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中国国民精神的总运动，是在日军对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的狂轰滥炸下进行的。
在没有力量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决定利用优势空军力量，对中国大后方战略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首选目标。
或许日本人以为，把这座山城从中国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就能挫败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使其面临崩溃。
重庆，中国西部古城，位于嘉陵江与扬子江的汇合处，依巴山和巫山天然屏障，扼守着长江水路要冲，在地理上犹如一座天然军事城堡。
日军占领武汉后，曾仔细研究过攻占重庆的作战计划，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陆军无法突破大巴山和巫山山脉的险峻山路，海军也无法突破长江三峡的凶险水道。日军虽然被巴山所阻，但他们可以向重庆倾泻炸弹。
日本人把轰炸重庆的军事行动称为“政略攻击”。
“政略攻击”这一军事术语，最早出现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时日军大本营颁发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对“政略攻击”的概念作出如下阐释：“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
日军认为，他们实施的这种恐怖攻击，可以单靠航空兵的力量，就能让中国的战时首都体无完肤。——造成战争对手精神上的陷落，比起翻山越岭地进行地面占领，不但划算，且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征服。
至于国际法明确规定战争行为不得殃及平民的条例，日本人不屑顾。在对中国重庆实施的规模空前的轰炸中，日军以其不可理喻的疯狂与残忍，制造了世界空战史中最为黑暗的一页。
日军占领武汉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日本天皇批准了轰炸重庆的作战计划。随后，日军决定将陆军的飞行战队、航空兵的飞行团、海军的联合飞行队以及空战队整合在一起，以武汉和孝感为飞行基地对重庆实施轰炸：
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时，须集中兵力，投入优良的飞机，特别是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对中国各军可使用特种弹（红色弹、绿色筒、红色筒），但使用时须尽量避开第三国人居住区域。对毒气的使用须严守秘密，不留痕迹。特种弹指毒气弹“红筒”，“红色弹”是砒砷联系的，“绿色筒”是催泪毒气弹的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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