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一直流傳著宋太祖趙匡胤的立下“不殺士大夫”之誓約一事，自南宋起的許多史著中都有詳略不等的敘述。
《三朝北盟會編》稱，建炎元年（1127年），隨徽宗北遷的官員曹勳自金國燕山南歸，傳徽宗寄語於高宗曰：“藝祖（即有文德之祖，開國帝王的通稱，這裡指趙匡胤）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有違者不祥。相襲未嘗輒易。”《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稱，徽宗要曹勳轉告高宗，說“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揮麈後錄》則稱：“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者不祥。”《宋史·曹勳傳》等對此也有所載。
南宋陸游的《避暑漫抄》對此事記載最詳細，雲：“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洩。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勳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陸游不僅說誓約刻於碑上，還提到曹勳帶回來徽宗寄語。“誓詞三行”實則兩句，究竟“柴氏子孫”一句緊要，還是“士大夫”一句緊要呢？清代學者袁棟指出：“雖有三語，其實止一語也。末行是總束語，中行是陪襯語，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於小兒，原有歉於隱微，故為是誓碑。而其忠厚處實過於六朝五代遠矣，宜其享國久長哉。”然而，後世議論“宋太祖誓碑”，倒是多以“不殺士大夫”為中心。
宋太祖誓碑”流傳開來以後，影響深遠。王夫之在《宋論》卷一《太祖》中說：“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顧炎武《日知錄》中寫道：“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於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為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為國者，並當取以為戒。”
近代史學家張蔭麟於1941年發表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中指出：“太祖不殺大臣及言官之密約所造成之家法，於有宋一代歷史影響甚巨。由此事可以瞭解北宋言官之張橫，朝議之囂雜，主勢之降殺，國是之搖盪，而荊公所以致慨於‘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變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遠因矣。此就惡影響言也。若就善影響言，則宋朝之優禮大臣言官實養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實啟發其對於個人人格尊嚴之認識。此則北宋理學或道學之精神基礎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榮，理學昌盛，成就了漢唐之後又一個思想文化高峰，這跟“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殺士大夫”的制度設計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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