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
歷史本身是各個行為主體不斷博弈的過程。各個行為主體不斷變換結盟關係，並調整他們的行為策略。
究竟和誰結盟，取決於它們彼此間的相對位置和相對力量關係，以及它們所掌握的資源類型。
1851～1861十年間，世界範圍內共發生五場大規模戰爭：大清王朝爆發太平天國戰爭（1851～1864）；英法兩國和俄國進行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英法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印度還爆發反對英國的民族大起義（1857～1859）；美國則爆發南北戰爭（1861～1865）。
對當時的世界頭號強國大英帝國來說，這是1848年歐洲爆發革命兩年多之後，十多年期間又要面臨五場重大戰爭。英國人必須嚴肅思考選邊站隊問題。
在歐洲近代史上，英國和法國自百年戰爭以來一直是世仇冤家。但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為了共同對付沙俄，英法第一次結成軍事盟友。
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一結束，英國就夥同法國組成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的英法士兵，很多就是參加克里米亞戰爭的老兵。
1857～1859年，印度爆發反對英國統治的民族大起義。而1857年3月，中英之間已經處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中。
英國從國內組建一支一千多人的海陸軍部隊趕往中國參戰。這支部隊乘坐軍艦到達印度洋之時，正好趕上印度民族大起義。
幸好這支部隊停下來適時參與鎮壓起義，大英帝國在印度的局面才轉危為安。這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因此拖後一年多。
印度民族大起義主要發生在印度的北部和中部，席捲印度六分之一的領土、十分之一的人口。起義雖然失敗，但也終結英國通過東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體制，使得印度置於英國政府直接統治之下，故此常被視為印度的第一次獨立戰爭。
這樣做的後果是英國在印度的行政、軍事費用急劇上升。英國財政開始捉襟見肘、力不從心。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樣，直接統治印度以後，英國統治階層形成的共識是：沒人想再有另一個印度。英國的人力、財力，都不足以承受這個負擔。所以，英國並不希望看到滿清政府統治的崩潰。
英國貴族格雷在上議院討論中國議題時坦言:“在印度的經驗告訴我們，毀掉亞洲政府容易，為其換上新政府卻很難。”
“如果你們想要拆掉大清的全國性制度和中央政府的話，就會發現，印度的棘手問題，比起在大清即將碰到的棘手問題，完全是小巫見大巫。”
英國人當時就知道，輕率地毀掉別國的政治秩序，很可能造成難以收拾的爛攤子。英國人在19世紀就已經深深理解的這個觀念，美國人到現在也沒有吸取教訓。
當然，美國南北戰爭也是影響英國人決策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
19世紀60年代，美國和中國是英國前兩大市場。英國所需棉花的3/4來自美國，紡織品有一半在遠東銷售。同時，英國從中國購買的茶葉，2/3要在美國市場銷售。
棉花、紡織品、茶葉這三種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把英、美、中三國聯結在一起，成為經濟上密不可分的網絡。
在南北戰爭中，英國明顯偏向南部邦聯。英國算的是兩筆賬：第一，英國紡織業的主要原料來自於美國南方；第二，英國希望美國分裂為兩個小國，降低對英國世界霸主地位的威脅。
所以，英國在南北戰爭爆發的第二個月（1861年5月），就立刻承認南方邦聯的交戰國地位。這就意味著英國不認為南部邦聯是叛軍。交戰國可以從英國銀行借款、購買武器。英國表面上中立，實際上是支持南方。
但是，英國人很快意識到押錯了寶，美國北方各州的反英情緒因此很高漲，英國人的生意大受影響。
在英國人看來，發生在中國的太平天國戰爭和美國的南北戰爭非常相似。都是南方的叛軍對抗北方的政府，既然在美國選錯了邊，就不能在中國“二過”。
所以，英國人最終決定，在中國選邊站隊，從曾經的敵人到中立，從暗中支持轉為公開支持，幫助清廷鎮壓太平天國。戈登的常勝軍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英國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帝國，在中國和美國兩個主要市場先後陷入內戰的情況下，絕不可能袖手旁邊。最終它確實沒有“二過”，避免損失更大的利益。
發動兩次鴉片戰爭、掌控英國外交政策20餘年的帕麥斯頓說過：“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大歷史觀”的研究方法會給我們以極大的震撼，顛覆我們以前的認知。
讀歷史，不僅是在讀事實本身。一旦有人以新穎的視角把各種事實之間的聯繫指給我們看，我們就會有不一樣的閱讀體驗。
19世紀的太平天國故事，完全就是20世紀中國對外關係史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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