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们唯有能够面对死亡，甚至开始凝视死亡的时候，才能转过来看人生到底是什么。

一、瑞典警察的暴力执法和安乐死

在开始文章之前，先说一下最近在网络上出现的一个热点新闻。

中国游客一家在瑞典遭到粗暴对待的事，闹的沸沸扬扬。

过程是这样的：

曾先生及父母抵达瑞典某旅店，因未到入住时间，曾先生提出付费在大厅椅子上休息，酒店方却不同意。

后来双方开始争执，最后旅店方让他们“立刻滚出去”并报警,曾先生说明情况但警方并未理睬，还强行将其父亲拖出酒店扔在地上。

父亲因患心脑血管疾病，当场意识模糊开始抽搐……

最终，曾先生一家被强行带上警车，随后警察将三人扔到郊区一座坟场后离开，所幸得到路人帮助，三人才得以返回。

而此事目前也已由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接手处理。中国外交部也进行了通报。

事件之所以会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官方已经介入，且以官方的形式怒怼瑞典政府。第二个原因则是我们应该如何摆正华人在西方国家的地位，似乎随着国人走出家门走向世界之后是件不得不面对的迫切之事；第三个是瑞典警方暴力执法，将老夫妇扔进坟场所涉及到的文化差异是否可以为这件事进行适当解释？

大致事情过程如上所示，事情的处理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瑞典官方的具体答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已经介入此事，并替三名中国公民发声，要求瑞典警方给予一个合理说法。在这里，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先不判断事情的是非经过以及对错，仅仅从医务人员的角度谈一谈瑞典警方将中国老夫妇扔进坟场这件事情上，西方人士和国人对待死亡的意识观念以及在面对这样事情时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应对心态。

在这里我先说一下西方国家对待死亡的态度。

在谈论西方国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时，安乐死这一项尊重老者或者患者临终意愿的制度似乎又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坎。

安乐死制度最初可以追溯到斯巴达时代，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但安乐死真正开始被关注，且得到广泛的传播却是在1935年，以英国成立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作为源头，三年后美国也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随后西方的一些国家、甚至日本也都出现了自愿实行安乐死协会。这些民间组织的宗旨在于使安乐死合法化。

尽管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以摆脱残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地采取同情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们想要通过这项制度告诉医生:一旦他们患了不治之症，生命行将结束时，不要再用人工延长生命的措施进行抢救。

虽然安乐死被正式承认的国家并不多，目前为止只有荷兰和比利时，但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上西方国家的步伐明显比我们走的更远。

二、西方国家如何面对死亡

死亡是人生的必经阶段，任何人都无法得以避免继续幸存。但如何面对死亡，似乎所涉及到的伦理、医学、哲学、人文以及社会道德等是我们绕不过的话题。而在这件事情上（虽然西方大部分国家还尚未以官方的形式承认安乐死合法化），但他们在面对临终死亡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豁达以及类似于“认命”的态度却值得我们学习。

而在瑞典警察这件事情上，我的老师（先前在瑞典待过半年）她和我说了她的看法。

在瑞典，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瑞典，人们并不忌讳死亡，当地的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往往是站在人生身体机能老化，应得到解脱的地位上看待，类似于古代道教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意识存在，所以在当地坟地并不代表晦气和不详的东西，相反瑞典这个国家的很多坟地都是景点，每年都有大量的人们去那里旅游。一来因为墓地环境优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打理，且井然有序，远离城市，无论是从空气质量还是环境氛围都是一个度假的好去处。二来，人们并不害怕所谓的幽魂之类，认为死亡是人生的终结，并不会带来其他不好的影响，坦然的面对比害怕以及憎恶更加的自然和符合人性。

我的老师还告诉我，他们住的那一栋楼里，第二层是社区诊所，第一层很多人可能都无法想象，竟然是殡仪馆。但是住在此栋楼里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反对和异议，更多的是把它当做自然而然的事。我的老师还告诉我，负一层停了很多的车，而殡仪馆车和私家车就停在一起，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西方国家的肥胖率和高血压往往居于高位，这和他们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学医的都知道，肥胖和高血压往往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而在西方的国家里，长期卧床的患者却并不多（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导致卧床，比如心力衰竭，脑梗塞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当人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会主动放弃治疗，通过缩短生命时间的方式来维持最后生存的质量以及生而为人的尊严。他们拒绝通过过度的治疗来维持本已失去活力的身体，选择主动放弃治疗往往成了大部分西方患者的最终选择。

尊重生命规律，维持最后生而为人的尊严是很多西方患者在患了难治之症或者不治之症之后的选择。而与此同时，治疗本身就会花费大量的金钱，但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往往并不使人感到满意，当持续的金钱投入无法换来有质量的生活时，接受死亡、直面死亡甚至是主动拥抱死亡往往是西方患者在生前所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的决定。而在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无论是子女还是医院，都无权再更改患者的意愿，尊重患者的遗嘱，主动要求放弃治疗甚至是主动要求死亡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所能行使的最后权力。

所以在瑞典警察处理三名中国游客的过程里，他们因为文化的差异无法想到坟场或者墓地代表着一种不尊重（但这并不代表着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相反，在很多西方人士的认知里，墓地反而是一个比其他地方更加适合他们眼中的”流浪汉“的去处。

三、国人如何面对死亡

虽然在很早之前，中国的古典哲学就对死亡进行了探讨，有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的名言；也有陶渊明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理解。但就目前而言，虽然我们的生活物质已经极大丰富，但是人们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上所采取的态度却和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在实际工作里遇到过很多患者，其中的一部分在就诊时往往已经失去了意义，还有一部分长期被慢性病折磨，往往生活很难自理，没有生活质量可言，同时所花费的医疗费用却并不低。在与这些患者或者家属打交道的过程里，作为医生，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于死亡的忌讳和恐惧，甚至在患者快要死亡的时候家属都避免谈论其关于死亡之后的事情，似乎再留有一天或者一些时间所带来的意义远远大于生前的消耗。不仅仅包括金钱、人力，也包括患者本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问题。

在中国，在公共场合谈论死亡并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往往都是回避的，甚至是主动逃避。曾经有一次，我和一个浑身已经插满了管子的患者的女儿谈论关于患者如果出现意外是否需要抢救的问题，不料却被患者女儿误以为我是在诅咒她的母亲，并由此带来了一些沟通上的麻烦。

也是因为无法接受死亡，或者说人们无法正视死亡，所以在医院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医务人员们跪在床前以“表演式”的行为来为患者进行心脏按压；家属要求决不放弃治疗，无论用多贵的药；人们大闹医院，认为是医生“害死”了他们的亲属等等。

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柯文哲曾经在TED中说过：“我们唯有能够面对死亡，甚至开始凝视死亡的时候，才能转过来看人生到底是什么。”

和西方一些群众对待死亡的态度不同，虽然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但是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害怕其实远远比医务人员们所想到的深刻。这一方面有文化因素在里面，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基础医学教育的缺失，人们无法以正确客观的态度面对生老病死。也是因为此，所以我们在医院里可以看到很多患者浑身上下都插满了管子，还有一些人长年累月的躺在床上，没有生命意识，没有主观看法，每天都像个植物人般被护工翻来覆去，丝毫看不到生而为人的骄傲和自豪。

我不能够说这种选择不对，选择本身就没有对错之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人们对待疾病，甚至是死亡的态度，虽然里面包含着哲学、道德以及伦理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客观认真的看待这个问题对于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中国来说却十分必要。

大部分中国人的经济条件并不富裕，如果家里面有一个长期卧床或者需要长期治疗但却失去实际意义的家属，那么家庭负担将会加重许多。当国家无法承担其这部分的费用，同时如果患者愿意放弃治疗，通过放弃这种方式来维持最后的尊严，这不仅仅是对整个家庭的负责和远见，其实更多的是在告诉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生死，如果它不会麻烦到别人的情况下。

但似乎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