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韦爱德教授在全球化智库（CCG）中美关系圆桌会上演讲。作者/供图

韦爱德（Edwin Winckler），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曾师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教授和研究员达40年之久。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校教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政治、比较政治社会学等，并依托上述学科理论研究中国问题，著有《台湾的政治经济学》（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1988）、《管理中国人口》（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2005）等学术专著，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韦爱德还曾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顾问、美国国务院政策咨询专家和原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等职。

他本是一个与中国毫无瓜葛的美国人，却几十年如一日，注视着中国、研究着中国；他是著名的人口问题专家，对于中国人口制度的分析精准深刻，并成功预测了中国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某些转变。他亲历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互动性战略调整，他常年在中国调研，与中国政界、学界互动交流频繁。他，就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爱德。

在2017年金秋与2018年8月的两次访谈中，韦爱德教授就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40年来的中美关系的变化、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战略、历史和政策角度，回答了笔者的提问。

•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印象

张梅：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出版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知道您和中国有着绵长而深厚的渊源，记得您第一次访问台湾是在1969年，第一次访问大陆是在1979年，这对当时的西方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少见的。请问您当时为什么考虑来中国？您眼中的北京当时是什么样子？

韦爱德：我1969年第一次去台湾是为了学习汉语，当然后来也作了一些研究，当时因为“文革”的缘故，我未能去成中国大陆。后来终于如愿以偿：1979年底，我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的临时成员，应北京城市规划部门的邀请，陪同美国城市规划部门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北京等城市。那时的北京与现在很不相同：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不过那时自行车是被大街上的行人骑着，而不是现在这样在人行道上成堆地躺着！

东道主的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国外来的客人非常友好。当时我惊讶地发现，尽管经历了十年“文革”，人们对公共议题和话题的兴趣却仍然很高，最近我在北京的调研（2017年11月至12月我又到了北京调研）也表明，这种情况依然如此。

张梅：您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吗？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韦爱德：我不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尽管我在20世纪70年代曾和他们一起工作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1966年，是由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公民、宗教和商业领袖组成的一个广泛的联盟。委员会的创始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众与中国公民的对话将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这是稳定和富有成效的中美关系的基石。成立初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广泛传播信息及公众教育。可自1972年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历史性的访美后，委员会开始成为美国对华开展公共政策交流最主要的组织。

委员会成员现由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美国人以及80多家公司组成，作为一个免税组织，其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国务院、私人基金会、企业、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感兴趣的公民资助。20世纪80年代，委员会将其在公民事务、教育、表演艺术和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几乎扩展到了美中交流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美中双方在社会治理、媒体、城市规划、国际关系、经济规划和管理等方面的持续交流。近年来，虽然委员会的很多办事程序已经顺应时势作了改变，但基本宗旨没有改变。

我认为，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美国与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利益摩擦日趋增多的今天，保持类似委员会这样的沟通渠道的畅通，无疑十分重要。

• 从研究人口问题到全面解读中美关系

张梅：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您看来，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哪些有代表性的进步？对世界有什么影响？请您用亲历见证的实例加以说明。

韦爱德：改革开放是一件好事情，也为我个人带来了机遇，我得以到中国大陆，见证并了解真实的中国。就我个人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改变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可以参与到你们生育计划的考察、了解和改革中来——我参与了1988年、1993年、1998—2000年、2002年和2005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并在2002年应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邀请担任该委员会的顾问。

中国是一个生育大国，可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口出生率突然大幅度下降，这让国际社会很是吃惊，为此，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于1993年专门派出一个研究团队来中国调查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原因，我作为研究专家加入到这个特派团中。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地区在1991—1992年执行计划生育，使得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但1995年中国在实现了“低而稳定”的生育率后，停止了此类大规模执行运动。1998—2000年间，我参加了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举行的一系列研讨会，当时中国政府陆续派人口政策代表团前来美国参加与人口管理有关的“高级领导力培训”项目，我的任务是向他们讲清楚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如何成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问题的。2002年，应当时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盛情邀请，我还研究了该委员会的改革方案，采访了中国一些中央和省部级官员，并访问了两个改革试点地区，其中一个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偏远县。

在我看来，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是现代历史上最快的，婴儿的性别差距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变化导致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社会保障危机迫在眉睫，引发国内外关注。中国人口变化背后的政治进程是什么？中国的人口政策对于政权稳定、中国人民的生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政治影响？基于这些思考，我与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教授合作写了《管理中国人口》一书，通过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全面解读，记录了1949年后中国人口的逐步“政府化”（governmentalization），以及政权、行业和个人管理能力的显著增强。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强硬的”生育计划方式向“柔性的”管理方式转变，实现了国家的间接监管和公民的自我监管。我的书将政治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发展了一种新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展现了对政权能力（regime capacity） “从上到下” 的政治学分析视角，而且包含了人类学“生命权力”（Biopower） “从下到上”的分析视角，更改进了过往研究对于制度形态和大众影响认识的不足，完成了“为制度分析注入情感”的任务。

我认为，中国的人口管理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创新性的分析视角，我力图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从收集到的文件、长期的实地调研以及对众多人士的采访——例如我采访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宣传者和批评者、守望者和抵抗者等——来讲述这些转变和其中的故事。本研究还揭示了行政对个体生育的深度干预，以及这些干预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深远影响。人口政策曾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落后领域，而现在正帮助中国走向更现代化和国际公认的治理形式。未来，中国将更依赖于市场化的变革、公共空间的扩展、广泛社会参与、法治社会与制度化变革，更加注重人口质量、人口政策与卫生等，解决经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环境、治安等问题。

张梅：可是，据我所知，后来您的关注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是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移民问题，还是对气候变化、中美关系等，您都发表了很多见解，甚至在财新网开设了个人博客，访问者超过21万。请问您后来关注点有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韦爱德：2010年后，我转向了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主要是应他们的要求，试图向其报告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政治和美中关系方面的最新见解。我曾在中国各机构发表演讲，主题从时事政治到社会科学理论，这些机构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每次我到中国来，我都会更新我的PPT。2017年来中国演讲的主题是关于特朗普，因为很多中国学者都想了解他，但是我试图解释的是影响美国政治和美中关系的更多结构性因素。为了回应中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强调其价值观所作出的努力，我还讲授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我特别喜欢与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交流，因为这能帮助我理解中国学者的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在我看来，美国意识形态之争主要是温和左派和极右派之间的博弈，也就是民主党进步派和共和党保守右翼之间的博弈，意识形态博弈主要体现在民主党的大政府主张与共和党的小政府主张之争，以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种族之间有关政府、经济等问题的博弈。尽管美国的政治家在演讲中经常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观，但是由于不同党派之间很难达成一致，实际上很难说美国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

此外，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我还就奥巴马政府在气候控制方面取得的进展发表过演讲和文章。2017年秋季，我曾提交了一篇关于儒学与气候治理的文章。我认为，如果要看人类长期的将来，应该慎重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气候变化存在多种可能性，克服这一难题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要了解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其次是采取措施限制气候变化幅度，最后是克服或适应气候变化。事实上，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很多关于“天人合一”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文化资源，应该深入挖掘、广泛宣传，推动儒家文化在气候治理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控制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破冰之旅”。图为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为邓小平举行欢迎仪式。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 美国的全球大战略基于哪些原则

张梅：美国公众、企业和政府如何看待并回应中国的改革开放？

韦爱德：很明显，你问了我一个大问题，我不能一下子给你满意的回答。总体来说，当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批评意见颇多，因为美国人认为自己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帮助很大。最初，美国想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对抗苏联，可是实施之后，美国人差不多忘记了这项政策。然而，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最初预想的方向发展，研究或制定对华政策的美国人越来越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前他们正在设法调整政策，以便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但是同时他们又不希望对两国关系造成太大伤害。

张梅：对比中国，美国在这40年走的是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中美双方各自采取了怎样的发展战略？

韦爱德：关于美中双方各自的发展战略，我将分享给你一篇我发表在《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5》这部论文集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我2014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的，它描绘了美国和中国之间40年来的战略互动。

事实上，从19世纪20 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成为美洲地区独一无二的大国。从20世纪40 年代开始，美国已经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有许多盟友，已经形成相当清晰的全球大战略，即美国主导美洲，同时防止其他大国主导欧洲或亚洲。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不久，布什政府和随后的克林顿政府就已经开始构想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领导地位。其基本理念是，既然美国已不再受苏联钳制，那么应该将其领导地位从“自由世界”向全球扩展，美国不仅应在军事领域，而且应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也掌握领导权。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条原则。

一是阻止竞争性大国（Rival Power）的崛起，诱使上升中的国家与美国合作，如果后者不配合则对其采取限制性措施。我不认同现在有些学者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这个概念源自古希腊，基本意思是斯巴达是守成大国，雅典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两国因安全问题引发战争。但事实是，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波斯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再举个例子，欧洲大国在过去四五百年间并没有发生权力转移，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间很少直接发生战争。事实上，守成大国为争取更多霸权，总是试图把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整合进已有的国际体系内，而不是孤立或攻击它们。同时，崛起国家通常也想加入已有的大国阵营，而并非想着推翻它们。美国可以接纳新兴大国的崛起，前提是后者拥护和平繁荣的国际秩序，哪怕双方对这一秩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美国不会接纳一个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新兴大国，也不会接受一个想要支配西欧或东亚的新兴力量。

二是识别并应对重大威胁。其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例如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是重大威胁来源之一，现在网络空间和太空也被涵盖在内。而中国在后两个领域内发展迅速，因此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美中两国如果能够在原则上达成共识，那么就可以在实践中解决分歧。

三是通过“民主化”，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逐渐向美国靠拢。这一点不仅便于美国行事，同时美国也认为可使其他国家受益。而人权则是这种民主化的附带原则（显然中国强烈抵制西方版本的“民主化”和“人权”概念），不过，现在美国已经不再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四是通过市场化，以美国为蓝本逐渐重塑世界。美国认为这一原则同样也有益于其他国家，能够带来经济繁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对华战略的基调一直是鼓励中国发展经济和外交，同时通过维持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军事存在“劝阻”中国军队进行军事“冒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运用这一原则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中国现已融入全球经济，并且欢迎进一步的国际市场化。可是，中国要求改革全球治理，并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张梅：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采取了怎样的发展战略？中美关系又为此做了哪些“互动式调整”？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这种战略互动？

韦爱德：如果说美国长期以全球领导地位作为其战略主题，那么中国则是一直将和平发展作为其战略主题。众所周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不断强调和平原则的重要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将和平视为其发展的先决条件。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力不断强大，中国仍不断重申其发展是“和平崛起”。

近来，中国调整了国家战略，将注意力从大国转向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和战略盟友（尤其是金砖国家）。因此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积极倡议在交通物流与外交方面对亚欧大陆进行整合，明确中国在亚欧大陆的定位，这可以被看作通过进取战略维护中国长远利益的举措。然而，量变（少做变为多做）会带来质变（从双边向地区，从西进向东进，以及从海洋向大陆转移），而质变会为中国此前宣布的战略目标与原则增加新的内涵。

总而言之，自1950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战略主要聚焦于地区层面，关注国家自身以及近邻，维持国家政权稳定，保护中国主权，同时发展经济。在公开场合，中国最为强调对外主权，而其中台湾、西藏和新疆又是重中之重。很明显这意味着，尽管常强调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保留在上述核心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使用武力的权利。显而易见的是，不论中国是否将其列为核心利益，在政权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都不会作出让步。美国也力图使中国在上述核心利益领域感到安心。奥巴马一再强调，美国将持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主权问题上，奥巴马公开重申其2014 年11月与习近平在北京进行的谈话，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中国”的组成部分，西藏（更不用说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问题特别体现在执行层面，特朗普政府至今没有任命新的外交团队，外交部依然是个空盒子。共和党的战略家科恩（Eliot Cohen）认为，特朗普已经破坏了美国与大多数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外国领导人们正在调整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不管是区域和全球，还是政治与经济。即便下届美国总统有新人选，问题也不可能完全得到解决，因为民粹主义选民对美国对外参与过多不满意。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外交政策精英原本有共同的方向，但现在越来越分裂，尤其是在共和党内。

随着权力的转移，美中两国现在都在调整它们的战略，美国做得少，中国做得多，美国的权力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占主导地位，它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正出现问题，同盟关系也在减弱，而中国的支持者在增加。中国有繁荣的经济、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精明的战略，如果把美中各自的情形作对比，中国占优势。但仍有不少国家怀疑不断强大的中国将来会怎么做，这一点中国也需注意。

• 特朗普的粗暴方式不能解决问题

张梅：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进入新时代”，请您谈谈对此的理解，以及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美关系的展望。

韦爱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去年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都在中国，通过CCTV13确实听到了很多关于十九大的介绍和评论。10月中旬，我在成都停留了几个星期，看到习近平主席发表演讲，报告用时三个半小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十九大为中国在未来30年的发展制定了许多切合实际的计划，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好的。

说到美中关系，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区别可能不是很大。因为最近几年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和分析家都认为，美国应该调整关于中国的政策。1978年以后，美国为了培植对付苏联的盟友，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但是没有谁能猜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会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如此强大。关于美中贸易摩擦，我对当前两国之间的对峙感到遗憾。当然，正如两国所理解和希望的那样，双方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在我看来，特朗普的这种无知和粗暴的方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我非常希望美中关系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不然以后我来中国开展交流和调研都不方便。

可是说到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展望，我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认为在讨论美中关系时，人们往往会强调两国相对权力的变化以及彼此带给对方的威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美中关系不是这么困难！两国领土相距甚远，很难给对方的生存带来致命威胁；美中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且经济上的竞争也是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但是两国人民对对方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均存有好感。当前，两国的利益分歧在不断增加，某些涉及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例如核扩散、太空、网络安全等问题也确实不易处理，但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增加，诸如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甚至为海洋安全制定相应的政策等。美中两国在什么情形下可能发生战争？在我看来，军舰意外碰撞、台海冲突、第三方找了麻烦、朝核问题以及经济冲突等，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注意。但是这些都和“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太大关系。美中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是通过某些特殊问题的具体合作来实现，尤其是当重要的全球问题只有美中两国协作才能解决的时候。

根据我对改革开放以来美中两国40年的战略互动，可以判断，未来几十年的美中关系将变得更加困难，重大机遇与重大挑战并存。

美中两国间可能会发生危机（例如正在升级的贸易战），但是鉴于双方都在测试并且了解对方的极限，危机还是有望可控的。两国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因为这对双方来说都将是一场重大灾难。然而，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双方绝不可能兵戎相见。这种可能性要求美中两国严肃地关注这个问题，以便努力避免战争。

　（作者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干校副教授、CCG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

原标题：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及战略互动——访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爱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