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划分，纵观中国历史，古代的国都多在北方。

例如中国古都学会评选的“十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安阳、郑州、杭州、大同、成都，其中位于南方的只有南京、杭州、成都。

即使加上古代曾做过都城或陪都的长沙、广州、重庆等，无论是总数量，还是都城的地位、等级上，南方明显处于弱势。

漫漫上下五千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单一的选项格局呢?

其一，黄河流域开发早、经济发展时期早。

黄河流域，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四个地貌单元。

大江大河往往是人类文明的源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160多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候度、10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类遗址，以及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都在黄河的臂湾里繁衍生息。

6000年前，出现了以陕西半坡文明为代表的母系氏族文化。

还有还有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灿烂的文明。

黄帝和炎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生活、繁衍，构成了华夏族的主干部分。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先民，都曾在黄河流域创造出了璀璨的文化。

《诗经》中有先民们砍伐时的吟唱：“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

《汉书•沟洫志》中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黄河为宗。”

黄河流域很早就是中国农业经济开发地区。上游的宁蒙河套平原、中游的汾渭盆地、下游的引黄灌区等，都是古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宋元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宋元以后直至近现代，由于黄河流域的人口压力、自然条件变化等因素，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但黄河流域仍是重要的区域。

无论是在中国基本经济区的东西轴心时代（周秦、汉唐），还是南北轴心时代（宋元、明清），黄河流域始终处于联结南北、沟通东西的中心地位。

因而，中国自古的朝代中心大都在黄河流域，如西安、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大同等。汉唐时期的长安、北宋时的开封等，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

其二，古代政权多是自北向南统一。

自北向南统一的政权，定都北方顺理成章。

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后，要统治中原地区、开拓南方，就不可能将国都设在自己的发祥地，但也不能离得过远。

而且，北方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辽阔版图，使得原来天下之中的位置有了新解释，从中原地区北移。于是北京就往往成为最合适的国都选址。金、元、清朝等皆如此。

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实现由南到北统一天下的，是建立明朝的朱元璋，而且建都南京，但到明成祖朱棣时则迁都北京。

其三，帝王发家之地多在北方。

帝王发家之地也被称为“龙兴之地”，是政治根据地，国脉所系。

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国都定在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或其附近。

周、秦、隋、唐、辽、夏、金、元、清朝等皆如此，建立后梁的朱温，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及迁都的明成祖更是典型，中华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例外。

黄河流域开发早，古代政权多是自北向南统一，因而帝王发家之地多在北方，自然也多定都北方。

其四，地理位置。

都城选址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具有山川做为

著名古都基本都具有这个优势。

例如西安西通陇右、南通巴蜀、东通中原、北通塞外，有“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洛阳、开封地处中原枢纽，水陆交通发达，有漕运便利；北京三面环山，东南方是华北平原，依山襟海；南京有长江天险及水利优势，有“虎踞龙盘”之势等。

著名古都的地理形胜优势，既符合军事战略理论，也经过了长期的战争检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另外，有些朝代有时因国防战略需要，定都在靠近敌方的地方，利于调度指挥抗敌。

例如秦朝、西汉初期最主要的外敌是北方的匈奴，因而均定都长安，进而有效打击了匈奴，开拓了河西地区、西域，拓展了疆域。

也许有人会说，国都迁移到南方，可远避北方敌人的锋芒，延长国运。

唐末石敬瑭就这样做了，割让燕云十六州（相当于今北京、天津、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给契丹，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未能完全收复。

尤其是使得中原的北宋政权感受威胁持续长达一百多年。宋朝虽然经济繁荣，但面对辽、金则一直处于被动防守态势，最终被逼南迁后灭亡。

这也正是“失岭北则必祸燕云，丢燕云则必祸中原。”

也即，向南迁都也许会延长国都失陷的时间，但前提是必须坚守长城一线、保住中原地区，否则迟早亡国。但是国都在南方，要想保住北方边疆则鞭长莫及，最好的选择便是将国都定在北方。

例如朱棣篡权继位后即迁都北京，所谓“天子守国门”，抵挡住了蒙元残余势力的反扑，巩固了初创不久的大明江山。

当然南方也有一些军事战略要地，但古代战场主要在北方，因而未显示出军事战略价值和地位。

其五，承袭、效仿前朝。

前朝的都城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繁荣发达之地。

因而很多新建王朝往往仍然定都于前朝都城，至少也会将其当做一段时间的临时国都。

尤其是通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以求尽快稳定政局，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繁荣昌盛。

例如杨坚废除北周静帝宇文阐后，建立隋朝，沿用北周的都城。

如开封，历经无数次黄河泛滥与战火洗礼，在城市深埋的地基里承托着一座座古城，呈现“城摞城”的奇观。从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和地层钻孔资料看，开封城区地下存在战国大梁城（10～15米）、北宋东京城（8～10米）、明代开封城（3～8米）的废墟，个别地方存在清代开封城古地面（1～4米）。是如今世界上唯一一座中轴不曾更改的城市。

其六，地理风水。

中国的地形大势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

这种地理特征，也影响到了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种政治地理要素。即地势影响到了气势，进而影响到形势格局，体现为统治版图布局。

地理形势格局理论，俗称“风水”，是地理与人文相结合的独特文化，在中国古代很流行。

这套理论体系在古代定都选址中也很受重视。古代建都往往让最懂地理堪舆、奇门遁甲的专家，选择有王气、能保长治久安的地方建都，即所谓的“龙脉汇聚之地”。

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对山东地区(崤山以东地区)而言是居高临下，起着地理形势控制作用。《盐铁论•非鞅》中的“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即是此意。

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分析关中的地理形势时说：

“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顶，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

诸葛亮说南京：“金陵，锺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

《金史》中记载，名臣梁襄论说北京的地理形势：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奥，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

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最突出的以形势取胜的都城，西安是以西制东，北京是以北控南。

唐朝以前，山东地区(崤山以东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经济力量，也即东西力量的对峙，因而国都多在西安；宋朝以后，则是南北政治力量的对峙，因而国都多在北京。

据西制东，坐北镇南，就是顺应地势，是居高临下，是一种王者气势。

于是，古代的官府基本是坐北朝南（当然这其中与北半球太阳直射规律也有关系），“面南”即指称臣，“败北”则指被对手打败。

其七，气候饮食、水土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差异大。古代的南方在北方人心目中是遥远偏僻的畏途， 一些北方人到了南方由于气候饮食不适应、水土不服的事实，更加深了这种认识。

西汉时贾谊受诽谤，被贬为离京师长安数千里之遥的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潮湿，贾谊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

有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入贾谊房间，停在座位旁边。古时视猫头鹰为不祥之鸟，这使贾谊更伤感不已，作《鵩鸟赋》抒发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调节心态。

东汉末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孙权、刘备联军。曹军虽然实力雄厚，但是远道而来，如“强弩之末”，而且不习水战。

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充分发挥水军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破曹军，迫使曹操北回。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北方游牧部落擅长在广阔的草原和平原驰骋，大规模骑兵作战，而不习于南方丘陵、山地、水域作战，因而统一南方时不易攻克，颇费周折。

而且他们的发祥地、统治中心等主要在北方，因而即使建立了全国统一性政权，也往往把国都定在北方。

即使如武力强大、疆域辽阔的元、清朝，把国都定在北京。

其实，早在夏商朝时，长江流域已有先进文明。但直到两晋南北朝时，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才使长江流域得到全面开发。到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的发展水平才赶及黄河流域。

南方的珠江流域、闽江流域、云贵藏等地区则总体发展更晚一些。

川蜀地区自古就是天府之国，但因为地理交通障碍，长期偏安一隅。

古代定都，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环境、现实情况而选定的，特别是政治因素重于经济，于是北方自然占了很大优势。

用今天的眼光看，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当时是最合适的选择。

其实，南方也有一些军事战略要地，也有所谓的“龙脉汇聚之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南方地区得到了深入开发、迅速发展，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