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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國內首個經濟特區，2018年GDP突破2.4萬億元，經濟總量居亞洲城市前五。
汕尾，粵東重鎮，全國13個革命老區之一，地腴水豐，區位優越。
2011年的春天，廣東省委省政府批覆《深汕（尾）特別合作區基本框架方案》，在汕尾海豐圈定468.3平方公里“寶地”，設立“深汕特別合作區”，委託深圳、汕尾兩市共同管理，開啟以“飛地經濟”帶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改革試驗。
8年後的又一個春天，當第一縷朝陽噴薄而出，從深汕特別合作區管委會大樓向東眺望，只見遠山如黛，層巒疊翠。
短短几年間，從一片黃泥土到平地長高樓，由雜草淺灘變身“黃金深港”…… 目前已有包括綠地、華潤、中建、騰訊等一批世界500強企業入駐深汕特別合作區，鹽田港、華僑城等一批國有企業領航投資，從147米高的東部大廈到211米高的綠地中心，再到238米高的創新中心，“深汕高度”不斷刷新；從新能源、新材料到機器人、智能裝備，“深汕質量”不斷提升。
深汕特別合作區，這個必將載入城市發展史冊的“中國飛地經濟發展模式首創者、飛地治理模式首創者、飛地農村城市化首創者”和“區域協調發展的生動範例、創新典範”，影響的不僅是7.73萬“深汕人”，它也悄然改變著深圳、汕尾乃至整個廣東的發展戰略格局。
國家戰略，廣東試驗，深圳實踐，這一宏大邏輯正在南粵大地生動演繹；作為飛地模式“探路人”、協調發展“開拓者”的深汕特別合作區，開啟了區域資源互補、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引擎”。
深汕特別合作區先進製造集聚區一隅。
大膽設計的“特別合作”：
“深汕飛地”創新區域協調發展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被正式確認，並作為七大戰略之一，首次上升到國家戰略。
區域發展不均衡是我國基本國情之一，諸如京津冀協同發展、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都是在推動區域協調向更大範圍和更高層次“挺進”，讓不同地區之間實現優勢互補、資源互補、要素互補，發展“飛地經濟”是一個重要選擇。
近幾年來，全國各地合作建立的“飛地”園區眾多，模式多樣，發展路徑不盡相同。在中央層面，探索跨行政區劃治理已經開始。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行政區劃是促進區域發展的資源，而不應成為發展的掣肘和障礙，已經成為基本共識。
在這方面，深汕特別合作區無疑已經邁開了重要的步伐。據瞭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對設立隸屬深圳市的深汕法院、深汕檢察院高度重視、大力支持。與此同時，立法先行，可謂是廣東省在深汕特別合作區這個探索和實踐中的制度化建設和保障的重要一環。從此前深圳與汕尾共管模式下的《深汕特別合作區發展服務規定》，到深圳全面主導建設管理背景下擬提交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深汕特別合作區條例（草案）》，正在探索一條行之有效、可複製可推廣的區域合作、協調發展的制度化創新的路子。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探索實踐引起了廣泛關注。
2017年，國家8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支持“飛地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要創新“飛地經濟”合作機制，為推進區域協同發展做出新貢獻。鮮為人知的是，在此《指導意見》出臺之前，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有關領導專門約談了深汕特別合作區主要負責人，瞭解深汕特別合作區在區域合作管理、產業共建、利益共享方面的創新做法，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深汕特別合作區很多探索實踐已經走在了全國前列，並將深汕特別合作區有關做法吸納進《指導意見》中。
創新區域合作模式，勇於先行先試的廣東在數年前就下好了一步“先手棋”。早在2008年，廣東省成立深圳（汕尾）產業轉移工業園，該園部分位於汕尾海豐縣鵝埠鎮，是省級產業轉移工業園，由汕尾、深圳兩地政府共建，規劃面積為13.08平方公里。
當時戰略設計是，以建設產業園區，集聚一批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和主導產業，成為粵東西北地區工業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隨後發展中，該園區確實也發揮了促進珠三角地區與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合作的主要載體和輻射帶動區域工業發展重要引擎作用。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深圳（汕尾）產業轉移工業園的做大做強，為深汕兩地下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2011年2月18日，廣東省委省政府批覆《深汕（尾）特別合作區基本框架方案》，決定在深圳（汕尾）產業轉移工業園基礎上設立“深汕特別合作區”，規劃範圍包括海豐縣的鵝埠、小漠、鮜門、赤石四鎮和圓墩林場，總面積468.3平方公里，委託深圳、汕尾兩市共同管理。
深汕兩市共建深汕特別合作區，可謂優勢互補、各取所需。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力推“騰籠換鳥”戰略，推促珠三角地區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粵東西北地區。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某些環節，特別是生產環節，向周邊城市擴展，形成了新型“前店後廠”模式，是一個不可避免發展趨勢。藉此，發達城市既可為高端產業發展騰出空間，也可對口幫扶經濟落後城市，汕尾就是深圳對口幫扶城市。
“深汕特別合作區”的誕生，可以說是一次突破行政障礙、在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的戰略設計，而這種設計的背後考量，不侷限於深圳、汕尾兩市的利益格局。設立“深汕特別合作區”最大特色，是超越了平常意義上對口扶貧、兩地產業轉移的概念，將深圳單向產業轉移到汕尾上升為雙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特別合作，將對口幫扶上升為互利互惠、共贏發展，最後達到帶動汕尾市跨越式發展、拓展深圳市發展空間的共贏。
其誕生背景，既有國家大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也有廣東對區域創新合作的試驗，又值廣東實施“提升珠三角，帶動東西北”戰略的歷史契機，因此，深汕特別合作區設立之初便肩負了更大使命——通過特區帶老區、財富帶資源、經驗帶空間的組合，為全省乃至全國的區域協調發展探出新路子。
深汕特別合作區按照一座城市的規模、功能、建制設立的“飛地”，稱得上是中國“飛地”中的特區，是發展“飛地經濟”的典型代表，其實踐創新經驗對於探索全國區域合作具有極高的示範作用、借鑑意義和先行價值。
2018年，深汕特別合作區提出要奮力打造“中國飛地經濟發展模式首創者、飛地治理模式首創者、飛地農村城市化實踐首創者”。這樣的首創，可為國家在體制機制、城市規劃和產業建設等方面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思路和舉措，積累可供借鑑的建設經驗，吸引了全國很多地方前來“取經”。
深汕特別合作區機器人小鎮首發項目——深汕灣科技城效果圖。
佈局長遠的“廣東試驗”：
破解省內經濟發展不平衡難題
設立“深汕特別合作區”，可以說是廣東省委、省政府長遠佈局的一次“廣東試驗”。
作為國內經濟第一大省和改革開放前沿陣地，廣東擔負著“四個走在全國前列”的時代新使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承載著中央的特別期許和重託，而當務之急，就是破解省內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難題。
建設發展深汕特別合作區的過程，就是廣東一次重要的“解題”過程。深汕特別合作區將是汕尾借力騰飛的戰略支點，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佈實施後，深汕特別合作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東部門戶，是大灣區核心城市向東拓展輻射的重要支點，是帶動粵東地區發展新的增長極。
回顧這場“廣東試驗”的8年探索史，其實也並非一帆風順。作為全國首個省級特別合作區，深汕特別合作區的建設並無先例可循，從一開始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恢宏的願景投射到實踐中，實現起來存在不小的難度。成立之初，由於規劃未明確、體制機制尚未完全理順，這塊跨市合作之地也曾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分歧。再加上深汕特別合作區所在區域的工業基礎幾乎為零，市政配套基礎薄弱，因此，產業尤其是高端產業的落戶慾望並不強烈，企業對這塊“特別之地”更多是抱著觀望的態度，有的來考察了六七次還是決定放棄投資。所有這些，都影響了深汕特別合作區初創時期的發展速度。
如何建立良好而順暢的溝通合作機制，形成“1+1>2”的特別合作文化？廣東省委省政府順勢而為，隨即研究創新優化體制機制。一方面，明確了領導班子和深汕兩市職責分工：深汕特別合作區實行管委會主任負責制，管委會主任由深圳幹部擔任，黨工委書記則由汕尾方面派出；由擅長經濟的深圳主導經濟管理和建設，而熟悉社情的汕尾則負責徵地拆遷和社會事務；另一方面，及時制定利益共享機制，明確了各方在GDP、財稅、土地收益等方面的利益分成。
這些有“破”有“立”的制度設計，從頂層設計上解決了歸誰管、誰來管、怎麼管的問題，既讓深圳、汕尾彼此可以揚長避短，心無旁騖共謀發展，同時最大限度確保了各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平衡和穩定合作。由此，深汕特別合作區告別了3年的初創探索期，各項工作得以全面展開，逐步步入發展的正軌。
正因為如此，對於這塊“特別之地”，三任廣東省委書記都給予了“特別關注”。深汕特別合作區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主政廣東期間倡導設立。2011年5月21日，在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授牌儀式上，汪洋曾勉勵深圳、汕尾兩市要全力推進深汕特別合作區開發建設，為全省區域協調發展創造經驗、提供示範。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主政廣東期間，將深汕特別合作區視為振興粵東西北發展的排頭兵，先後7次到深汕特別合作區現場考察調研，親自推動深汕特別合作區的建設發展。
201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李希赴汕尾調研時，首站即來到深汕特別合作區考察新城規劃和建設發展情況，並寄望深汕特別合作區建設成為現代化的濱海新區、產業新城，打造區域協調發展的生動範例、創新典範。
高水平發展的“深圳實踐”：
這裡每一天都在創造歷史
在設立7年之後，深汕特別合作區迎來了重大體制機制調整：2018年12月16日上午，中國共產黨深圳市深汕特別合作區工作委員會、深圳市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委員會揭牌，深汕特別合作區成為深圳第“10+1”區。
此次體制機制調整，意味著深汕特別合作區將從一個由深圳、汕尾兩市共建、帶有“援助”性質的區域協調發展示範區，變身為以深圳市一個經濟功能區的標準和要求建設管理的一座未來新城。
從2016年起，深汕特別合作區開始依法統計經濟指標。據統計，2016年，深汕特別合作區地區生產總值25億元；2017年，約45億元；2018年，預計超51億元。7年的實踐證明，深汕特別合作區立足於分擔深圳的未來而不是承接深圳的過去，確實走出了一條不同於普通產業轉移園的路子，成為深圳拓展主導產業發展空間的重要腹地。而與“經濟賬”這些顯性收益相比，深汕特別合作區未來在紓解深圳城市功能、補充社會功能、豐富政治功能以及釋放城市潛力等方面所帶來的隱性收益，同樣值得研究和挖掘。
事實上，從面積就可看出，深汕特別合作區是當初深汕產業轉移園的40多倍，相當於深圳面積的五分之一，地理資源條件也完全可以建設一座中等規模的新興城市。而且，廣東省政府出臺的《深汕特別合作區發展總體規劃（2015-2030年）》，就提出了百萬級的人口規模設計和城市功能設計，這也完全突破了一般產業轉移園的考量。
深汕特別合作區最新的總體定位，有四個目標：粵港澳大灣區東部門戶、粵東沿海經濟帶新中心、深圳自主創新拓展區、現代化國際性濱海智慧新城。從中不難看出深汕特別合作區“造城”的“雄心”——不僅要建設一座跟高端產業接軌的現代產業新城，而且要瞄準世界一流標準，規劃一座具有更多未來元素的特別新城。
產業的強弱無疑關係著這座城的興衰。為此，深汕特別合作區堅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並且努力推動產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和特色，著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產業、智能裝備、海洋產業、生命健康等戰略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著力引進新能源汽車動力裝備製造、機器人、人工智能系統、高端醫療、健康管理等細分產業。目前，深汕特別合作區城鄉空間結構規劃正按“一心、兩軸、三帶、四組團”進行規劃，“一心”“四組團”內的產業空間規劃為：中心組團打造高端商務區和政務區、東部組團打造科教研發區和未來產業區、南部組團打造新興海港商貿區和濱海生態旅遊區、西部組團打造先進製造集聚區、北部組團打造康養度假區。
隨著產業規劃日漸清晰以及營商環境和知名度進一步提升，企業協會和各行各業專家組團來深汕特別合作區考察次數也呈指數級增長，當年企業眼中的觀望之地已變為投資熱土。華潤、騰訊、中國建築、綠地、深圳市特區建設發展集團、鹽田港集團、萬澤等重量級企業爭相在這裡“搶灘”佈局。
一個細節，足以說明這裡從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轉變的自信：去年以來，深汕特別合作區悄然提升了產業引進門檻，明確項目引進的投資規模原則上不低於5億元，並實行“三個優先”——重大項目優先、高端技術產業優先、規模集聚項目優先。
數據顯示，2017年，深汕特別合作區接洽的企業達到412家，新供地項目篩選率達到1∶21。目前，深汕特別合作區已供地產業項目有71個，全部達產後預計年產值超628億元，預計年稅收約54億元，並已初步形成了大數據、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集群，相繼引進了騰訊雲計算數據中心、萬澤航空發動機特種材料生產基地、中建綠色建築產業園等超十億元重大產業項目。此外，深汕特別合作區正在鮜門片區全力打造約13.5平方公里的全國最大機器人小鎮，在小漠灣打造國家級文化旅遊創新小鎮。
在打造產業高地的同時，深汕特別合作區還堅持產城融合發展，發力補齊基礎配套設施短板，學習雄安新區等先進地區規劃編制的先進經驗，按照智慧城市、海綿城市等理念，著力打造具有國內標杆意義、全球一流水平的智慧新城以及新時代區域協調創新發展的山水田園生態城市。
2017年6月11日，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調研深汕特別合作區，強調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按照規劃先行、謀定而後動，對標世界一流城市，把深汕特別合作區規劃好、建設好、發展好，更好發揮對粵東西北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為全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應有貢獻。2017年12月13日和2018年11月19日，深圳市市長陳如桂調研深汕特別合作區，要求大手筆、大格局、大氣魄建設好深汕特別合作區。
深汕特別合作區作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新生事物”，沒有先例可循。在這裡，每一天都在創造歷史，每一項舉措對全國全省都有巨大的示範意義。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未來，將是一座凝聚深圳發展智慧、承託深圳發展夢想的新型現代化城市，這裡不僅將重現深圳曾經的高速度，也將擁有深圳最為自豪的高質量。
這裡的未來，令人期待。
圖/ 李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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