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進入古典時代，各個城邦相繼建立起獨特的文化，這其中尤以雅典最為傑出。那個時代的雅典，在文化上笑傲愛琴海，湧現出了一大批哲學家、文學家、雕刻家等，他們的思想和成就，奠定了後來歐洲文明的基礎。
當然，雅典的文化大發展，並非是一個歷史偶然，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推動因素，具體來說，雅典文化走向繁榮，依靠的是特殊的經濟基礎和優越的政治條件。
特殊的經濟基礎
發達的文化與繁榮的經濟總是相生相伴的，雅典文化的繁榮，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發達的商品經濟。
希波戰爭結束後，憑藉勝利的優勢，雅典人將大量的戰俘轉變為奴隸，補充進生產活動中，這些外部奴隸的存在，使雅典內部原本的生產矛盾大大緩解，奴隸主與一般城邦公民的利益衝突逐步消解。
雅典城
城邦內部的對立態勢解除後，各階層之間的共同利益增加，商品經濟隨之迅速發展。再加上雅典地理條件不佳，多山地狹，物產貧瘠，極度需要與外界的物質交換，所以，商品經濟的發展又拓展了對外貿易範圍。
當時，工商業奴隸主將雅典盛產的橄欖油、葡萄酒、手工藝品等產品銷往埃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並從那些地方帶回大量的奴隸、糧食、牲畜、木材和奢侈品。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曾自豪地表示：“我們的城邦是如此地偉大和強盛，以致於全世界的財富都流入雅典。”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雅典在發展文化時，擁有了三個優勢：
物質支持
由於經濟發達，社會產品豐富，雅典人早已擺脫了物資匱乏的威脅，城邦居民的生活富庶而安逸，這樣一來，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就不再限於吃飽、穿暖，有一個容身之處等低層次的水平，開始嚮往文化產品，例如戲劇、文學、雕塑、繪畫以及哲學。當然，雅典擁有的財富，不僅使得人們產生了對文化的渴望，同時，由於物質產品的豐富，在滿足了一般的生存需求後，剩餘物質產品也足以支持文化產品的生產。
思想更新
商品經濟關係的大發展，深刻影響了雅典人的社會心理：對外貿易不僅需要冒險精神，同時還要有契約精神和公平精神。在交換活動中，交易雙方地位平等，且互相尊重，並支持對方的買賣自由，這種經濟關係自然培育出一種自由、平等、競爭和積極的社會心態。
伯里克利
雅典人的精神標籤，諸如崇尚自由、積極進取、勇敢無畏等，就是在發展商品貿易中逐步形成的，而這些精神正好為希臘文化的繁榮，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心理基礎，以及滔滔不竭的精神動力。
探索慾望
由於商品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雅典人在地中海上四處遊弋，他們對於未知世界的探索慾望空前提高。未知的世界，不僅包括山川河流、國家民族，還包括思想和精神。很多希臘人越過地中海，到埃及和小亞細亞遊歷，開拓眼界，學習知識，比如被譽為哲學之父的泰利斯，就是通過在埃及的旅行受到啟發，提出了“萬物源於水”的本體論思想，揭開了西方哲學的序幕。
雅典人在探索周圍世界時，總是保持著懷疑的目光，批判的精神，用理性思維分析看到的人和事，這種思考方式，使得他們不僅豐富了自己的知識，開拓了眼界，同時，也能在別的文明的基礎上，創造出極具自我特色的文化產品，諸如哲學理論、文章詩句，以及繪畫和雕塑。
綜上所述，在古代社會，大多數文明以農業立國，但古希臘，尤其是雅典，因為其特殊的環境和歷史，造就了成熟而發達的商品經濟，特殊的經濟基礎不僅提供了文化發展所需的物質條件，而且形成了有利於文化創造的社會心理和精神動力，另外，因商品經濟而誕生的探索精神又豐富了雅典人的眼界和知識。這三點優勢，保證了雅典人能夠發展出極為強勢的文化。
優越的政治條件
雅典文化的繁榮時刻，正好與雅典民主政治的黃金時期重合，這不是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
古典時代，雅典的政治制度是古希臘社會化程度最高、設計最完善的民主政治。這種制度產生了公開、自由的風氣與精神，而這兩點正是學術自由的保證，而學術自由則是文化大繁榮的前提。
蘇格拉底
公元前461年，雅典確立了民主政體以後，設立了三個主要權力機構：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這三個機構全都由公民按照民主原則進行運作，比如，按照雅典的法律，公民大會有選舉、監督、罷免一切公職人員的權力，所以任何擔任公職的個人都不得不考慮城邦人心的向背，不得不尊重民意。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點，決定了每個公民對政治的關心，每個城邦內的公民，都會把城邦的利益看成自己切身利益，所以在面對任何決策時，積極貢獻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捍衛城邦。
關心政治、參與政治是當時的雅典城大力提倡的行為，伯里克利在演講中曾說：
“我們和其它城邦的不同在於——我們認為那些不過問公共生活的人，並非天性淡泊之人，而是無用之人”。
索福克勒斯
在積極參與城邦事務的氣氛中，所有雅典公民的主動性被調動了起來，再加上寬鬆自由的學術氛圍，人們的文化創造力很自然地爆發了。
在思想自由的環境中，雅典人可以開展各種學術活動，諸如哲學、倫理學、政治學、文學、史學等學科快速發展。不少有識之士著書立說，開門立派，到處宣傳自己的政治和學術主張。雅典城內各種學派並存，不同思想自由交鋒碰撞，真知灼見層出不窮。
這種民主制度造就的寬鬆環境，不斷吸引希臘及世界各地的哲學家、藝術家和作家前來，使得雅典成為了文化交流的中心。
哲學家蘇格拉底，智者學派的普羅泰格拉、高爾吉亞；古希臘偉大的三大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埃斯庫羅斯、歐底庇德斯；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建築大師卡利克拉特、雕刻家米隆、壁畫家波利格諾託斯等人，全都雲集雅典，使得阿提卡的這座山城眾星閃耀，光照愛琴海。
希羅多德
在雅典，哲學家可以無所顧忌地思考，針對現實和思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批判；
戲劇家可以自由撰寫劇本，組織劇團，用辛辣的詞語揶揄時事，諷刺名人，針砭時弊；
詩人們和演講家們可以在群眾中朗誦對城邦的讚美之詞，也可以慷慨陳詞，表達對城邦的不滿；
史學家可以秉筆直書，陳述城邦的是是非非，總結歷史經驗。
雅典政府不僅支持豐富的文化生活，同時十分尊重人才，凡對社會作出貢獻的知識分子都受到政府和社會的尊重，給予崇高的社會地位，使其得到應有的讚譽。
實事求是地說，雖然雅典的民主政治有時會走向極端，被善於蠱惑人心的陰謀家操縱公民大會，作出一些錯誤的決定，但僅從文化繁榮的角度看，雅典的政治制度對文化的繁榮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雅典公民的總體文化素質和水平較高，這既是雅典文化繁榮的成果，同時也是其政治制度的功勞。
雅典的文化繁榮
特殊的經濟基礎以及優越的政治條件，是古典時代雅典文化達到繁榮的最主要原因。在那個時代，雅典物阜民豐，政通人和，每個雅典公民都自信而豁達，寬鬆的環境吸引了大量優秀的希臘人。
物質上的豐沛、思想上的開放、強烈的探索精神、民主的政體、自由的環境，使得雅典人把哲學、文學、史學、藝術發展到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程度，雅典文化上的大繁榮，甚至影響到了一千多年後，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是為了緬懷和復活雅典的黃金時代，只不過雅典的文化成就一騎絕塵，後人終究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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