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老学医的过程也是艰难的，曲折的，更是动人的。在岳老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入手的。张锡纯此书后人评价是中医近代最可师法之书，但入门就学这个，还是会有一些曲折的。之后，岳老辗转学习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临床，同样发现效失参半，不甚满意。于是又重读《伤寒论》《金匮要略》，从此，用之临床，得心应手，能够治疗疑难杂症，也因此坚定了对中医的信仰。之后，又阅读了《千金》《外台》等书，觉得其中精华，也是祛疾利器。岳老回忆1936年在山东那段时间，为了门面，生搬硬套学了一阵中西汇通，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正是“邯郸学步，失其固封”。在此之后，历经三个月的沉思，终于认识到：“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这一点灵光，竟终身受益。
岳老在回忆他学习第一阶段的后几年，逐渐发现偏执古方存在诸多弊端。一是临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少不了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的感受。另外一方面也认为经方偏于温补，如果对证候认识不清，同样会导致病随药变的局面。寒热温凉，一有所偏，在偏离病证、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致的。所以在治病处方时，要抛开成见，否则就会有一尘眯目而四方易位。岳老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一条心得：不守城府，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这的确是肺腑之言。
1950年在唐山，遇见了孙旭初等同仁切磋中医心得，这种心得交流，犹如高手过招，由此悟出的都是高招。那时，岳老认为：“仅学《伤寒》，易涉于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这一些认识，要是没有经历过反复的读经典、做临床，是得不出如此重磅的临床心得的。
1954年前后，岳老学医三十年了，这时涉猎了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对中医治病有了新的认识。学术水平也一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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