尔则不同,他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奥斯曼帝国,地域广阔并且具备发动一次世界大战的实力,这个古老的帝国里实行教法统治,人民生活在神权社会与毗邻的现代文明欧洲是两个世界,凯末尔除了军事上需要救国救民,政治上需要根据社会契约论原理设计出一个现代的,民主的,世俗的社会治理体制,当然还需要结合国情设立民粹主义的民族认同和评价体系,总之土耳其的国家改造是半神权半世俗的,主要理念和思想总结为凯末尔主义。

纳赛尔的奋斗

埃及的自由军官组织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法鲁克国王在位时期可谓是荒唐跟明朝的正德皇帝是一路货色,除了好色就是好吃,还有一个怪癖就是喜欢当小偷,最出名的事件是偷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怀表,这位食色性也的国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作出了贡献,可是埃及人实在无法忍受一个对英国人卑躬屈膝的国王,于是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走上历史舞台发动政变逼迫法鲁克签署退位协议,法鲁克被容许流亡希腊和意大利,最后在寻花问柳中英年早逝。纳赛尔接盘的埃及局面比土耳其好多了,没有生死存亡的危机,更多的是改革内政,一心一意搞建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英法实力不如从前,殖民地独立成为时代趋势。



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军人们忠实履行保家卫国的职责不必为国家宗教信仰而迷茫,9不存在纳赛尔主义的纷扰,他们与土耳其不同,埃及军官没有必要走出军营。埃及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大概被描述成这样:1952年,军队推翻了外来的腐朽王朝;4年后,武装部队英勇维护了国家独立,击退了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入侵者;1967年丢失西奈半岛要归咎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埃及官兵的英勇作战使1973年10月的横渡苏伊士运河行动成为可能,他们重新树立了民族荣誉感,并最终收复国土;埃及军队是国家稳定的维护者,是一支推进现代化的力量,始终与宗教理想保持一致。



凯末尔的革命

凯末尔是奥斯曼帝国的英雄,数次保卫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让他获得了帕夏的称号,面对英法希腊意大利的入侵,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按照巴黎和会的体系划分奥斯曼帝国被肢解成若干个独立国家,凯末尔身为政府高层精英承担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于是召开国民议会组建军队,他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思想输出,他面对的是一个神权森严的王国,他需要重新构建民族的信仰,将政教进行分立,将社会契约论植入国家政治基因中创立民主的,世俗的,现代的共和国体制,这种理念和思想综合归为凯末尔主义。



凯末尔主义经历时代的进化,演变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更新的信仰,导致土耳其国家信仰与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之间出现失衡的局面,在土耳其浓厚的伊斯兰教法国度,宗教始终是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基石,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开始兜售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企图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因此产生了土耳其政权更替总是伴着政变,凯末尔主义的忠实信徒土耳其军队成为国家体制的推波助澜者和总策划者,一旦民选的总统不符合军队凯末尔主义的信仰设计,就会面临着政变,军队屡试不爽。

土耳其军方为什么在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推翻政府?

所有这4次军事干预的理由都是维护政治体制的共和性质,维护作为政治体制基础的、由开国元勋凯末尔定下的各项原则。1960年,时任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及其领导的民主党(按照罢黜总理的军官们的说法)偏离了社会价值观,而且诋毁武装部队。1971年的“备忘录政变”要求民选领导人修改部分宪法条款(1960年军事干预后制定的宪法),因为总参谋部认为这些条款“太过自由”。通过1980年9月12日政变上台并执政3年的那届军政府则下令制定了全新的宪法,在赋予土耳其民众一系列个人自由的同时,着重保护国家不受一些民选政治人士的所谓破坏。军方认为,这些政治人士不属于值得信赖的凯末尔主义支持者——即支持世俗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改革主义和民粹主义。1997年,军方迫使政府同意一系列要求(主要与世俗主义有关),但相关要求未能落实。于是总参谋部展开动员,在市民社会组织、媒体、大公司、学者和政界人士的帮助下推翻了政府。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拒绝受到凯末尔主义(及军方)所要求的那种政治体制的约束。



埃及军人被赋予国家保卫者的形象,推翻塞西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捍卫了埃及共和体制,同时也有民众对塞西国家经济和政治管理失误及腐败的不满,军队在民众支持下发动政变,夺回国家政权重新返还给人民。埃及军人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参谋部不满埃尔多安推行真正总统制改革和经济革新,认为埃尔多安背弃了凯末尔主义制定的代议制整体,于是发动军事政变,军事政变是军队单边主义策划和实施的并没有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况且人民对于复杂的凯末尔主义失去了信心,人民只希望国家稳定,经济繁荣。军人政变失败,民众发挥巨大作用,埃尔多安身处国外,秘密回国后在民众支持下将叛乱军人缴械,重新控制了政局。



综合而言,一切都是人民的利益为主导,埃及和土耳其的军人不同结局就是如此,各有国情各有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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