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晚清的天，是签约的天，割地赔款不喜欢。
不喜欢也没办法，该签还是要签。有些条约是兵临城下被逼而签，有些条约是主动示好而签。因此，有些是不平等条约，有些则是平等条约。签订不平等条约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强势一方希望利益最大化，弱势一方希望将损失减小到最少。但条约不管平等不平等，白纸黑字，一旦签字就要无条件执行。这就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西方的说法。翻译成中国话，就是人无信不立。话虽如此，但在小聪明遍地的国度，再庄重、严肃的事情都可能会被当作儿戏。
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与法国联手，攻广州、陷大沽、占天津。1858年5月20日，大沽口炮台彻底失守。26日天津陷落。京师大震，咸丰吓得腿直哆嗦。这些烂红毛夷人，咋这么猛，莫非喝了啥红毛药酒？
英法向清政府发出通牒，要求速派大臣到天津谈判，否则将进攻北京，端了咸丰老巢，让紫禁城变为故宫。本来得知英法联军北上时，咸丰就让地方官员及时封堵、劝导。没想到洋人如此凶猛，直接打到了天子脚下。这下，只能去谈判了。
咸丰决定两手准备，两手都要硬。一边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谈判。一边加紧布防通州，兵勇、民团、绅民全部调动起来，全民皆兵。咸丰的本意是，此次只是谈判、议和，并不是签约。议和也是有底线的，比如不能让洋人驻兵北京。一旦议和不成，谈判破裂，干脆就直接决一死战。
《天津条约》签订现场
英法方面很强硬，要的就是签约。结果，有一条让咸丰实在无法接受，那就是外国使节驻北京。今天感觉很正常，但那时则意味着奇耻大辱。咸丰是这样说的：“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众大臣也纷纷反对。但英法毫不退让。关键时候，中国人的聪明就派上了用场，桂良直接就签字了。《天津条约》就这样诞生了。
没有咸丰批准，他为何敢签字？原来桂良是这样合计的，签约并不当真，只是缓兵之计。一旦形势有变，自己出来当替罪羊即可。他是这样和咸丰说的，原话照录在此。
“情甘认罪而忍为此者，盖时势当危急之秋……此时英法两国合约，万不可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时退却海上兵船，将来倘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原来，桂良的得意算盘是先让洋人退兵，条约无非几张纸，将来皇帝以办错事为名，给自己治个罪，就完全可以把条约撕毁。什么鸟条约，完全就是废纸而已。
这就是当时官方的态度，完全将条约视为儿戏，根本没当回事。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咸丰当时也是默许了桂良的行为，继续让他去上海谈判、签约。咸丰对使节驻京、北京换约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命令僧格林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要武力对抗。僧格林沁调集了5万军队，阻止英法使节入京。
天津谈判时，咸丰就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没想到，答应人家、签完条约后又不想执行，继续以决一死战的态度阻止条约执行。这逻辑真是搞不懂，反正都是决一死战，为啥要等签了条约再打，还背上了不守信用的恶名。
英法洋人就是一根筋，签了条约就当真。使节不让入京，断不能忍。于是，英法联军开着大批战舰再次跑到天津大沽口，坚持要进京。双方就打了起来。咸丰后来又想谈判议和。这回英法联军不再上当，要求清廷必须全面履行《天津条约》。除此之外，又另增加了条件，开辟天津通商口岸，还要赔款。这等于是条约不执行附加的惩罚条件。这回清廷终于没再接受，直接开打了。
其实回过头来看，与其二次谈判再打，还不如第一次谈判时就打。何必费那个劲，又耍小聪明，又被人看不起，还遭到厌恶。与洋人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洋人的脾气竟然还没有摸透，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两国博弈，耍个小聪明或许也可以理解。反正为了政权稳定，一切都可以不择手段。但这种逻辑用在国内还行得通，用到国际上就是找打。这点在当时的朝廷上下，几乎无人能理解。
如果当时第一次天津谈判，始终坚守底线，不行就决战的话，或许也就没有了后边这些烂事。即使打败了再签约，至少也是曾经勇敢反抗过，同样会赢得国际社会尊重。如此耍小聪明后，再与人家决战，就成了背信弃义。然后，自己再像怨妇一样抱怨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就很搞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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