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宋太祖赵匡胤的立下“不杀士大夫”之誓约一事，自南宋起的许多史著中都有详略不等的叙述。
《三朝北盟会编》称，建炎元年（1127年），随徽宗北迁的官员曹勋自金国燕山南归，传徽宗寄语于高宗曰：“艺祖（即有文德之祖，开国帝王的通称，这里指赵匡胤）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辄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徽宗要曹勋转告高宗，说“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挥麈后录》则称：“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宋史·曹勋传》等对此也有所载。
南宋陆游的《避暑漫抄》对此事记载最详细，云：“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勅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勅。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陆游不仅说誓约刻于碑上，还提到曹勋带回来徽宗寄语。“誓词三行”实则两句，究竟“柴氏子孙”一句紧要，还是“士大夫”一句紧要呢？清代学者袁栋指出：“虽有三语，其实止一语也。末行是总束语，中行是陪衬语，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然而，后世议论“宋太祖誓碑”，倒是多以“不杀士大夫”为中心。
宋太祖誓碑”流传开来以后，影响深远。王夫之在《宋论》卷一《太祖》中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顾炎武《日知录》中写道：“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于1941年发表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中指出：“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巨。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张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成就了汉唐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跟“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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