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報鄉村頻道刊發了多篇關注留守兒童的報道，就其中“鄉村陪讀媽媽”的現象，記者採訪了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教授吳惠芳。她說，“和城市裡的陪讀媽媽不同，鄉村裡的陪讀媽媽們，她們離開了熟悉的環境，又難以融入新的環境。她們的照料勞動難以被人認可，甚至也不被自己認可，同時她們還要承受沉重的身份歧視，乃至存在被‘汙名化’的風險”。身份歧視會直接體現在具體社交生活中，比如縣城有兩個廣場，其中一個是城裡的女性跳廣場舞的，另外一個是陪讀媽媽們跳的，“城裡”的女性就從來不去陪讀媽媽常去的那個廣場，因為認為她們“沒事兒幹，不務正業”。
照顧孩子吃飯的陪讀媽媽。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為什麼很少有“陪讀爸爸”？
放棄外出務工的生活，回到鄉村陪伴孩子讀書，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吳惠芳認為，這可能和她們的打工經歷有關，“鄉村裡的外出務工者，大多教育水平較低，她們在外出務工的過程中，會發現教育水平和務工的選擇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論是找工作的難易程度、選擇範圍，還是收入水平，初中畢業和高中畢業是有明顯的區別的。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有一部分人寧願收入少一點，也要回鄉陪孩子讀書”，她說。
記者在多地走訪中，見到了許多陪讀媽媽或陪讀奶奶，但幾乎沒有見到陪讀爸爸或陪讀爺爺。曾經做過鄉村陪讀調研的吳惠芳也有同樣的感受，她說，“儘管沒有統計數據，但從直觀上看，陪讀的人群中，女性佔絕大多數，我們曾經在四川、江西、陝西、河南等多地調研，發現媽媽陪讀的居多，祖父母少一點，爸爸陪讀的幾乎沒有。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勞動力市場上，男性顯然更佔優勢，相比女性，他們更容易獲得工作機會，且收入也更高。而對外出務工人員來說，如果夫妻中的一人要回鄉陪讀，女性回鄉陪讀就成了更經濟的選擇。第二，我們的社會中，依然存在男權、父權思想，尤其在農村更加普遍，照料孩子、老人天然地被認為是女性的工作，所以我們會看到，陪孩子讀書的，大多是媽媽或者奶奶”。
在縣城陪讀增加經濟壓力
對於留守兒童來說，外出務工的媽媽回來陪讀，會給他們帶來怎樣的改變？吳惠芳說，“媽媽陪讀確實會解決一些問題，首先是成長中的心理問題，爺爺奶奶的監護，更多關注的是衣食住行等物質層面的照顧，較少關注孩子的心理問題，媽媽則會更多關注孩子的學習問題、心理成長等。其次，相對於他們上一代，年輕一代的教育水平普遍要高一點兒，這也意味著，在學習上，媽媽往往能給予孩子更多幫助。第三，在規範孩子的行為上，媽媽也更有優勢，管得更嚴，避免了隔代撫養中容易出現的溺愛、管教不力問題”。
不過，陪讀也會產生新的問題，吳惠芳說，“城鄉教育的不均衡仍舊存在，尤其經過這些年的撤點並校，很多村莊已經沒有學校了。孩子們如果到鄉鎮去讀中心小學，既失去了在村裡上學的便利，有時又沒有得到期望中的教育質量。因此，很多農村家庭把孩子送到縣城學校讀書，同時母親或祖父母進城陪讀。農村家庭經濟能力有限，極少有在縣城買房子的，大部分都是租房子，再加上城鎮日常生活支出水平較高，也給陪讀家庭帶來了更大的經濟壓力。”
照料的價值被嚴重忽視
女性結束打工、回鄉陪讀，看起來打工養活一家人的男性壓力很大，但對陪讀的媽媽來說，她們的壓力其實更大。
吳惠芳說，“人們說起陪讀媽媽的困難，通常會認為她們要承受經濟壓力，實際上，她們所面臨的困難，比想象的更多。比如就業壓力，我們訪談過很多陪讀媽媽，問她們有什麼困難，她們通常都會說，找不到工作。如果能在陪讀地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哪怕收入少一點兒，也多少能讓經濟狀況變的好一點。但問題是，陪讀媽媽的時間是碎片化的，光給孩子做一日三餐，就把時間割裂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我們在河南遇到過一位陪讀媽媽，他的孩子原本在學校吃午餐，她只需要做早晚餐，這樣她就有一整天的時間。所以她找了一份工廠的工作。但沒過多久，學校認為，孩子們吃完午餐之後，還有一個多小時的休息時間，學校管理上存在困難，無法保障學生的安全，要求家長在午飯後把孩子接回去，下午上課前再送回來，她只好每天中午接送孩子，工作也就做不下去了。”
不能就業，意味著不能賺錢，對於很多陪讀媽媽來說，她們的唯一工作就變成了照料孩子，但問題是，照料孩子，許多時候並不被認為是一種勞動和付出，吳惠芳說，“外人覺得陪讀媽媽很清閒，什麼都不幹，整天待著。她們自身也有同樣的認知，認為自己沒有創造價值。她們自己說，乾的活兒都是廢活兒。她們並沒有意識到，照料本身就有價值，就是一種付出。”
當照料的價值不被外人和自身所認可時，陪讀媽媽衡量自身價值的唯一標尺，就變成了孩子的成績，吳惠芳說，“很多陪讀媽媽都承受著照料的壓力，不是擔心照顧不好孩子們的生活，而是擔心孩子的成績不好，她們全部的生活價值，維繫在孩子的成績上。在陝西一個縣，95%的農村孩子都在縣城裡讀書，但縣城裡只有一所寄宿式學校，其他學校的孩子，大部分都由媽媽或奶奶陪讀。這麼多的孩子，不可能誰都第一，比較之下，總有成績差的，他們的媽媽就會覺得愧疚。她們認為，丈夫一個人在外打工，辛苦養家，她們專門陪孩子讀書，如果孩子照顧不好、學習不好，對不起丈夫在外打工的辛苦，過年回來也沒臉面對他”。
別讓陪讀媽媽“標籤化”與“汙名化”
除了就業的焦慮、照料的壓力，陪讀媽媽們，有時還要面對更多的問題。吳惠芳說，“陪讀媽媽和留守婦女相似又不同，留守在鄉村的婦女，她們的關係網還在，親戚朋友也都在村裡。但陪讀媽媽往往要進入城市，她們離開了熟悉的環境，又很難融入城市中。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很多縣城的人，對陪讀媽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和誤解。陪讀媽媽們在城市裡很難交到新朋友，我們調研時，在一個縣城發現，那個縣城有兩個廣場，其中一個是城裡的女性跳廣場舞的，另外一個是陪讀媽媽們跳的，城裡的女性從來不去陪讀媽媽常去的那個廣場，她們會看不起這些陪讀媽媽。第二，排斥的同時，還對陪讀媽媽有著刻板且負面的印象，認為她們沒事兒幹，不務正業”。
在被排斥甚至被歧視的環境中，個案的影響力往往會無限擴大，成為整個群體的標籤，吳惠芳說，“曾經有一個案例，一位陪讀媽媽網戀，聖誕夜出去約會，結果夜裡孩子醒來，不知道怎麼就從窗戶裡摔了下來。這個事情在當地影響極大，當地人說起陪讀媽媽，就會以此為例，久而久之，一個個案的特點在人們的言語中被影射到整個群體。陪讀媽媽被嚴重地標籤化和‘汙名化’了”。
公共服務應擔負起更多責任
如何改善陪讀媽媽們的處境？如何緩解她們面臨的重重壓力？
“其實也有一些經驗可以借鑑。比如在一些發達國家，存在女性半班制的工作，即女性上半天班，以便她們用更多的時間照顧孩子。再如，陪讀媽媽本身也可以通過協作來改善處境。我們在河南遇到過一種情況，有的媽媽在縣城租了房子，但她們不止照顧自己的孩子，還會照顧別人家的孩子，一個媽媽可以照顧三四個，其他孩子的父母則付給她一定的費用，這未必是最佳的方案，但至少也是一種嘗試”，吳惠芳說。
尋找更適合陪讀媽媽的產業模式、工作方式，或許也能給陪讀媽媽們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吳惠芳說，“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如製衣、加工玩具等，完全可以把材料拿到家裡加工，這樣工廠只要計件付酬就可以，如果有條件的地方，能夠發展起這樣的產業來，無疑會給陪讀媽媽更多的機會。”
公共服務同樣可以為陪讀媽媽提供更多的幫助，吳惠芳說，“城市的管理者、公共服務部門，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比如婦聯，是能夠起到一定作用的，可以組織一些陪讀媽媽的集體活動，或技能培訓活動等，讓她們有更多社會交往的機會，或提升自己的機會，以此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等”。
不過，吳惠芳認為，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要繼續加強鄉村教育，她說，“解決留守問題，最根本的方法，是讓人們不再選擇外出務工，解決陪讀問題，最根本的辦法，則是讓鄉村也有和城市一樣的教育水平。經濟的發展有其規律，短時間內很難靠政府解決外出務工和留守的事情。但教育是公共產品，不完全依靠市場，政府在其中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這些年來，我們國家一直在推動鄉村教育的發展，尤其是近幾年來，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國家提出了一系列優先發展農村教育事業的政策。但相對城市，鄉村教育目前仍舊薄弱。尤其是教育質量，這些年來，我們國家在鄉村教育資源投入上已經做了很多工作，鄉村學校都蓋得很漂亮，但教師配備仍舊不足，鄉村教育質量和城鎮仍有較大差距。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蘊含著對子女接受高質量教育的嚮往，因此我們仍然可以期待有更好的政策、措施讓鄉村學校獲得並留下更多的優秀師資力量，提升鄉村教育質量，滿足農民的教育期待”。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