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耳目”，《荀子·君道》中说：“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 《晋书·凉武昭王传》中说：“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 《左传·成公二年》中说：“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在清朝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能够及时掌握朝廷动态，就设置了一些专门负责搜集情报信息的“耳目”。
这些“耳目”堪比明朝的锦衣卫，到了清朝的时候，又被人们称之为“坐探”，其规模之庞大让人咋舌。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二回中则说道：“恰好那时候伯芬放了江海关道， 肖臣由南京来贺任， 伯芬便重重的托他，在南京做个坐探，所有南京官场一举一动，随时报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孙文革命运动清方档案》中也有：“前因风谣甚重，经馥电派已革总兵李定明巡缉长江一带，上至汉口 ，下至上海 ，无处不有坐探，无日不有行探。”
等等这些，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以层级为主，具有强烈隐秘性的“政治文化”——耳目文化。
这种文化的核心问题则在于：坐探信息的来源途径是否多种多样；信息的准确性有多高；是否有利于政府做出判断和进行决策。
对于这些，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去研究它。
话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尚在试用期的李景枚受到刘坤一的推荐而入职上海的文报局。在任职期间，李景枚的对外身份是驻局委员，平日里负责管理局中的各项大小事务，但是，在暗地里，他还有一个身份——驻沪坐探。“坐探”也叫作“坐探”委员，它是指：一些地方官员派出去驻扎某地的探员。
这些坐探平时里主要负责搜集各种信息和情报，他们既不是地方官的幕僚，又不是其长随，而是候补官员。因此，在清朝的史书中，我们很少能够见到关于这类人的描述，以至于，我们今日对坐探的详细情形、其在官场上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知之不多。
说起幕僚和长随，若是我们把他们比作地方官的左臂右膀，专门替官员排除忧虑和解答疑惑的话，那么，坐探就好比是地方官的耳目，为之搜寻信息。
1895年，时任河南巡抚的刘树堂命候补知县曹和济，当即前往天津打听有关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形。对于自己所任职的职位，曹和济是这样认为的：“乙未年春天，我被刘公任命为作谍、耳目，先后前往江南、浙江和福建等地方刺探政情，广集舆论，了解事情大概后便写信告知刘公。”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和济把自己的职位看作“作谍”和“耳目”，同时，这也是他对于自己所经历的角色的定位。
如果，我们仅仅从“耳目”这一性质上去探讨“坐探”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清朝，还有两个群体跟坐探大致相同，那就是“坐省”和“坐京”。这三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之所以说它们相同，是因为，人们有时用这三者来表示同一类人。
而它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其含义和组成人员的不同：
“坐省”又被称为“坐省家人”和“省友”，其主要由州府郡县的官吏、长随的家人和一些打杂的差役组成。这些人长期驻守在省城之中，平日里主要和督抚部院、藩臬两司打交道，替州县搜寻情报。除此之外，坐省还负责发放官吏粮食、押解罪犯和登记刑事案件等职务。因此，其在政场上主要起协调地方行政机构的作用。“坐京”，也叫作“坐京家人”，这主要是指一些边疆的大臣距离朝廷太远，无法及时掌握朝廷动向，便派一些人长驻京城，打探朝廷内情，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在大清的官制中，原本是设置了提塘官位的（其主要负责传送中央部门和各个省份之间的公文书信，其由各省推举给兵部而产生）。但是，因为提塘和督抚都是正式官员，彼此之间想通信的话要经过许多繁琐的程序，实在很麻烦，而“坐京”则不一样了。李宗侗曾对“坐省”与“坐京”作出过概括，他是这样认为的：坐京跟民国初年各个省驻在京城的办事处一样，只是办事处是向民众公开，被政府登记注册了的；而坐京则在暗地里活动，办事隐蔽，各省的督抚都可以拥有；坐省则是府县派去驻在省城的人。
并且，“坐京”一词最早出现，可见于雍正帝的谕旨之中，无论是“坐省”还是“坐京”，这两者都是代指人，而不是政府机构或部门，而且，他们的职务主要是向州县汇报中央动向。
实际上，官员拥有自己的“坐京”这件事并不是秘密。在乾隆给一位大臣的书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坐京”一词了：“我已经降下谕旨四十多天了，两淮的盐政也已经告诉坐京这件事了，并让他们写信给你，而且上个月二十七号之时，我又下旨让人回奏情况了。按理来说，此时你应当已经接旨了才对，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如此怠慢呢？是对所调任的职位不满，还是对我作出的决定而感到不满呢？”可见，在乾隆年间，地方官员派“坐京”早已经是一件人尽皆知的事情了，而且，朝廷也默许了这件事。
如果，把“坐探”跟“坐省”“坐京”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坐探”的职责并不包括处理政务，而“坐省”和“坐京”有时候则需要具备“坐探”的侦查能力。但是，从外延上来看，“坐探”的职责范围包括了“坐省”和“坐京”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坐探呢？官员是按照什么委派坐探的呢？坐探有不同的类别吗？
首先、我们来看看官员委派“坐探”所遵循的原则：
在清朝，无论是督抚，还是府县，抑或者是文武官员，均可以派自己的心腹驻在某地搜集情报。比如说，在中日战争期间，浙江的巡抚认为南京的信息传送太慢，不能及时掌握战情的变动，于是，他便派了一名候补州县丞相前去天津以打听军情；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南北方信息来往受阻，温州总兵便委派候补县令赶赴上海探查国家的防御情况；1906年，安徽与浙江的交界频频发生匪寇事件。为了掌控土匪们的动向，芜湖关道便把自己的佐杂派去调查详情。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的坐探身份是公开的，而有的探员则因为其侦查目的的隐蔽性，所以，他们的身份是秘密。从庞栋材被控诉一案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庞栋材，化名为庞芝林，他原本是上海一家报馆的馆主，后来，因为中法药房一事被官府罚款一百块外币。这件事发生不久后，贵州的巡抚就立刻发电报给上海的道台询问这件案子，还说，庞栋材是贵州州县的驻沪委员，不知道庞芝林是不是庞栋材？没多久后，上海方面展开调查，发现庞芝林确实是贵州巡抚的坐探委员。
除此之外，坐探有时也会帮自己的顶头上司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说，李景枚在做坐探的时候曾经帮浙江巡抚送一封信札、两箱茶叶和四盒燕窝给闽防同知。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坐探的类别：
如果，按照情报的内容来划分的话，那么，坐探就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专门负责刺探敌军战况的；
另一类则是负责打听和搜集政报的。
对于前者来说，地方官员安插一些坐探去打探军情或者匪情，那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说：1863年，一些回民在陕西、甘肃边境造反，为了掌控情况，察哈尔都统便委派佐领去刺探敌情。然后，都统写了一份报告给朝廷，说：“现在宁夏和黄河两岸都有匪寇盘踞，暂时还没有往北蔓延的趋势，绥远等地的回民已经安定下来了；沿河口岸和靠近甘肃、蒙古等地区也已经加大兵力分别进行防御了；如今我又设置了坐探，保证万无一失。”
如果，在战争的情况下，信息来往不便利，那么，就很有需要设置坐探了。例如：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和天津的电线被切断了，南北沟通受阻，两江总督便委派数名坐探，让他们分别前往上海、天津等地方打探军情，并随时发电报回来汇报信息，以此提前做好打仗的准备。跟刺探军情这类具有一定突发性和特殊性的坐探相比，搜集政报类的坐探则更是常见了。其搜集的信息十分多，范围广泛，有关于军政外交的，也有官员和百姓发生冲突的。
比如说：浙江巡抚的坐探，无论是中英之间因为开平矿产而产生的纠纷、中国和俄国关于东北三省铁路和矿产权益的谈判，商人对于粤汉铁路的认购股权情况，还是上海租界工人、商人和学生罢市的起因和结果、朝廷官员的变动情况以及各省警政筹办进程等，都会被坐探们记录下来递送给浙抚。而且，坐探在报告中，对各种信息的阐述都有详略之分，有的上百字而有的仅有二十多个字。
从现有的一些历史文献上来看，晚清之际的坐探主要关注外交上的事宜，如：教案、和约和路矿权益等。其中，坐探对于教案的关注度是最高的，对其记录也最为详细。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晚清政局发生了许多变化，教案、路权和矿权等外交事务逐渐成为清政府和地方官难以处理的问题。除了常规的政务以外，这些对外事务也跟官员们的升降贬谪关联日益加大。
尤其是发生了庚子事变以后，外国势力强行干预中国内政，官员们是否能够得体妥当地处理外交事务往往决定着他们未来的仕途走向。例如：光绪三十二年，江西巡抚因为处理不好南昌教案，所以，被中央撤职了。有了前车之鉴，官员们自然想搜集更多类似的案例作为借鉴，以此更好地应对外交政务。另外，还有一类坐探报告也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就是：记录其他省份政务和朝廷官员变动情况的报告。
这其中，广西土匪的发展情况、江苏漕运的通畅状态、广东路政以及各个地方官员上奏给中央的建议等都是坐探汇报的重点，而边境大臣的人事变动情况，则更是坐探汇报的重中之重了。比如说：因为安徽的巡抚经常受到其他大臣的弹劾，中央有把他撤职的想法。因此，坐探就会围绕谁将任职安徽巡抚、谁最有可能就职这一职位这两个问题而投入一定的关注，一旦发生了一点的变动，坐探们就会写进报告中。甚至，就连两江总督什么时候回南京、载泽什么时候离开京城这样的小事件，坐探也会记录在案。
由此可见，坐探的重要任务就是关注政情。
在向自己的顶头上司递送报告的时候，坐探们并不是只记录事情的原委，有时候他们也会在报告中写上自己对时政的看法。比如说：朝廷通过总税务司和各国商量决定:撤销设置在各个通商口岸的外国邮局，以此，来弥补中国在邮局上的亏损。姚张树在阐述这一事件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当今的政局已经不能跟以往的相比了，即使中央真的要这样做，国家财政也无力支持购回款，总税务说的方法不一定能够成功。”
再比如说：南昌教案发生以后，姚张树不仅在报告中描述了中国官员、外国势力和人民等对此的看法和反应，还写出了自己对此事的担忧：“省城中人心不定，人们对此感到十分惊恐，匪徒借着事端仇视教会，以挑起中国和外国的矛盾，国家后患难以预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名坐探，不仅要刺探政情，还要尽到一些幕僚的职责。
最后、再来说一下坐探信息的准确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看了以上这么多例子以后，你可能有一个疑惑：坐探们搜集到的信息准确吗？其实，这主要跟坐探信息的来源途径有关。
实际上，在坐探们的报告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津报云”、“京报云”这样的字眼，这说明报刊是坐探信息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可是晚清时的报刊十分复杂，其有时会刊登一些民间谣言、讹言。在这种情况下，坐探们递送的信息报告的准确性就很难保证了。
比如说：光绪三十一年，李景枚递送了一份报告给浙江巡抚。在报告中，李景枚说中国和日本将会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签订一份新约，并简单抄录条约中的第十二款约定。根据报告中记载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份新约就是《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其附约。虽然，李景枚在报告中言之凿凿地说条约共有十二条款项，但是，他说的款项没有一条跟最后公布出来的条约内容相同，就连条约的大概事项也相差十分大。
并且，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如：撤军、开设通商口岸，路权的归属权等，李景枚的报告与条约更是差距甚大。例如：条约只规定了日本和俄国的军队要同时撤退，但是，并没有详细规定撤退时限，而李景枚在报告中则说：“日本驻扎在南满洲的军队必须在十八个月内全数撤退。”此外。条约中也没有提到日本要租借关东半岛多久，但是，李景枚报告说：“日本租借关东半岛一千九百十三年零三个月。”对此，李景枚解释说：“自己的报告是从一些西方的报刊中翻译过来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坐探信息的准确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还可能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的时候，作为天下之君，皇帝设置了自己的“耳目”——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而上文我们所阐述的，则是地方官员们为了搜集信息而设置的“耳目”——坐探，这是晚清之际出现的一种新型政治文化。
有学者曾经以“叫魂”为案例，详细阐述和分析了清朝时期，中国政治和信息传播的因果。他们认为：皇帝和官员们对社会信息的掌控程度是构成那场妖术恐慌的核心要素。简言之，政府能否正常有序运转，主要取决于其对信息的掌控程度。而行政机构能否高效运转，政权能否很好地表达和实践，这主要与军事、政治信息有关。
另外，因为报刊信息越来越公开透明，其并不能满足官员们对政治信息更近一步的了解的需求，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私人关系来构筑一条迅速获取信息的通道，以此更好地应对政局之变化。就这样，坐探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在暗地里活动的坐探也是官场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虽然不被史册记载、地位低微，但是，却在无形之中深刻影响着官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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