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历史本身是各个行为主体不断博弈的过程。各个行为主体不断变换结盟关系，并调整他们的行为策略。
究竟和谁结盟，取决于它们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和相对力量关系，以及它们所掌握的资源类型。
1851～1861十年间，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五场大规模战争：大清王朝爆发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英法两国和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印度还爆发反对英国的民族大起义（1857～1859）；美国则爆发南北战争（1861～1865）。
对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来说，这是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两年多之后，十多年期间又要面临五场重大战争。英国人必须严肃思考选边站队问题。
在欧洲近代史上，英国和法国自百年战争以来一直是世仇冤家。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了共同对付沙俄，英法第一次结成军事盟友。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一结束，英国就伙同法国组成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英法士兵，很多就是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
1857～1859年，印度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大起义。而1857年3月，中英之间已经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
英国从国内组建一支一千多人的海陆军部队赶往中国参战。这支部队乘坐军舰到达印度洋之时，正好赶上印度民族大起义。
幸好这支部队停下来适时参与镇压起义，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局面才转危为安。这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因此拖后一年多。
印度民族大起义主要发生在印度的北部和中部，席卷印度六分之一的领土、十分之一的人口。起义虽然失败，但也终结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使得印度置于英国政府直接统治之下，故此常被视为印度的第一次独立战争。
这样做的后果是英国在印度的行政、军事费用急剧上升。英国财政开始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直接统治印度以后，英国统治阶层形成的共识是：没人想再有另一个印度。英国的人力、财力，都不足以承受这个负担。所以，英国并不希望看到满清政府统治的崩溃。
英国贵族格雷在上议院讨论中国议题时坦言:“在印度的经验告诉我们，毁掉亚洲政府容易，为其换上新政府却很难。”
“如果你们想要拆掉大清的全国性制度和中央政府的话，就会发现，印度的棘手问题，比起在大清即将碰到的棘手问题，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英国人当时就知道，轻率地毁掉别国的政治秩序，很可能造成难以收拾的烂摊子。英国人在19世纪就已经深深理解的这个观念，美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吸取教训。
当然，美国南北战争也是影响英国人决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19世纪60年代，美国和中国是英国前两大市场。英国所需棉花的3/4来自美国，纺织品有一半在远东销售。同时，英国从中国购买的茶叶，2/3要在美国市场销售。
棉花、纺织品、茶叶这三种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把英、美、中三国联结在一起，成为经济上密不可分的网络。
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明显偏向南部邦联。英国算的是两笔账：第一，英国纺织业的主要原料来自于美国南方；第二，英国希望美国分裂为两个小国，降低对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威胁。
所以，英国在南北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1861年5月），就立刻承认南方邦联的交战国地位。这就意味着英国不认为南部邦联是叛军。交战国可以从英国银行借款、购买武器。英国表面上中立，实际上是支持南方。
但是，英国人很快意识到押错了宝，美国北方各州的反英情绪因此很高涨，英国人的生意大受影响。
在英国人看来，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和美国的南北战争非常相似。都是南方的叛军对抗北方的政府，既然在美国选错了边，就不能在中国“二过”。
所以，英国人最终决定，在中国选边站队，从曾经的敌人到中立，从暗中支持转为公开支持，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戈登的常胜军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英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帝国，在中国和美国两个主要市场先后陷入内战的情况下，绝不可能袖手旁边。最终它确实没有“二过”，避免损失更大的利益。
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掌控英国外交政策20余年的帕麦斯顿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会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颠覆我们以前的认知。
读历史，不仅是在读事实本身。一旦有人以新颖的视角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指给我们看，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19世纪的太平天国故事，完全就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史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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