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在许多历史文章里，唐朝都会被称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且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里，基本上也只有唐朝会与“盛”这个字连用，比如我们现在说“盛唐”大家都会感觉很自然，但如果说“盛汉”、“盛宋”、“盛明”或者“盛清”，恐怕无论说的人或者听的人都会感觉很别扭。那么唐朝与历史上的其它朝代相比究竟“巅”在何处，又“盛”在何处呢？

唐朝的国际地位

在中国古代史上，被称为“盛世”的时代并不局限于唐朝，早在周朝“成康之治”时期，周公摄政促使社会繁荣，经济发达，就被后世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而在唐朝前后，得到广泛接受的“盛世”还有西汉的“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另外明朝前期明仁宗和明宣宗在位期间，承接明成祖时期的强盛军威，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因此这一时期在后来被称为“仁宣之治”，有些人认为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盛世的时期。

而唐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日”，可以说经济繁荣、政治昌明和军事强势在差不多120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长期的持续。但除了这些其它“盛世”也具有的特点之外，唐朝与其它“盛世”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它超群而且得到广泛接受，还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超强国际影响力。

唐太宗可说是第一个在欧洲史书里留名的中国人

虽然中国和以欧洲为代表的外部世界的接触早在汉朝就已经开始。但在唐朝之前，中国相对于欧洲，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传说的存在。因为两地之间地理位置过于遥远，彼此之间除了一些间接的经济往来，其实很难直接感受到对方的实力。但这种情况在唐朝时期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唐太宗成为了在东罗马史书里第一个具象化的中国皇帝。在公元7世纪前期，也就是唐朝“贞观之治”时期，东罗马帝国著名史学家提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笔下的中国已经完全脱离了一切传说成分。在他的记载里，当时的中国正由“神子”太宗（Taisson）所统治，其首都叫库布丹（Khubdan），而这个名称在现代被考证确认为当时突厥语里长安的译名。西莫卡塔对中国人的描述是崇拜偶像（古代西方人对佛教、道教等多神宗教的形容词），但人民十分明智，而且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之中。

近代外国人想像的的唐太宗接见东罗马使臣场景，唐时史书也确实曾记载东罗马多次遣使来贡

考虑到当时欧洲人对世界的整体认知，这段记载确实是非常正面也相当客观的描述。而东罗马人的观点，其实也并不是特例，在同一时期，刚刚建立的阿拉伯帝国也开始流行一句话，即“求知去吧，哪怕远在中国！”，而根据一些说法，这句话来自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这些证据都表明，在当时唐朝的国际影响力确实跨越了地理的阻隔，使远在东欧和西亚的其它两个在当时同样处于世界前列的古文明都感受到了它的强大与文明。

唐朝眼中的世界

而同样，唐朝对世界的了解和其胸怀天下的视野也是中国历史上其它朝代所没法比拟的。唐朝之所以被称为“盛唐”，就跟它鼎盛时期版图极为辽阔，境内民族极其众多有很大关系。在唐朝前期，先后在很短时间内征服或是臣服了东西突厥、高句丽、吐谷浑、突骑施、南诏、大小勃律和回纥等周边政权，在汉朝衰落差不多400年后再次在中原及周边区域建立起了真正大一统而且在多数区域有稳定的实际统治的帝国。

唐朝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帝国之一

所以在唐朝时期，从太宗灭亡东突厥的时代开始，包括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和代宗在内的历代帝王都曾被周边民族尊为天可汗或腾格里汗。而这一尊号在当时决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臣服，而是代表了一种体制，即各周边部族的新汗都要由天可汗和腾格里汗任命，各部族之间发生争议都要由天可汗或腾格里汗调解。若有部族受到攻击，天可汗要给予援助，而天可汗还有权调动各部军队，共同应对外敌。而这种形式，其实已经使唐朝皇帝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周边极为广大的区域。

所以唐朝前期，有大量受唐朝统治和臣服于唐朝的各族精英都成为了唐朝的官员，如东突厥末代可汗颉利可汗以及突厥人阿史那思摩和哥舒翰、铁勒人契必何力和仆固怀恩、来自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中亚人白孝德、新罗人崔至远和金思兰、高句丽后裔高仙芝、百济人黑齿常之等。而这些少数民族将领和官员的大量涌现，再加上唐朝时逐渐成熟的科举制度，使唐朝官场上对不同民族一同共事，以能力为衡量标准，不考虑其出身与民族背景成为了一种共识。

唐朝时极为常见的各式胡人俑

而唐朝人的这种态度，不但适用于当时已经在唐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还同样推而广之，应用到了当时并不在唐朝境内的其它民族。比如当时日本倾慕唐朝的文化，派出了10多批遣唐使来华学习唐朝的各种制度。而这些使节和学生一旦其才华受到唐朝官员的赏识，就也可以一视同仁地进入唐朝的官僚体系，成为唐朝官员。比如在公元717年来华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晁衡），在开元时代通过科举考中进士，曾先后担任左拾遗、左散骑常侍，最后做到了御史中丞，而其间他甚至还担任过安南节度使等地方大员，其获得的信任可见一斑。与他同批来华的藤原清和也做到了三品的秘书监。而这两人最终都在唐朝终老，可以说最终都真的成了唐人。

唐朝的日本进士阿倍仲麻吕

而在唐朝时期，中原王朝的传统友邦波斯遭遇了灭国之难，在公元651年被阿拉伯帝国灭亡。而在此后，波斯王族曾请求唐朝助其复国，唐朝也着实承担起了自己的大国责任，不但继续承认波斯末代王子为波斯国王，而且还至少两次助助其出征，使波斯余脉在阿拉伯人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还在中亚地区维持了差不多50年的统治。但在唐朝眼中，这样做却似乎并不是在帮助波斯复国，因为唐朝在支持波斯末代王子卑路斯三世复国的同时，其实是将他封为了波斯都督，所以在唐朝眼中，其实是跟用突厥和高句丽战将一样，是用波斯人在为自己开疆拓土。而且最后唐朝人复兴波斯的努力虽然失败，但波斯的王族却实实在在地融入了中国社会，卑路斯三世的儿子泥涅师甚至曾执掌唐朝宫廷卫队，最后整个逃到中国的波斯人难民群体都改汉姓从汉俗，彻底融入汉族之中。

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

所以在唐朝人的眼里，其实是不太有“外国人”这个概念的，所以定居唐朝的“外国人”，很长时间在唐朝人眼里其实都是“归化人”。当然，唐朝人接受其在中国做官，接纳其为归化人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求他们必须真心归附，也就是要以接受中华文化为条件。这一点除了前面提到的通过科举及第当上唐朝官员的阿倍仲麻吕和举族汉化的波斯人之外，在中唐时期的一个阿拉伯人身上也体现的非常充分。

这个人的阿拉伯名字已经完全不可考，而他的汉名叫李彦升。李彦升的家族早年移居中原，而他从小学习中国文化，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阿拉伯后裔。他曾长期生活在广州，并与当时的广州刺史卢钧有过密切交往并受到其赏识。之后卢钧调任汴州刺史，也把他带到了开封。在公元847年，卢钧向唐宣宗推荐了李彦升，唐宣宗派人考察之后，准许他参加科举，结果李彦升考试成绩极佳，成为了当年22名进士之一。

唐宣宗时期唐朝虽已衰落，但仍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开放胸怀

但当时的唐朝已过了其胸怀最为开放的盛唐时期，所以有些人认为让这样一个“蕃客”科举及第成何体统。但卢钧针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辞批驳，说：

夫华夷者， 辩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响，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异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

这意思是说华夷之辩，主要看内心（文化的认同），有的人生在中国，鲜廉寡耻对国家无益，只是“华皮夷心”而已。而有的人虽然来自异域，但品德合乎礼义，于国有益，这样的人其实是外国脸中国心。而他的看法最终得到了唐宣宗的认可，钦点了李彦升为翰林学士。李彦升中进士的故事也被唐朝文学家陈黯写成了一篇知名散文，名字就叫《华心》。

所以在唐朝，基于其长期超众的综合国力，以及基于国际公认的国力建立起的国际自信，形成了极其开放包容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助推了其国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唐朝成为了超越中国其它历史朝代的独特存在，这也是只有唐朝能被称为“盛唐”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