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最终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长征早期损失惨重，尤其是湘江之战，红军更是损失过半。这次战役尽管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保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史学界认为，红军长征早期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战略的失误。本文试图从国、共两方面的资料入手，对长征早期国、共双方的战事进行分析。
红军转移到外线
自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之后，中央苏区的局势日益恶化。1934年4月底苏区重镇广昌失守，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腹地。此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曾讨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进攻已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转移到外线去势在必行。
早在1934年春天，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原计划是去湘赣苏区，但通过当地领导人的汇报，中央得知那里（湘赣苏区）的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不利。地盘大大缩小了，第六军团的物质基础也很薄弱。另一方面，据说贺龙领导的第二军团，成功地巩固了他在湘鄂川交界的新根据地，而这块三角地区（二军团根据地）在战略上很重要……可以为广泛的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提供很好的落脚点。1934年7月下旬，中革军委致电湘赣省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这一战略部署的主要目的除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同时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8月，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出发，由桂阳、新田过湘江进入广西，由广西进入贵州，最后于10月24日与红二军团会合。两军会合后不久即进军湘西，试图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1月下旬致电红二、六军团，要求红二、六军团应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中央红军）。红军长征前制定的战略就是利用红六军团、红七军团的转移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然后主力沿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三军（即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反攻，以粉碎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9月底，中共中央决定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军。虽然湘西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转移目的地，但是同样也是国民党关注的重点地域，一味冲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无异于自投罗网。
同样是在10月中旬，国民政府南昌行营获知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且前锋已通过信丰江（桃江），于是蒋介石回到南昌召集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人商讨应对之策，认为红军行动大致有四个方向，即：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认为：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以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亦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认为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红军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认为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蒋介石的追堵计划
国民党军进入瑞金之后，从获得的资料中明确得知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遂于10月18日拟定追堵计划，大意是：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部总部移驻衡阳；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驻桂林；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10月30日，蒋介石下达“追剿”方针，认为红军“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遂制定“追剿”方针“侧重堵击其西窜。亦可于万安、遂川、大汾以南，桂东、汝城、仁化、曲江以东地区，及其南至湘桂之间，及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区，消灭……”蒋命令周浑元纵队于11月3日以前集中遂川、大汾线上，薛路即速分由现地出发……向永州附近集中，西路应先巩固汝、汾、广纵线，及万、遂、汾横线……其主力陆军，均先控置于相当地点，以资机动。尔后适应情况，再就守备位置，“南路军速就汝、仁线上，努力堵击……并以大部追击之”，“桂军应控于全、兴间，并速巩固黄、全、兴、桂碉堡线”。
国民党已判断出红军战略目标，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方针，即堵截红军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路线。国民党同时希望湘、桂、中央部队合力包围中央红军主力于封锁线之中，以碉堡围困红军主力，以优势装备的军队与中央红军主力决战，从而将红军主力消灭于包围之中。鉴于国民党军在五次“围剿”之前已在湘鄂赣等地修筑了公路网，国民党军在军事调动方面具有有利条件，红军在机动力方面的优势基本丧失，因而红军此时坚持以湘西为目标，战略上已丧失先机。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后，先后突破国民党军构筑的三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即信丰河）向南，经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第一道封锁线由驻守广东的陈济棠负责构筑。不过陈济棠认为一旦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或遭到失败，蒋介石可能乘机进军广东，决定主动调整与江西红军的关系，联共拒蒋。1934年9、10月间，陈济棠致电并派人与中共中央联系，准备秘密停战，并“反蒋抗日”。中共中央则随即派何长工与潘汉年为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粤军第一集团军少将参谋长杨幼敏及黄质文等进行谈判并达成五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迹象有所察觉，蒋亦严令陈全力防堵，但是陈只是派出部队故意在防线上筑碉挖壕，架设枪炮，摆出积极应战的样子，陈济棠实际上履行了与红军达成的秘密协议，他同时指示高级军官：红军只是借路西行，而不是侵入广东，同时饬令各部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能出击。粤军没有积极堵截中央红军，反而向红军赠送了步枪子弹1200箱。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的封锁，向湘南前进，10月21日，红一军团攻占金鸡、新田，红三军团攻占百室、韩坊、古陂。国民党南路军稍加抵抗，即从重石、新田、古陂、韩坊全线撤退，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不久，陈济棠部继续撤退，第一道封锁线基本全线开放。红军于25日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军。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位于湘南地区与广东交界，由桂东至曲江（今韶关），预定由南路军与西路军防守。蒋在10月30日下达的“追剿”方针中要求“南路军速就汝、仁线上，努力堵击，以迟滞……之行动，并以大部追击之”，西路则“暂以保安团队守备”封锁线，“主力陆军，均先控置于相当地点，以资机动”。实际情况则是“敌南路军已将其主力撤至大庾（今大余）、南雄、安远等地，采取守势，以防红军进入广东”，“仁化地区仅粤军一个旅，其主力仍在粤赣边地区”。“敌西路军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汝城只有地方部队2个团和新调来的62师1个旅，第62师主力尚在桂东”。至于北路军“还远在赣江以东，短期内难以赶到湘南和粤北地区”，蒋制定的“追剿”计划亦是无奈之举，由于南路军（粤军）基本不战而退、让开防线，使红军掌握了战略先机。
此时中央红军如能抓住敌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创造战机，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是有可能的，然而博古、李德等急于夺路西进而采取了避战的方针，使红军不仅对可以消灭的敌人据点，没有夺取的计划，而且对于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采取避战方针。中革军委要求主力部队向预计在我们前面和左面积极行动的粤军和桂军发动进攻，而用较弱的兵力掩护右翼向北挺进，估计在那里国民党中央军很可能还没有出动追击，遂命令中路军由作为突击部队的第三军团以及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组成，并以五军团作为后卫；右路军负责北路的掩护，由第八军团组成；最后是左路军，它作为第二突击部队，同时作为掩护南翼的部队，必须占领广东边界上设防的山隘口，抵御住粤军和以后桂军可能发动的进攻，由第一军团组成，第九军团作它的后卫。这样的配置使红军形成抬轿子的状态，丧失了机动力，兵力搭配失当。其实粤军行动不是非常积极，红军左翼的压力并不是那么大。而湘军尽管兵力不足，但毕竟占据地利优势，战斗力相对也不弱，红军的右翼却用新编且战斗力最弱的红八军团担当，不可谓不是一大失策。
10月29日，粤军第一军集结于大庾、南雄、新田地域；湘军主力向赣西及湘赣边境集结，第六十二师主力正向汝城开动；北路军4个师亦向遂川集结，企图在红军还未进入湘南时，从两翼夹击，而红三军团在进攻湘军仅两个团把守的汝城时，发现碉堡坚固，山炮、迫击炮无法摧毁其工事，挖掘地道进行爆破又无时间，且援敌已进至汝城以北，中革军委同意红三军团放弃进攻汝城的计划，这说明以红军当时的装备，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避战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分3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4日，红三军团主力首先于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大来圩、官路下地域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5日至8日，中央红军分三个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陆续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向湘南的宜章以及粤北地区西进。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只剩下西去这一个选择，是为不得已之举。尽管与广东方面早有协议，但如果进攻广东侵犯陈济棠集团利益的话，粤军可能全力抵抗，这样将使中央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广西经过李、白初见成效的经营，实力不容小视，而且李、白在广西建立了完善的民团制度，强行进入广西必将遭到顽强抵抗，红六军团正是前车之鉴。此时战略方向并非只有西进一条路，但李德、博古等此时继续既定战略而不根据情况修改战略方向，使红军陷入困境。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之后很快迫近国民党军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间的第三道封锁线。该线敌人空虚，九峰圩仅有粤军1个团，并无堡垒；乐昌也只有粤军2个团；汝城、宜章间无正规部队，只有民团；宜章以北亦只有湘军的1个团，鉴于国民党军在第三道封锁线上兵力空虚，加之中共方面分析红军进入湘南，何键势必协同蒋介石对付，陈济棠怕蒋军乘机入粤，并没有和蒋军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致电中革军委“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三军团……扫除良田、赤石司，突破宜、郴间，相机略取宜章……一军团同时向西速进，突破宜、乐间，略取乐昌”，中革军委于7日复电“中央红军决定从宜章以北的良田和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
此时中央红军最关键的是速度，然而由于中央红军转移时携带大量辎重，而各部之间战斗力亦参差不齐，所以中央红军各部行动速度很不平衡。这时韶关这一线的铁路虽然还没有全线修通，但是有些地方火车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来也频繁，对敌人调兵非常方便，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的已经从江西、福建追上来了。粤敌利用他们有铁路公路之便，正赶往红军前面堵击。粤军仅用一天时间即从乐昌调兵开往红一军团必经之九峰山，还引起聂荣臻与林彪之间的争执。中央红军此时还是以强行军的速度前进，终于成功地在蒋介石大队人马到达之前，在刚刚测定的一段汉粤铁路旁边冲过了由较弱的湖南兵力把守的第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主要是利用广东方面陈济棠部试图保存实力而不积极进攻红军的思想，从粤、湘之间突破防线。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因而发电给陈济棠责备其“此次按兵不动……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湘军方面主力没有来得及从围剿红二、六军团前线调回，因而中央红军遂在11月13—15日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从当时战事变化态势而言，红军利用湘、粤军之间的空隙很快通过封锁线，在战略上无疑掌握了主动。这时国民政府方面已调集重兵准备在潇水、湘江等地包围红军，第三道封锁线其实是一道摆设，只起迟滞作用。红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非常关键，部署得当，则可以摆脱被国民党军堵截、包围的局面，否则就可能被追击的国民党军包围。此时彭德怀曾建议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人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进攻，不这样的话，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这条建议将利弊进行全面的分析，不失为一条险中求胜的方法。但是当时中共中央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继续西进走向国民党军设置的重重陷阱之中。
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
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为了使何键为自己火中取栗，在追剿红一方面军战争中一举解决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的割据势力，竟授予何键重大兵权，于11月12日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命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指挥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务须歼灭湘、漓以东地区”。蒋此举一是让何键可以全力剿共，二是使桂军可以协同作战，三是理顺指挥关系。13日何键所部军队大致方位如下：薛岳部先头部队在江西安福，周浑元部先头部队在桂东、资兴附近，湘军十六师等部在湘江左岸东安、零陵、衡州间，十五师在郴县南方万会桥附近，而六十二师在汝城附近文明司勾刀坳及郴县北方之高亭司到耒阳等地，五十三师则在资兴一线，各部于14、15日可到桂阳、郴县之线。何键于是命令“刘司令建绪，率领章亮基、李觉、陶广各师与薛司令岳所部，向零陵、东安、黄沙河、全州之线堵截。周司令所部及李云杰、李韫珩、王东原各部蹑追。拟将……包围于湘漓流域地区聚歼之”。蒋此时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红军会合，将来在鄂湘川黔建成一片苏区，在衡阳会议中决定在湘江以东（即第四道封锁线）围歼红军的方针：
（一）以第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5个师（这5个师是归薛岳直辖的），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以防止红军北上（怕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蒋计划的前提是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因此很大程度上蒋依赖于桂、湘、粤、中央军的通力合作，只要有一环发生问题，该计划就会出现漏洞。
但是蒋不想看见的情况还是出现了，桂军方面认为当时广西方面全部兵力只有两个军共十五个团，即使配合各地民团也无法与共军之势力相比；因此在战略指导上，决定沿恭城、灌阳、兴安一线之各县要点，占领侧面阵地与之作战。置重点于右翼，准备乘其长驱入境之际，拦腰痛击，桂系为了防止蒋借追击之名进入广西，或桂军与红军作战两败俱伤，确定对红军作战主要着眼点是“送客”，即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在具体作法上应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判断红军当时是企图转移到川滇黔山地，重建根据地），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湖南方面，何键身为“追剿”军总指挥相对积极，不过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均心照不宣，早有默契。他们都害怕中央军趁追剿红一方面军之机抢占湖南、广西等省地盘，合力防堵红军并不热心。何键当时的想法，只是如何使红一方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所以士气不高，行动缓慢。何键由于害怕红军进入湘西，所以在追击堵截时更为出力。桂系是防中央军入境甚于害怕红军过境，桂军第二十四师先头部队第七十团与中央军周浑元的先头部队发生遭遇。周部先头部队约一个营，战斗不到一小时，即被第七十团包围缴械，这很可能是桂系对蒋的示威之举。如中央红军利用国民党军内部各派系间矛盾，完全可以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
中央红军为了调动敌人，寻机过江，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李宗仁、白崇禧误认为红军要夺取桂林，匆忙将桂军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撤向龙虎关、恭城一带堵截，以阻止红军西取桂林。这样，兴安、全州一线敌军防守的兵力比较空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遂决定抓住这一战机，迅速从兴安、全州间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冲出敌军的重围，这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强渡湘江的命令，规定第一步进到湘江地域。主要部署是“以第1军团主力为第1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第1军团1个师、军委第1纵队和第5军团（欠1个师）为第2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尔后则依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第3军团、军委第2纵队及第5军团1个师为第3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前进，相机占领该城，一哄而起则向兴安前进；第8、第9军团为第4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之）、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11月27、28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2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即觉山）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红1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红3军团第4师先头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光华铺、枫山铺地区，此时红5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中央红军主力如果利用桂军与湘军部署之间的空隙，在湘江上占据渡口，本可以很快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然而部队掩护着包袱沉重的中央纵队，行动更加困难。5天的行程，竟走了11天，部队拖得精疲力竭。当时军委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急进，可迅速渡过湘江，减少损失。但是，部队仍带着那么多坛坛罐罐，行动迟缓，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致使湘江两岸的部队为了掩护全军渡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军第一、三军团只用两天就走完的行程，军委纵队却走了五天，与此同时蒋严令湘、桂军通力合作，积极堵截红军，结果担任后卫和侧卫的红三、五、八、九军团损失很大，红军于是役损失将近三、四万人，被迫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打算。
长征早期红军的战略目标在于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重建根据地或者打回江西中央苏区。如果加强机动，是可以很快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红军行动迟缓，加之离开根据地，失去战略后方，使红军损失得不到补充，红军长征早期损失惨重，无法实现战略目标。国民党基本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转移方向，提前布置堵截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军装备优良，可以利用碉堡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同时利用公路、铁路网快速机动地调遣部队围追堵截红军，迫使中央红军陷入打不得、走不得的境地。中央红军事先拟定的战略转移方向，尽管湘西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是不考虑战略机动或战略佯动，中央红军的战略没有突然性可言，也没能利用国民党军方面的派系纷争。国民党军最好的机会是将中央红军困在苏区之内，利用优势兵力慢慢进攻。但是粤军开放封锁线使这一设想不可能实现，红军轻而易举地突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当红军进入湘桂粤边后，国民党军没有利用地利之便，利用红军远行疲劳进行堵截，相反各自采取保境送客的策略，中央红军才能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突破封锁，最终摆脱国民党军的包围，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叶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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