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大体意思是政府应该强制收取生育基金来提高生育率。什么？我不生孩子还要给钱？这摆谁面前都不能忍，这不许多网友表示，现在鼓励生育没错，但想强制大家从工资里面扣“生育基金”，实在是说不过去。
十多年前的智库建议
您知道么？早在社会担心放开二胎政策，中国人会争着生孩子的时候，安邦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人口出生率实际已经很低的问题，并在当时发表了质疑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建议中国要为老龄化压力下的人口结构危机做好准备，在放开生育限制、放松向中国移民以及允许双重国籍政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毫无疑问，在当时，安邦被看作是非主流的异类，甚至有些反动，也正是因为于此，非常遗憾，安邦的这些观点并未受人重视，间接导致了现在的事实已经在向安邦担忧的方向逼近。
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老龄化少子化的威胁，从最近的重要媒体刊文，到国家政策，都能很清楚的看到国家的决心。那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所撰写的。只是方法是否合适还值得讨论。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分析从少子化陷阱中爬出的国家可能比这种希望通过收费来化解人口危机来的更有现实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低生育率也困扰着今天的欧洲，在当时的欧洲，人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快乐和价值实现，不想让孩子和家庭成为负担；环境污染给人类的生存带来许多越来越难以预计的威胁，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同样影响了他们的生育选择。
与此同时，高福利的国家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安全网，加之个人收入水平的增高，人们的需求层次普遍得到提升。而个人价值观的改变导致了个体社会行为的改变，并引起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为了化解这种社会危机，英国率先拿出了自己的方法。在英国，六个月以上的幼儿均可以享受每周30个小时的免费托幼服务，这笔费用由政府承担，公立医院、公立学校提供的免费医疗和教育减少了家庭在养育孩子方面的成本。从20世纪末开始，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出现明显回升。
方法同样奏效的还有瑞典，他们甚至创下了回升最快且水平最高的欧洲生育记录，在瑞典，家庭政策更倾向于普遍的现金补贴和高水平服务。
德国也已经从连续数十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爬”了出来，其中大量涌入的难民功不可没，但形式似乎仍不乐观。有学者认为，人们生育孩子不仅仅考虑物质条件，还需要兼顾自我实现、个人权利、教育提升等复杂多样的非物质因素。
鼓励生育社会矛盾值得重视
由于中国人口分布、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基数等原因，照搬照抄欧洲的模式显然也是不理智的。如今的中国，虽然社会上“养不起”孩子的呼声很高，但是很多家庭并非真的缺钱养不起，鼓励生育实质是一个综合型的问题，背后的社会矛盾更值得重视。
比如，双职工家庭一方面感觉祖父母看管孩子有一定的弊端，另一方面又难以请到放心的保姆。
辽宁省虽然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办月子中心、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构，鼓励和推广社区或邻里开展幼儿服务志愿服务，但是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打破了原来城市中“熟人社会”的邻里关系，孩子的看管和教育问题早已积重难返。
在安邦看来，鼓励生育是一个综合性的、长期性的系统问题，大胆抛弃人口增加是社会的负担以及人均资源不够这样的错误论调，适当调整晚婚晚育的观念，减少女性在事业关键期迎来生育的两难境地，并在户籍制度以及城市设计上，有意识地促进亲人、熟人在一起生活，为照顾孩子提供保障，或许能为未来鼓励生育做出一定的贡献。
如今，中国人口面临的严峻态势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今年上半年人口出生的状况比去年还要糟糕很多，下降幅度至少在10%以上。当下，一定要抓紧构建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体系，在产假、孩子入托、幼儿教育、家庭负担减轻、税收减免、财政鼓励上下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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