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丨張進
單從人生經歷看，捷克詩人賽弗爾特和波蘭詩人米沃什不無相似之處：兩人都生於二十世紀初，目睹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以及自己國家的被入侵、自己民族的被屠殺。相似的經歷也造成他們詩歌寫作的相似之處。
眾所周知，米沃什強調用自己的詩歌承擔“可怕的責任”，對時代命運的“見證”，賽弗爾特則說“願我們真正成為國人的良知”，並在一次採訪中說：“當我寫作時，我努力不說謊：僅此而已。”
然而，兩人的差別也顯而易見。在對戰爭、意識形態控制的反思中，米沃什是知識分子式的、思辨的，語調也更沉鬱；賽弗爾特卻有著“向陽的個性”，對“世間眾美”感到著迷，在詩中歌頌捷克的自然和建築，歌頌女性帶來的感官之美，哪怕是書寫屠殺，也給如此悲慘的境遇以希望，正如《利迪策的死者》一詩中，詩人在結尾還能用真摯的憐憫之心給予那些受難者以玫瑰：“而玫瑰，憂鬱的玫瑰/雖遭踐踏蹂躪，依然開滿墳頭。”
雅羅斯拉夫·賽弗爾特（1901-1986），當代捷克最重要的詩人。一生共出版三十九部詩集，主要有《淚城》《全是愛》《信鴿》《裙兜裡的蘋果》《維納斯之手》《窮畫家到世間》《媽媽》等。1984年，因展現出“人類不屈不撓的解放形象”而獲諾貝爾文學獎。
對“世間眾美”感到著迷
新京報：正如詩集名“唯有愛情不滄桑”所顯示的，“愛”（廣義上的）在賽弗爾特的觀念和詩歌寫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諾獎授獎辭中，賽弗爾特也說：“像愛這樣的非理性因素會在這樣的文明（新的文明）中起到關鍵作用。”你如何理解賽弗爾特的“愛”，以及“愛”在其詩歌中的作用？
陳黎：賽弗爾特終其一生對“世間眾美”感到著迷，而愛是美的極致表現。愛情，無疑是他重要的詩作題材，也是生活動力的源頭。在1925年詩集《無線電波》
（Na vlnách TSF）
裡，他有一首四行詩作《哲學》如是說：
記得哲人的金言：
人生只不過一瞬。
但等候著和情人相會時，
每一回都是永恆。
捷克批評家弗拉迪斯拉夫
（Jan Vladislav）
說：布拉格的巴洛克宮殿向賽弗爾特訴說著愛情，訴說著可以撫觸的柔軟的女人肌膚。布拉格的庭院、巷弄、大門、廊道和花園也呼應著他詩作中反覆出現的另一個渴望：人類對和諧與滿足的嚮往。
賽弗爾特相信愛的力量比仇恨強大，甚至足以與死亡抗衡。譬如在《罪惡之城》一詩，賽弗爾特說人類醜惡的罪行已然超過上帝所能忍耐的極限，但祂曾許諾不會摧毀祂的城，“即便只為兩個義人”。從結尾兩行——“就在這時一對戀人走過公園，／呼吸著花正開的山楂樹叢香味”——即可看出在賽弗爾特詩作中，愛是美善的種子，足以與革命行動的激情抗衡，這也是他在作品中展現的詩人特質始終高於政治人特質之因。
新京報：賽弗爾特年輕時曾一度主張“詩歌主義”，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傾向。後來，其詩歌在內容上與現實（最醒目的應是戰爭）緊密相連。導致賽弗爾特創作理念轉變的原因有哪些？
陳黎：對賽弗爾特和他的朋友們而言，1920年代是一個浸淫於詩歌、新聞、藝術和政論的青春洋溢、具挑釁力、精神旺盛的蓬勃時期。他們以創新、大膽和激進者自居。他發表詩作，也翻譯俄國象徵主義詩人布羅克
（Alexander Blok）
、法國詩人魏爾倫
（Paul Verlaine）
和阿波利奈爾
（Guillaume Apollinaire）
的詩作。他和好友泰格
（Karel Teige）
一起長途旅行，從維也納到北意大利、馬賽、巴黎，而且二度重遊巴黎。
1925 和1928年，他造訪蘇聯，親睹蘇維埃社會主義施行的實境，頗感失望。1926年出版的詩集《夜鶯唱歌走調》，呈現的是一個清醒了的詩人，其意識形態的激情已被親身體驗所澆弱。他認為，詩人有義務呈現醉心革命的黑暗面和其宿醉的醜態。譬如在《莫斯科》一詩，他描寫昔日帝國風華不再，字裡行間盡是衰頹、喟嘆、敗亡的低迷氛圍。
後來，賽弗爾特開始意識到他所參與的文學社團“旋覆花社”已喪失原本所堅持的價值。1929年，他和八位知名的捷克作家一起聯署反對當時的文化路線，結果被逐出黨和旋覆花社，這或許是他創作理念轉變的其中一個觸媒。
在之後出版的幾本詩集《信鴿》
（1929）
《裙兜裡的蘋果》
（1933）
《維納斯之手》
（1936）
中，賽弗爾特顯現了他對聲音之美的獨到運用。他使用規則的分節形式、精巧的押韻和反覆出現的疊句。此一時期，他最喜愛的詩作題材是女人的溫柔美麗以及愛情的短暫易逝。他在詩集《八日》
（1937）
裡表達多數捷克人對他們首任總統馬薩里克
（Masaryk）
——象徵第一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之民主和獨立精神的哲學家和政治家——去世的憂傷。
在《熄燈》
（1938）
這本詩歌日誌裡，他記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國家飽受敵國威脅時內心的激動與愁苦。賽弗爾特在德國佔領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了三本詩集——《披光》
（1940）《
石橋》
（1944）
和《一頭盔的泥土》
（1945）
——鼓舞國人剛毅、有尊嚴地存活下去。他的詩表達了對祖國、對布拉格、對捷克語言的愛，贏得捷克民眾的肯定。
在1939和1945年間，他儼然是非官方的國民詩人。為了紀念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爭中的“布拉格起義”的烈士們，他寫下《給布拉格》；他更高唱《故鄉之歌》；他憂傷但不喪志地為《利迪策的死者》低吟泥土之歌，哀慟之歌，恐懼之歌，寂靜之歌。在詩集《島上音樂會》
（1965）
以及後來的詩作，他捨棄先前歌謠式（但有時易流於矯揉）的聲調、押韻和比喻，改採簡單、無修飾、敘述性，但不時迸現靈活動力的自由詩。一如許多優秀詩人，他的詩歌創作理念和風格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面貌，帶給讀者驚喜和感動。
《賽弗爾特詩選：唯有愛情不滄桑》，雅羅斯拉夫·賽弗爾特著，陳黎、張芬齡譯，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感官世界的痴迷者
新京報：賽弗爾特的寫作受到魏爾倫、波德萊爾等法國詩人的影響，他還翻譯過阿波利奈爾的詩。上述詩人對賽弗爾特的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面？
陳黎：波德萊爾的詩作與詩學觀——跟後來的艾略特
（T. S. Eliot）
一樣——幾乎影響各地、各路現代詩人。波德萊爾1851年詩集《惡之花》可說是西方或全世界現代詩的開山之作。他開拓了詩的題材，以新的眼光觀看現實，歌詠肉慾、貧窮、挫敗等諸般敗德、陰暗的“醜惡”事物。賽弗爾特也不例外，當然受其影響，頗勇於歌頌情慾和肉體之美；或者，像前面提到的《罪惡之城》一詩，在醜惡、罪惡的都市汙穢裡，極力吸取美與愛的芬芳。
魏爾倫在《詩藝》
（Art poétique）
一詩裡說：“灰濛濛的歌最為珍貴╱模糊與清晰在此相混……╱抓住雄辯，扭斷它的脖子……╱還是要音樂，永遠要音樂……”此種重視音樂性的詩觀，反映在賽弗爾特對聲音之美的獨到運用，讓他的許多詩具有像歌一樣的特質。
賽弗爾特參與創立的“旋覆花社”，當時所推崇的“詩歌主義”主張（視詩歌為非邏輯的聯想和隨興的遊戲，視追求生活享受為自由人的一個指標）。在1925年詩集《無線電波》裡，某些具超現實主義傾向或帶戲謔風的詩作，都可見阿波利奈爾的影響——舉一首題為《算盤》的短詩為例：
你的乳房
像一粒來自澳大利亞的蘋果
你的乳房
像兩粒來自澳大利亞的蘋果——
我多麼喜歡這愛的算盤！
而在他1977年發表的《瘟疫紀念柱》一詩，我們可略見阿波利奈爾提供給賽弗爾特的立體主義式、圖像詩式的創作養分。賽弗爾特幽默地以圖表方式讓冰冷的戰爭武器和愛情的親密接觸形成對比，諷刺手法令人驚喜：
這是導彈的精確型錄。
地——對——空
地——對——地
地——對——海
空——對——空
空——對——地
空——對——海
海——對——空
海——對——海
海——對——地
小聲點，城市，我無法聽清楚河堰的低語。
而人們來來去去，渾然不察
他們頭頂上飛舞著
火熱的吻，
在窗與窗之間，以手傳遞。
嘴——對——眼
嘴——對——臉
嘴——對——嘴
以此類推
直到入夜後一隻手拉下百葉窗
將目標隱藏。
新京報：如你在導讀中所說，賽弗爾特寫作的最重要特點之一即“情慾書寫”，賽弗爾特也有“女性愛好者”的稱謂。在這一點上，賽弗爾特與您之前翻譯的另一位有類似寫作特點的大詩人巴勃羅·聶魯達有何異同？
陳黎：賽弗爾特是美的信徒，感官世界的痴迷者。他含蓄又不矯情地用他對生命的愛和他的愉悅感染讀者。他是感官世界的詩人，不是超驗、苦惱、恐懼或焦慮的世界的詩人。他不是學識淵博或智慧卓越的詩人，而是一個實實在在、深入民間的詩人。
引他注意與讚美的，不是理論和抽象概念，而是具感官之美和豐富情感的生命價值，《姑娘們的內衣之舞》（“十二件姑娘們的內衣╱晾在一條繩子上，╱蕾絲的花邊在乳間，╱彷彿哥特式教堂的玫瑰窗……”）一詩是極佳的詩例。賽弗爾特始終以天真的心、天真的目光詠歎愛。他對愛的觀察是一種騰出距離的，晶瑩、洞觀的透視，詩集《無線電波》裡的《愛情》一詩可為例證：
魂斷霍亂之人，
口吐鈴蘭花香；
鼻吸鈴蘭花香，
我們為愛銷魂。
而聶魯達筆下的愛，每帶激情，且為特定對象而作。雖然聶魯達的詩風歷經多次蛻變，但私密的情感生活始終是他創作題材的重要來源，三部情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1924）
《船長的詩》
（1952）
和《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
（1959）
即是明證。他的詩具有很奇妙的說服力和感染力，他相信“在詩歌的堂奧內只有用血寫成並且要用血去聆聽的詩”，並且認為詩應該是直覺的表現，是“對世界做肉體的吸收”。
青春期的聶魯達喜歡用大自然的意象歌贊蘊含無窮魅力、展現多樣風情的女性，一如我們在《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所讀到的。寫作《船長的詩》時聶魯達依然以純熟的技巧讓女性與自然交融出動人的風情，但是此時他感受到的不再只是戀人的體膚，而是摻雜了“遼闊的祖國”的形象色澤，添進了“泥味”的愛情的滋味。他放大了情詩的格局，將視野自兩個人的身體版圖和愛情小宇宙，擴大成為納入了“土地與人民”之疆域的大宇宙。在許多首詩裡，他讓愛情（個人的情慾經驗）和革命（集體的國族意識）這兩個主題產生微妙的鏈接。《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是聶魯達與瑪蒂爾德負載著光和陰影的愛情記錄與信物，甜美滿足之中總夾雜著幾分苦澀與寂寥。
聶魯達與賽弗爾特雖然詩風不同，但似乎都相信愛情儘管苦澀，卻是帶領戀人們飛出陰影的一對翅膀，是將混亂擾攘的世界摒棄門外的秘密城堡，是開啟被陰影關閉之門的唯一鑰匙，是唯一可與死亡、挫折、孤寂等人世黑暗相抗衡的力量。
為更美好的生存而努力
新京報：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後捷克的政治現實，對賽弗爾特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陳黎：賽弗爾特和煦如陽光的詩人性格，讓他像個毫無罪惡負擔的人，善良、溫柔地接收生之喜悅。他一方面心懷感激地享受人生，但另一方面卻對世間人們的苦難充滿悲憫。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後捷克的政治現實，讓賽弗爾特對受戰爭之苦以及受“不公不正”壓迫的人民十分關懷，寫詩表達可怖之感與憐憫之心。
比他早逝的後輩、同胞詩人巴圖謝克
（Antonín Bartušek，1921-1974）
寫過的一首詩《那幾年》裡，有如下的字句：“你拒絕放棄。╱你繼續期待。╱你收集每一次╱災難的指紋，╱希望能當場逮住他們……”慘痛的歷史與戰後的政治現實讓賽弗爾特不甘緘默，努力“收集每一次╱災難的指紋”，以詩見證時代的苦難，見證生之短暫以及大自然的美與力，見證或隱或顯的世間眾美。對美與悲憫，捷克的詩人們——或者全世界的詩人們——是有目共睹的。
新京報：賽弗爾特對捷克及其人民所受苦難的見證是直白、深沉的，但並不絕望，而往往展露出某種希望。如在《利迪策的死者》一詩中，在面對屠殺這樣悲慘現實時，詩人還能在結尾給予那些受難者以玫瑰：“而玫瑰，憂鬱的玫瑰/雖遭踐踏蹂躪，依然開滿墳頭。”是什麼原因讓賽弗爾特保有如此近乎純真的希望？這首詩是否表現了詩人試圖用美超越戰爭和死亡的信念？
陳黎：賽弗爾特向陽的個性——和莫扎特有許多共通點——在二十世紀詩人中是十分罕見的。此種肯定與盡情擁抱生之歡愉的傾向，建立在兩個重要的基礎上：對別人苦難的悲憫之心，以及溫和的自我嘲諷。詩的語調或許有變，但經歷兩次大戰、國家被佔領、同胞被奴役、生命受威脅、人性尊嚴受摧殘的賽弗爾特，依然在其詩中展現苦中尋樂、為更美好的生存而努力的信念。
1984年10月獲得諾貝爾獎後，全世界的目光終於轉向他。他的英譯詩選編譯者，康乃爾大學教授喬治·比安
（George Gibian）
描繪最後一次到賽弗爾特病房探視他時，賽弗爾特像往常一樣機靈、有活力、和藹可親。他對許多事情都很感興趣，無論遠近。他問起美國的生活，朋友們，政治，戈爾巴喬夫
（Gorbachev）
；他講述他在布拉格、在巴黎、年輕時和近日所遇到的趣事和劫難。
正是這樣的賽弗爾特，才能在身處悲慘現實時，懷抱近乎純真的希望，在苦難中胸懷悲憫，在死神面前展現生之慾，寫出《利迪策的死者》，才能從另類角度寫出《哈雷彗星》這般有趣的詩——一般人站在地面仰望星空，他則攀升到太空的高度俯視星空和人間。
捷克斯洛伐克郵票上的賽弗爾特。
新京報：賽弗爾特曾說：“當我寫作時，我努力不說謊：僅此而已。”這句似乎可被視為他創作的一個原則。你如何理解賽弗爾特的這句話？
陳黎：“當我寫作時，我努力不說謊：僅此而已。”——賽弗爾特這句話道出了詩人忠於自我的創作原則：寫自己有感的題材，傳遞自己相信的價值，分享自己眷愛的事物。他的詩風歷經數變：從初期為時頗短的無產階級階段，經過漫長的現代主義階段，到最後二十年的簡單、平易、對話式的階段。
但縈繞其一生的事物顯而易見：他詩作的重要主題自始至終都是愛情和女人之美，布拉格和捷克的命運，以及感官之歡愉和生之喜悅；次要（但亦重要）的主題則是死亡、哀傷和痛苦，巴黎和法國文化，還有莫扎特。他曾說他的源頭是無產階級，而且有很長一段時間自認為是無產階級詩人。隨著年歲增長，人會發現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世界。他認為所有的言語都可被視為一種獲得自由的努力，努力感受自由的喜悅和感官之美。透過語言追求能表達我們內心深處的想法的自由，這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因此，當他寫作時，他努力不說謊。他還說：“若一個人無法說實話，也要保持緘默，不可說謊”，因此，當他發現自己被冠上異己分子、中產階級和非共產主義者之名，受到抨擊，社會寫實主義的擁護者在報章雜誌對他大肆誹謗的時候，他不再公開露面，只出版了他編輯的捷克作家的作品集以及他的譯作。
1956年，在蘇聯的思想自由化時期，賽弗爾特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第二屆代表大會的講臺上演說：“願我們真正成為國人的良知。請相信我，我們恐怕已有好幾年不是如此：不是群眾的良知，百萬人的良知，甚至不是自己的良知……倘若任何人繼續保持緘默，不說出真相，他就是在撒謊。”當時的他，是公民意識和公義的代言人。賽弗爾特的演說，一如他當時的外在形貌，留給聽眾深刻的印象。他拄著柺杖，舉步維艱；但當他坐下時，看起來就像一塊峭壁：堅實牢固，不可動搖。
米蘭·昆德拉給予了他極高度的推崇：“1969年，蘇聯醜惡進擊捷克……這飽受蹂躪、命運多舛的小國，要如何證明其存在的正當性？答案就在我們眼前：（賽弗爾特）這位穩重如磐石，柺杖斜倚桌邊的詩人；這位將民族的特質清晰表達出的詩人。”
新京報：賽弗爾特在採訪中曾說：“我所自覺運用的……是捷克語的音律——我們那歌唱般的音律。這種語言的音律在我的詩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也許，我的詩難譯之處就在這裡。”在翻譯過程中，你是如何處理和表現這種“捷克語的音律”的？在語言轉換過程中是否需要一些妥協或折中？
陳黎：捷克現代詩的特色是自由聯想的意象和濃烈的情感。它們十分著重於捷克語的聲韻之美——元音和子音的類型，元音的長度，重音——因此很難譯成其他語言再現其妙。這也是賽弗爾特的詩作未能充分譯成外語更廣為流傳的原因。賽弗爾特對詩的格律或氛圍每多講究，注重聲音的諸多面向（聲調、韻腳、諧音和頭韻），如果忠實跟隨原詩的文意，很可能就會喪失詩中某些聲音的美感。
我和我太太張芬齡在翻譯時除了力求呈現原意，也儘可能地注重文字的律動感和聲韻，以中文創造出新的美感。譬如他著名的《故鄉之歌》一詩，抑揚有致的節奏中蘊含圓潤響亮的韻腳，中譯時我們反覆推敲，希望能適切地保留住原詩美好的“音與義”
（sound and sense）
，避免墮入膚淺的抒情或濫情：
美得像陶甕上一朵燒繪的花
是我的祖國，我的故鄉，
美得像陶甕上一朵燒繪的花，
芬芳有如你剛剛切開的
可口麵包捲上的糕屑香。
無數次感到沮喪，失望，
你還是重新回到它的懷抱，
無數次感到沮喪，失望，
你還是回到這豐饒美麗之土，
這窮如採石場春天的地方。
美得像陶甕上一朵燒繪的花，
沉重沉重得有如我們的內疚，
——我們無法將之淡忘。
當最後的時刻來臨，她
苦澀的泥土將是我們的眠床。
作者丨張進
校對丨翟永軍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