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一個黑暗的實驗
很多讀者應該聽說過“米爾格倫實驗”——一個關於“服從權威”的著名心理學實驗。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史坦利米爾格倫教授（下圖的E）讓一位志願者假扮“學生”（L）的角色，要求一群受試者（T）問題這位“學生”一系列問題。如果答錯了，受試者就按下電擊按鈕（實際上並沒有電擊），在牆另一邊的“學生”假裝發出慘叫，痛苦求饒。實驗還要求，在“學生”每次答錯後，受試者都要加大電擊力度。
一開始，大部分受試者都不忍心這麼做，但實驗指導人員不停鼓勵他們，保證他們不會因此受到懲罰。最終竟有三分之二的受測試者在聽到對方痛苦求饒、甚至假裝昏迷後，仍然繼續按下了更強的電擊按鈕。
這個實驗模擬了一種情境：如果你能保證自己的不受懲罰，同時又有“權威者”的鼓勵，你是否會突破良知的底線，做一些不道德的事？
這個實驗的結論非常遺憾，暴露了人性最黑暗的部分（雖然後續實驗表明不至於那些黑暗）：大部分人面對權威，會表示出服從，還會竭力自我說服，去加害他人。
不過，不同的人在實驗中還是表現出明顯的差異：畢竟還是很多人從一開始就拒絕這種不人道的實驗；還有一些人在邁過人性的那道黑暗門檻之後，突然沉浸在這個殘酷的“遊戲”中——他並不知道這只是遊戲。
什麼樣的人更可能服從權威去做壞事呢？法國格勒諾布爾—阿爾卑斯大學的社會心理學教授勞倫特▪貝格和同事將這個實驗繼續了下去。
2/5、五種性格，誰最容易服從？
猜一猜，假如你有五個同事參加“米爾格倫實驗”，誰最有可能是那個“服從權威者”？
同事A：一個有創造力、想象力豐富的高智商的“開放性的同事”
同事B：一個條理性強、非常嚴謹自律、且平時很正直的“有責任感的同事”
同事C：一個熱情、樂觀、擅於社交的“外向性同事”
同事D：一個易被人信任的、喜歡幫助他人的、善解人意的“有親和力的同事”
同事E：一個敏感的、容易焦慮的、常常自我壓抑的“神經質的同事”
其實這五個同事是根據“大五人格分析”中的五種性格特徵虛擬出來的，因為勞倫特▪貝格召集了80名測試者重複了“米爾格倫實驗”，不同的是這80人事先做了“大五人格分析”，並按他們最突出的性格分為五組：
結果顯示：在 “權威者”向他們佈置電擊“學生”任務時，其中“有責任感的同事（盡責性或嚴謹性）”和“有親和力的同事（宜人性）”這兩組測試者，更容易服從命令。
原來我們身邊那些看起來很“親和”，很“認真”的人，內心深處也有很黑暗的地方啊。
因為人格是很穩定的，過了幾個月，勞倫特▪貝格又重新做了一遍，結果仍然顯示：“盡責性、宜人性”與“服從權威”的比例正相關，而“開放性、外向性、情緒性”與“服從權威”無關。
為什麼這兩種人更容易屈從於權威呢？
題圖為丹麥剪紙藝術家Peter Callesen作品，下同
3/5、“宜人性”者是如何盲目服從的？
比較容易理解的是“有親和力的同事”，因為“宜人性（agreeableness）”的六個子維度中，就包括了“服從（compliance）”。
但是，以“宜人性”為主性格的人，其他幾個子維度（信任、坦誠、利他、謙遜、同理心）和“服從”會相互影響，比如：他們會本能地避免破壞大家默認的規則（信任、謙遜），或者避免令他人不安（利他、同理心），或者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信任、坦誠）、或者服從社會期待（謙遜、同理心），從而選擇“服從”，特別是“服從權威者”。
翻看記錄“文革”和 “反‘右派’”鬥爭的回憶資料，被“打倒的人”常常會驚訝地發現：那些平時與人為善的同事，大多不會違背“上面”的意願，什麼違心的話都敢說，什麼髒水都敢潑；反倒是那些平時跟誰都處不來的“刺頭”，就算不會站出來為自己話說，至少也不願意說謊。
以“宜人性”為主性格者，常常會以別人或社會的標準來判斷自己的行為 ，“米爾格倫實驗”的受試者事後被問及為什麼會同意這麼做時，他們常常會“無師自通”的認為，既然這是一項科學實驗，那一定是有社會意義的，我不是在做惡，我是在履行一個神聖的科學使命。
可沒有任何人這麼對他們說，他們本可以質疑這一切，也可以拒絕參與，但是他們沒有。
如果說，“有親和力的同事”更容易屈從於權威，跟這個性格的定義有關，那麼，“認真的人”一旦認真起來，那就是相當可怕的一件事了。
4/5、日本人的“認真”，沒那麼簡單
在二戰後的國際法庭審判中，很多犯下屠殺罪行的德國、日本戰犯，認為自己元罪，他們只是執行命令的軍人而已。
如果說“有親和力的同事”屈從於權威，是因為他們太在乎別人的期望，那麼，“認真盡責的同事”屈從於權威，剛好相反，是因為他們太在乎自己的職責。
“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是指我們控制、管理和調節自身衝動的方式。以“盡責性”為主性格特徵的人，往往具有相當強的成就動機，並有很強的自我管理能力，對秩序和規範有強烈的偏好，常常顯得刻板不夠靈活。
這個性格描述很容易讓我們想到日本和德國的民族性，“認真的日本人”和“嚴謹的德國人”不正是大家的印象嗎？
以日本文化為例，“職人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傾向。 日語中有兩個職場常用詞，一個叫“一生懸命”，意思是“一輩子把一件事做好”，新人入職的自我介紹裡都說自己要“一生懸命”；另一個詞叫“一筋”，就是全心全意專注於某事。
“一筋”很像漢語方言中的“一根筋”，但漢語中有點貶義，這就是中日文化的差異。
我們都覺得日本人很認真，但如果從中國文化出發，就很容易把“認真”理解為單純的優點，從而無法體會“日本式的認真”中不那麼人性化的特點。
舉個很“日本人”的例子，在1936年的“二二六叛亂”中，一群政變的青年軍官衝進反對擴軍的大臣高橋是清的官邸，將其亂刀砍死。臨走前，這些兇徒竟彬彬有禮地向驚魂未定的高橋妻兒老小鞠躬道歉：“真是打擾了。”
這種“極度的兇殘暴虐”與“極度的禮貌節制”融為一體的特點，在日漫中幾乎隨處可見。他們往往不關心自己所做的事情對不對，只關注是不是“一筋”。
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認真，還有一個印象，就是喜歡道歉、動不動就引咎辭職、甚至“切腹謝罪”。但奇怪的是，在二戰罪行問題上，日本的主流民意是避而不談的，跟他們日常的“認真形象”大相徑庭。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分析日本人性格的名著《菊與刀》中關於“日本恥感文化”的分析：
情況一：幹壞事了，可大家都不知道，那就不必自尋煩惱；
情況二：幹壞事了，大家也知道了，但都認為沒有錯，那就不需要道歉；
情況三：幹壞事了，大家也知道了，而且認為是錯的，恥辱啊，趕緊去死吧。
情況一和情況二是東亞文化的通病，華為因跑分作弊被“抓包”後，脫口而出的解釋是：大家都這麼幹。
但是，大家認為你沒錯就怡然自得，認為你有錯就“切腹謝罪”，這個180度的轉彎，就是日本文化獨有的了，其實是“宜人性”突變為“盡責性”。
在日本人的性格中，“宜人性”也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時刻注意不要影響他人，與他人保持一致，等等。看起來是美德，但與“盡責性”相結合，就變成了“日本恥感文化”——只要大家都同意，它就是正確的；只要大家都認為無罪，我就不必道歉。
當然，就像魯迅反思“中國人的民族性”一樣，很多日本文化人士對“日本民族性”的反思也很徹底，但在普通民眾中，這種民族性的“集體無意識”是很難改變的。
“服從”是現代社會秩序的基石之一，“按規則辦事”是網絡輿論最“政治正確”的聲音。但是，如果權威者以“服從”為由，要求大家做壞事，或者整個社會輿論無形的壓力，“要求”人們“以暴易暴”，此時，“對權威的服從”、“大眾輿論的暴行”，很可能成為悲劇的“社會病”。
5/5、非黑非白的人性
如果惡不能被接受為一種可能性，那麼善就是無意義的。
——安東尼·伯吉斯《發條橙》
還是把話題迴歸到“米爾格倫實驗”吧。
後來人們翻閱實驗記錄，發現米爾格倫的實驗設計有偏頗，人性並非如此不堪。實驗規定，受試者理解規則並同意後，一旦開始就不能中途退出，所以在“學生”的慘叫中，很多受試者很快把電壓升到最高，並不是因為喜歡作惡，而是想盡快結束這個噩夢。
既無法反抗權威者，又無法忍受內心良知的折磨，這恐怕是大部分人的矛盾心態。
另一些心理學家重新組織了類似實驗，並對其中一些變量進行了分析：
當受試者只下口令，不需要自己按下按鈕時，服從的比例上升到9成；相反，當“學生”與受試者在同一個房間，
受試者能親眼看到“學生”的慘狀時，服從的比例立刻下降到不足四成。前者說明人是一種多麼擅長自我欺騙和開脫責任的動物；後者說明大部分人還是無法直面自己的惡行。
如果測試地點變成商務樓，而不是大學或政府的研究機構，服從比例會下降到五成；
如果“權威者”中途離場，而助手又表現出不情願的神態，服從的比例會驟降到二成；
如果受試者看不到“權威者”，只是在電話裡接受實驗，那服從比例同樣不足二成，而且受試者試圖欺騙“權威者”，只是假裝按按鈕。
這說明大部分“順民”都是“假服從”，只要不威脅自己的安全，他們才不會把“權威”當回事呢。
很多人從這類實驗中得出一個結論：不要去考驗人性，人性根本經不起考驗。
但當我們理解的人性大多是處於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帶後，反而應該多一份對他人的信心，人性之美不在於你始終是一個正直的人，而是在那些灰色的底子上，偶爾閃過的那一點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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