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三無”人員的白居易靠尊杜貶李完成上位
公元772年，就在李白駕鶴西去10年之際，白居易來到了這個世界。可是，環目四顧，辭工卓絕的李白身影無處幾乎不在，已被諸如孟浩然等公認為超凡脫俗的“謫仙”，他要走豪放派的創作之路，幾乎不可能逾越李白這座唐詩史上的珠穆朗瑪峰，想及此處，白居易不禁心裡一片冰涼。
身為男兒，自當豪氣寰雲霄，才是本色至性，然而，當李白把這種狀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後，不止是後人，就連當時的創作者們也都自感這條路被他完全罩住了，沒法再往前走了。
作為後來也被鼎力推崇的頂級文人，幹不過李白，自認文壇第二，不是白居易的風格，然而，就大氣豪放、劍俠錚錚的創作風格來說，他顯然已不可能追得上這位文壇巨匠，更遑論超越李白了。
如果不死心，非要順著這種男性化的路子繼續下去，那這位祖籍山西的文化人恐怕最終將會對李太白無比的糾結：白某仰望“謫仙”猶自醉，長歌樂天，可是樂在何處？
只恨蒼天不公，遲生七十載。
按常人的理解，白居易的終極出路很可能就是要一直活在李白的影子裡，即使與開創散文一脈的韓愈相比，也有所不及，文壇上將不會再有一個宗師級的大咖出現，或許，順著李白的文壇地位往下排，大概能掙到一個等值於“韓愈第二”的名號。
至於比肩李白，恐已無緣。
明明是身懷抱負的盛唐好青年，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李白像一具沉重的枷鎖，牢牢地鎖斷了他後來居上的道路。無形之中，李白讓包括白居易等人竟然產生了一種不可抉擇的歷史受挫感。而且，一旦這種感覺被文化人骨子裡高傲的自我歷史定位無限加持，那就會被放大為赤裸裸的“恥辱”認知。
這種由歲月沉澱和才華打磨出來的降維壓迫，讓白居易在盛唐繁華的鬧市中感到了一陣陣的寒意，興許，要找到自己的歷史位置，只能被迫去探尋另一條道路。
但是，一條路能不能走得下去，僅僅靠幻想就可以一勞永逸嗎？而且，作為一個無名氣、無佳作、無圈子的“三無”人員，白居易如果沒有新的“套路”和大招，要想在人才海量聚集的大唐王朝脫穎而出，無疑將會難於上青天。
實際上，面對近似於神化的“謫仙”李白，身為凡人的白居易有且只有另一條路可以選擇，就是向與李“謫仙”幾乎並肩而立的少陵野老杜甫杜子美集大成的寫實主義路數靠攏，並且，需要適時地向日漸興盛的杜甫一派獻上自己的投名狀。
用今天的經典營銷套路來看看，要想成功，得先拉出來一個“敵人”，最好是全民公敵的那種類型，自己能起的作用最好是撩撥出文化人特有的“尖酸”（市儈）、“刁毒”（深刻）狠勁，將火力攻擊攻擊參數和打擊方法普及到有敵無我的兩難地步，就會源源不斷地獲得足夠的槍支彈藥（專指批判文章、詩歌等），既能從根本上讓自己抽身出來進行深度攻擊的思考，也可以間接完成將個人謾罵攻擊提升成鼓動群體性思想解放運動的改造，從而一舉確立自己的影響力。
這不，白居易朋友圈裡的一位老鐵元稹也想到了這一層關係。
於是，兩人似乎心有同感地採用了抬高另一個文壇身份和地位幾能與李白相抗衡的杜甫來作為打壓李白的手段和幌子。
元稹在《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這樣說，我讀了很多詩，從古到今，就只有杜甫這位大神，‘知大小之有所總萃’，往遠處說他能觸摸到孔丘屈原的風騷高度，往下能與魏晉諸朝悲情風骨一脈相襲，即使比起唐朝前期的蘇味道、李嶠、沈佺期和宋之問等詩歌形式創作者，也是勝出很多，那怕是與那些追求華麗、孤傲的一些突出前代文化人相比，杜甫也是高明瞭好幾籌，簡直就是薈萃了古今詩歌優點的文化中心，是唯一讓我受到心靈震撼的文化大師。
但是說到李白時，元稹忍不住“尖酸了一把”，‘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那怕當時兩位大咖都在世時，就已是公認的並肩齊名的泰山北斗級殿堂大宗師，也是親疏有別，褒貶不一。元稹硬是要說杜甫的作品很完美，已勝過了李白。而且，他更為要命的評價是竟然拋出了“杜甫天才論”的觀點，說每次看到他的詩卷，都感覺是和至情至親的人在一起，作品裡描述的就是當下發生的現象，一點都不牽強附會地拍古人馬屁。
好一招含沙射影，借屍還魂的“拍馬屁”妄招，既拔高了自己模仿對象杜甫，間接抬高了自己的身價，又用理論和名人作背書，狠狠地刁難了不可逾越的李白，巧妙地混淆和轉移了世人的注意方向！
而白居易的評價就更有意思了。
在他被貶官到九江做相當於今天的處級官員江州司馬時，在創作的《與元九書》中，白居易說，杜甫的作品太多了，僅僅是有現象級傳播價值的，就達到“1000+”的數量了。至於作品的質量，全部都是能貫穿古今、辭藻拿捏、體裁格式非常考究的‘盡工盡善’的優秀佳作。
而李白的作品，雖然才氣橫溢，遐想連篇，普通人也確實達不到這個水準。但是作品卻不夠寫實，太虛套了，比起千餘年來文脈傳承而成的“風雅比興”模式，李白連十分之一都達不到。
翻譯成白話文來說，就是杜甫走的是正統路子，而李白卻偏愛奇門怪招。
所以，白居易和元稹似乎就像是經過一番的策劃，“毅然決然”地邁出了寫實主義的步伐，從此之後，他倆將‘無復依傍，不寫賦古’，不寫那種為古人貼金的詩歌文章了。
似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了江湖，就了計較，兩個實力相近的文壇巨人身系的江湖計較，總需要一個王侯將相的排序。
彷彿在他們的眼裡，李、杜兩種文化模式的比較，早已高下立判！
這個時候的白居易，雖然做官的進程遭遇低估，但是經過多年的打拼，已在文化領域奠定了很高的地位，差不多就在九江當司馬的第二年，四十四歲的白居易還高調推出了人生的巔峰大作《琵琶行》，一曲‘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不必曾相識’，不禁讓人心有慼慼、肝腸寸斷。
已過不惑之年的白居易提出了對李白和杜甫的定位，其實，也是希望用尊杜貶李，來為自己正名。隨著諸如《長恨歌》、《琵琶行》等大作相繼創作出來，白居易自然不甘於在李杜面前高山仰止，也不希望自己要為計算李白遮擋自己的陰影面積而苟活一世，更不能容忍自己百年後還被李白杜甫“欺侮”一頭。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白居易此刻的心思，大概應該是這樣的情形：予自創作《琵琶行》等大作成功後，自感已至無劍勝有劍、無招勝有招境界，昔日只能尊仰的李白杜甫，如今已能平視、觸及。
02
白居易的“納什均衡”策略
在唐朝璀璨奪目的文化人裡面，星光熠熠的大詩人、大文化方家比比皆是，如果缺乏強大的積澱和營銷，很有可能就淪落為平庸的普通人。
然而，尙古尊崇前輩巨人是所有文化的通行法則，被尊為“謫仙”的李白雖然已逝去多年，但是鑑於他的信手法古、超然脫俗的驚人創造能力，還是足以成為包括元稹白居易等人內心難以釋懷的怪疙瘩。
那麼，面對這種局面，作為後來人的白居易是怎樣完成逆襲的？
面對橫亙在白居易面前的的李白杜甫兩座巍峨高聳的雙子峰，尋常的攀登方式，恐怕只會淪為替前輩們端茶倒水、擦桌鋪紙的稚嫩書童，即使是韓愈這樣開創了唐宋古文全新格局的一流大家，也對李白的成就望而卻步，倘若循規蹈矩，也就是‘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的張祜那種模擬水平而已。
當然，能說這種作品不高嗎？顯然，結論不是那麼輕易能得出的。只是，今天的人們依稀記得，在距離張祜生活時代的一千多年後的20世紀，一位豪放直追李白、還看今朝的政治文化大咖，也信筆寫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積水三千里’的佳句，豈非也是一種頗具價值的微創新嗎？
但是，早早在政治生命上失去競爭力的白居易除了深耕職業文化人這條路之外，意欲染指權貴政治圈顯然已然不可能，他追求的，不止是寫出一兩篇驚世駭俗的大作就完事的，而是渴望在浩瀚如煙的中華文化上留下獨樹一幟的精彩華章。
留取功績照汗青！
千百年後，即使創造者已與一抔黃土合二為一，哪怕人們不知道他曾經做過刑部尚書等省部級高官職務，記不清楚他還曾經獲得皇帝贈予的“尚書右僕射”的無上稱號，也希望能記得諸如《長恨歌》、《琵琶行》等大唐文化的扛鼎之作，以及配套的樂府文化創新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論基調。
與李杜同時代的文化創作者無疑是遺憾甚至是近乎悲壯的一代人，在厚度不及杜甫、創造力不及李白的前提下，只能被動計算李杜在自己內心上的陰影面積大小，然後，選邊站隊，或遵循李白風格，或拜服杜甫路線，已然再無第三條道路可供選擇。
但是對於白居易來說，固然模仿無法比肩李杜，但從深研李杜的成長曆程來看，他心中的李杜彷彿又是另一種悲情元素的彙集。
李白才情似神仙，但卻終身無法通過科舉考試晉升為上層主流人士，雖然皇帝額外開恩賞賜他躋身進入長安精英文化圈的翰林院供職，由於不是通過正規途徑得來的，難免與其他同僚們有些格格不入，遙想及此，白居易不禁替“謫仙”李白輕輕嘆息了一聲。
而杜甫更為悲慼，橫下一條心要通過科考翻身博取功名富貴，結果卻因宰相李林甫給皇帝玩了一個“燈下黑”（李林甫說，這天底下的人才都在皇帝您的身邊，社會剩下的，都是些菜鳥、垃圾，沒啥水平。結果，處處被照耀得光芒四射的皇帝就這樣被身邊人遮住了雙眼，採納了李林甫的主張，不讓社會人士考試了。）的鬼把戲，徹底失去以“正道”進入國家公務員序列的機會。
這兩位文壇的絕世巨擘，一輩子都只能在權貴門下左右委蛇、蠅營狗苟地討生活，永遠只有做臣僚的命運，終身要看人臉色而活，始終沒法做到財務自由和人格自由的兼顧。
這也是李杜那種純粹的文化人無法切入的資源轉化渠道。
自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當家之後，隨著將承載知識學問的科舉考試列為首要、主流的階層晉升渠道，也成了影響唐朝甚至以後諸朝最主要知識變現通道。
白居易二十八歲考中進士，年紀輕輕就一腳邁進了主流精英圈裡，擁有了做官甚至是擔任朝廷高級職務的國家憑證，是李杜窮盡一生都難以企及的進取資本。
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對他學問過硬、紮實的權威認可。有了這個高級國家公務員的競聘資格，豈能不在心裡睥睨那些難以科考致仕為官的“下層民眾”？
有了這種心態上的優越、自負，不正是他們在攀比甚至的批判李杜時，為自己找到的某種心理平衡？
甚至可以說，後來元稹、白居易等人火力全開地攻擊李白、諂崇杜甫，未嘗不是這種通過科考晉升為社會賢達的知識人士，借用朝廷賦予的身份遮掩自己謀求自我歷史、文化定位的策劃。
倆人半夜行走，吹哨壯膽！
那頂蓋著朝廷大印的進士帽子就是他們嘴裡的口哨！
巧合的是，後來的白居易也確實在杭州等地做了地方大員，督促百姓在杭州西湖修建了著名的“白堤”，還在晚年升任了中·央政府統管全國司法工作的刑部長官，即使是後來實在因身體原因辭官不做了，也還可以憑藉之前的皇家和朝廷的恩賜，能在房價地價高企不下的經濟文化中心東都洛陽龍門鎮弄一處地安置自己，真的可以傲嬌了！
以我所長，攻爾所短。
有了驕傲的本錢後，白居易們自然就有了將神仙打回凡塵的戰略底氣了。
自古仙佛不可褻，唯有凡人可動刀，只有讓仙佛墮入紅塵還俗，成為普通人眼中的標配路人甲，才有更多的攻擊點。
只是，要做到這一步卻是非常不容易。首先，質疑者必須是資深的文壇領袖，如果白居易不是在貶謫九江期間，因才情泉湧創作了《琵琶行》等優質作品，成為當時的頂尖文豪，只怕再有適當的理由，也會被廟堂江湖的各路文人們“鄙視”一番。
其次，白居易似乎頗具有“納什均衡”的腹黑本領。在與李杜的計較中，他不是一竿子直戳兩大巨人，而是動態、有選擇地分化對待，尤其是針對一些騎牆觀望、沒有深度理解李白創造價值的中間派傻白甜粉絲，白居易擺出了一套能落得了地的理論——‘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作為支撐，再以讓普通人能理解的創作模式寫了一些深入淺出的作品來自證其說。
仔細琢磨後，人們赫然發現：在對待李杜的歷史問題中，白居易採取了對杜合作與對李鬥爭的不同博弈手段。
這裡，我們需要深刻的認識一個現象，當李白和杜甫作為兩大盛唐的現象級文化符號被歷史認可後，白居易在上位過程中，通過“揚杜貶李”就搞出了一套符合納什均衡的策略混搭。
首先，推出元稹等人為抬高杜甫，通過為杜甫擊鼓吹笙、抬轎扶軺，為自己的寫實風格找一個靠譜的“乾爹”，完成文化宗師慣有的淵源承續鍍金。
其次，加速巨人粉絲的分散導流運作，通過找“爹”，讓同為寫實的杜甫粉絲合理流向白氏的朋友圈，用較低的機會成本轉移乃至截胡了寫實路線的用戶群，較為輕鬆地獲得務實主義鐵粉（也包括部分腦殘粉）的擁戴。
作為兩大最具有號召力的文化符號，李杜各自都擁有強大的粉絲團（當然，李白可能稍多一些），要完成自我夙願，就必須將李杜適當切割，並且讓自己自動融入到杜甫陣營中，成為“後杜甫時代”寫實文化的旗幟、標杆。
在上表中，如果白居易在創作《長恨歌》的三十多歲時，用‘為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的腔調提出這個博弈理論，那麼，可能就會給人一種諂媚君權的猥瑣印象，進而掉入想同時涉獵李杜兩方的原味“納什均衡”陷阱之中。
此時的白居易，大體相當於‘予自創作了《長恨歌》以來，已漸有重劍無鋒的體驗，與巨人李白的距離也就相差一個維度而已。’
要在這個階段為自己強行踩著李白上位，肯定會遭遇很多白眼的掃射。
但由於文化是一個不能模糊與投機的對立領域，最終兩派的基本粉絲群誰也不會認可，甚至還會同時得罪李杜兩派的大多數粉絲，不得不用鮮血和落魄為自己的失敗買單，無疑是下策。
而如果同時打擊兩大現象級文化符號，肯定將同時會遭遇李杜粉絲的強勢反擊，直接就出局，更是下下策。
比較合理的選擇是根據自己的現有的以及可挖掘的潛力，必須有選擇地拉一方打另一方，挑動甚至是升級雙方的鬥爭內容、形式。這樣，一些無暇辨識真偽的中間騎牆派容易被圈進來，成為左右輿論風口的關鍵力量，無疑是合理的優選路徑。
再次，還要讓自己拿出非常有震撼力的拳頭作品壓住場子，確保李白死忠擁躉，比如張祜等藉機反撲復闢。
白居易以在多次擔任中高級朝廷官職的官家身份和擁杜引發的朝野力量合力背書，準確地為各方在批李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利益訴求之際，巧走龍蛇地撩撥各個利益圈，終於實現了借勢上位的終極目標，而一起搖旗吶喊的元稹、李紳等人在幫他賣力鼓吹後，還樂呵呵地對外宣傳，以後再也不學習李白的賦古避今、徘徊仙塵的高逼格創作模式，頗有點要白居易死撐到底的架勢。
實際上，願意為白居易背書的，又豈止的唐朝文化圈和權力圈的大咖們，到了北宋，身為宰相文豪的王安石以及蘇軾蘇轍兄弟等人也不遺餘力地加入到批李之中，即使到了近現代，隱約還能看到諸如王國維等文化方家還沉浸在白氏成名的動態策劃說辭中，‘我看歷史上的有名牛人，也就是屈原、陶淵明、杜甫和蘇軾這三四個而已’，儼然一副不把具有大開大合創造力的李白放在眼裡的腔調。
很快，在白居易和其他一些力圖自塑文壇地位的顛覆者們的努力下，社會大眾和輿論對攻擊李白的風向居然扭轉了，批李務虛的運動喧囂塵上，讓厚道本分的韓愈等看不下去了，在《調張籍》中，開篇就擺出態度‘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將李白排在了杜甫前面，指出那些批判簡直就是‘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也參與到了護李一派，與批李風潮形成了對峙，頗有點中唐思想爭鳴的態勢。
仔細研究，白氏均衡大致是這樣形成的：推崇杜甫，讓杜甫派揚眉吐氣，給了他們自發擠兌李白派的精神糧食和持續鬥爭的動力。同時，作為杜甫之後，現存的最有代表的寫實高手，他活靈活現地創造高質量的詩歌文章，讓李白派大多數平庸者不得不放縱其“放肆”論調氾濫成災。
最後，用自有影響力在高層與主流圈與李白派搶奪即時話語權，終於天遂其願，伴隨著白居易、元稹等人的崛起，自秦漢魏晉及先唐以來的朝野兩股迥然不同的文風終於都被雕刻上了服務權力的精緻功利主義基調，淪為權貴的奴僕。
再說長遠一點，四百年後的南宋文風的嬗變，或許，也能從中一窺端倪。
終於，在這個感情細膩的雙魚座文化高手身上，歷史和文化成就了白居易，也讓一系列的李白翻案努力變成了黑暗的星點螢火蟲，快閃快滅。
還算幸運的是，在批鬥李白的大趨勢形成後，白居易並沒有沉迷其中，而是繼續創作，給後人留下了許多白話版的文化佳品，漸漸晉升成了後世大多數認可的唐代三大頂級文化人。
亦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歷史補償吧。
帶給我們的思考：
為什麼文化人會急於向權力和財富妥協？其實，根源在於知識擁有者嚴重缺乏變現的有效、合理通道。匱乏的、甚至的落魄的現實環境，讓知識分子們漸漸放棄了內心抵抗，逐漸走出自我的圈子，與現實和權力沆瀣一氣。
巧合的是，白居易等人對李白的批判暗合了傳統文化的軌跡：
1、是秦朝用“焚書坑儒”的暴力手段摧殘了文化的多樣性，讓權力首次有了凌駕文化的優越感。
2、是西漢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哲學格局調整則是將權力由人格化升級為神化，讓一些野心勃勃的雄主們找到了踐踏文化的合法外衣。
3、是唐朝白居易等人批判李白而強走現實主義道路的變革，則是一次在詩歌散文領域向權力諂媚的投名狀，是第一次從形式上和內容上的局部調整。
4、是兩宋的程朱理學則完成了文化人格的自我閹割，至於後來的陸王之說，簡直就是文化內部面對現實的擠壓，自我退化的一次體現。
5、是到了明初，被長時間侵蝕的文化，終於以“八股文”等機械模式徹底淪陷為權力的奴僕，心甘情願地跪拜在權力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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