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40年前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成為基本國策。此後，中國“摸著石頭過河”，分幾步走，逐漸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2017年5月，肯尼亞女火車司機在首都內羅畢跟隨中國老師熟悉操作流程。她們將駕駛由中國公司承建的蒙內鐵路上的列車。經歷改革開放40年，富強的中國正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孫瑞博 攝）
中國曾經是全球化的“鼻祖”。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牛津大學高級研究員彼得·弗蘭科潘在其著作《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指出：“我們通常把全球化看作當代社會獨有的現象，但早在兩千年前，全球化已經是事實，它提供著機遇，帶來了問題，也推動著技術的進步。”他所指的那場兩千年前的全球化，正是源自古代中國的“絲綢之路”。自明清以後，中國因相對保守而錯過了世界經濟的新浪潮，未能主動參與全球化，也在全球經濟競爭中敗下陣來。改革開放是新中國重新打開國門，從被動回應到主動參與全球化，以開放的姿態重回世界經濟之林的重大轉折。
改革開放搭上全球化快車
在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通過改革開放積極參與全球化，中國迎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機遇。40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貿易，紮紮實實推進經濟建設，綜合國力及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顯著提升，改革開放的歷史成就不言自明。
1978年，中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為97.5億美元，2015年則達2.27萬億美元，為前者的近233倍。另據世界銀行統計，僅1992年到2016年的25年間，中國名義GDP按不變價格計算，年均增長9.6%，擴大了9倍多，2016年達到11.2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3.2%，居世界第一位。
中國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除了國家在關鍵時期推動改革開放的遠見和魄力之外，也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1978年起步的改革開放，恰恰接上了全球化歷史上最蓬勃發展的階段。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入蓬勃發展階段，也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段。
改革開放的重大決定，可謂把握了時代的脈搏，準確地抓住全球化的歷史機遇，將中國的發展與世界聯繫起來，讓中國搭上世界經濟景氣的快車，也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姿態，不斷為世界經濟提供新動能。
中美合作有利世界穩定
改革開放是中國這40年來最重要的國策之一，而中美建交則堪稱40年來改變世界格局的重大國際關係事件。巧合的是，中美建交也將迎來40週年。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1979年初訪問美國，為新時期的中美關係打開新局面，也進一步向世界展示了中國開放的誠意。雖然中美關係並非一帆風順，但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相互之間始終存在龐大的共同利益。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從經貿領域起步，在長期的接觸與合作中，雙方几代領導人通過求同存異，推動雙邊關係穩步向前，並在不斷深化的雙邊貿易關係中構築了堅實的相互依賴，也共同促進了兩國及全球經濟的繁榮。
2007年，為強調中美經濟關係的緊密性，標誌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史教授尼亞爾·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學教授莫里茨·舒拉里克共同創造了“中美國”一詞，引起很大反響。
在北京舉辦的紀念中美建交30週年的一次會議上，長期擔任美國總統智囊的著名地緣政治戰略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強調說，中美之間建設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經濟穩定的重要根源。他還表示：“美中之間的關係必須真正是一種與美歐、美日關係類似的全面的全球夥伴關係。”幾乎與此同時，在中美關係史上有著特殊地位的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他主張美中兩國應建立一種“命運共同體”結構，將兩國關係提升到類似二戰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高度。
的確，中美之間的合作曾給中美兩國人民都帶來了非常大的好處。過去，在中美關係平穩前行的局面下，中國積極參與美國在戰後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並與世界各國攜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逐漸發揮作用。其中，作為“五常”之一，中國積極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新力量，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也隨著國力的增強而與日俱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重要國際組織的廣泛合作，不僅助推全球化，也通過引進各種新機制、新制度與國際接軌，進一步深化了改革開放。
其中，入世是中國接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里程碑。自加入WTO以來，中國不僅大幅降低關稅、削減貿易壁壘、全面放開外貿經營權，還在不同領域逐漸減少限制措施，不斷提升對外開放程度。中國積極按照入世承諾，履行在多邊貿易體制框架下的義務，充分展示了負責任發展中大國的良好守信形象。
這些努力也使中國形成了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的局面，促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入世後更注重學習運用國際市場規則，商業環境更加開放，企業競爭意識進一步加強，市場意識、法治精神和知識產權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此外，入世使得中國由單向型的招商引資轉變為雙向型的對外開放，在“引進來”卓有成效之後，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也更加堅定。
與世界銀行的合作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與世界銀行合作30週年紀念座談會上，中國領導人充分肯定中國與世行30年來的合作成果，高度讚賞世行為全球減貧與發展所作的努力，並表示中國願繼續支持世行發揮作用，為世界發展進步與繁榮作出新貢獻。據悉，在長達30年的合作中，中國獲得世行貸款和投資承諾超過500億美元。這些資金支持了500多個項目的建設，覆蓋中國幾乎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可以說，在剛剛過去的上一個40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和穩住中美關係這一最重要的國際關係，順利地參與到世界經濟及全球治理體系中。一方面實現了自身經濟的大翻身，另一方面也以“負責任大國”的姿態，和美國一起鞏固了第一代全球治理體系，扮演世界和平與繁榮的穩定劑。
全球治理體系升級換代
在改革開放和中美建交40週年之際，全球化和中美關係的背景和內涵也發生了一定的改變。曾經作為多邊主義旗手及全球治理體系主導者的美國，在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之下，出現重大政策變化，而這一戰略轉向對全球化和中美關係都造成了明顯的衝擊。
與過去幾屆美國政府相比，反建制的特朗普轉向單邊主義，不僅對既有的全球治理體系興致平平，還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接連與世界主要貿易大國挑起貿易爭端，傷及世界貿易體系，助長“逆全球化”浪潮。
美國近年來對中國也出現了明顯的態度改變及政策調整，中美關係進入調整期，面臨一定的挑戰。近期牽動全球市場一波三折的中美貿易爭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
這種全球性變局使得關於中美潛在衝突和全球治理體系崩壞的擔憂成為熱門話題，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警示中美滑入戰爭的危險，“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教授則認為“金德爾伯格陷阱”更值得注意，懷疑中國是否能夠填補美國留下的全球治理空白。
如何應對這些新的全球性挑戰，不僅事關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前景，也牽動著世界經濟及全球治理體系的未來。
美國白宮資深智囊、美國外交學會會長理查德·哈斯在其著作《失序時代：全球舊秩序的崩潰與新秩序的重塑》中主張建立一個更新的全球操作系統——世界秩序2.0。他認為，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已經開始下降，“霸權”“主導”“超級大國”等詞語日漸式微，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立應對全球性挑戰。因此，哈斯希望各國能夠共同協作來建立一個世界新秩序。
的確，全球化發展至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立應對全球性挑戰，而哈斯所提出的“世界秩序2.0”已經初見端倪：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二十國集團（G20），到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國家機制等等，以佈雷頓森林體系為根基的全球治理體系1.0正在出現朝全球治理體系2.0的升級換代趨勢。
在這一輪全球治理體系升級中，中國應該也能夠進一步扮演好參與者、維護者和改革者的角色。臺灣大學朱雲漢教授即指出，中國沒有動機顛覆現有的國際秩序，而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秩序以及維護全球治理機制的意願與能力明顯弱化的同時，過去歐美領導角色的真空將很有可能由以中國為首的大型新興市場國家填補。在朱教授看來，中國和大型新興市場國家也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扛起承擔全球治理責任的角色，也正在為新一輪全球化注入動力。
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局勢，中國也不斷向世界表明對外開放、維護全球化的決心。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上說：“綜合研判世界發展大勢，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我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我要明確告訴大家，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以“中國方案”反哺全球化
為了更好地延續改革開放的積極局面，並在全球治理體系的維護和革新中發揮作用，中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困難局面下，對現有這套國際多邊機制的尊重和維護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首要之義。中國應該積極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既有全球治理體系，在經濟層面維護以WTO為核心的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以及世界銀行、IMF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40年來，中國本身就是既有世界經濟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現在，中國能夠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
其次，對於全球治理體系2.0時代出現的新機制，中國應該積極參與和推動。中國可以推動TPP和RCEP的整合，促成涵蓋範圍更廣、經濟體量更大的亞太自貿區（FTAAP）的形成。目前，由日、加、澳等國牽頭的全面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已經完成簽約，美國重回TPP的呼聲也此起彼伏。TPP和RCEP，兩個區域自貿安排既存在競爭，又具有一定互補性，而兩邊的談判都在近年加速，使得二者存在相互融合的潛力。若能整合TPP和RCEP，建成完整、統一的FTAAP，將通過中美兩大經濟體的合作升級，為亞太及全球經濟釋放巨大紅利。在中國尋求經濟結構轉型和新一屆美國政府重新佈局經濟戰略的歷史性時期，中美共同推動的FTAAP符合兩國經濟、戰略利益，也有助於經濟全球化的復興與深化。
再者，中國應該有自己的一套循序漸進的全球化路線。具體來說，中國第一步可以發揮全球華人華僑的力量，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此基礎上，結合源遠流長的“儒家文化圈”和重獲新機的“亞洲價值觀”，中國可積極推動“亞洲共同體”建設，進一步深化現有的亞洲經濟一體化基礎，讓亞洲各國的合作邁向新臺階。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亞洲共同體”逐步成熟之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就獲得了紮實的地基和可觀的動能。
此外，包括“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內，中國提出的全球性倡議，應該強調對美國乃至世界的開放姿態。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提出新倡議、新機制的同時，始終擺出與美國等大國，以及與全球分享、分擔、共治的姿態，謹防落入新的話語陷阱，在國際上造成新的誤解。
一方面，中國應該開發更多可與美國優勢互補而非對抗的部分，開發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對話與合作的新機制，這也符合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中國應該強調對全球治理責任的“分擔”“擔當”以及與世界各國“共治”的概念，將這些概念精神融入已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中，並基於這些概念，發起建立一些助力全球治理的國際組織。
結合以上幾點，對現有體系的維護能夠避免西方對中國有意顛覆世界秩序的猜忌，擴大與美國的合作，也有利於打消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疑慮，共同突破“修昔底德陷阱”。而助力全球治理體系的革新和升級，正是中國通過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對“金德爾伯格陷阱”的有力回應。
目前，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中國應該在種種挑戰的背後，清晰認識到當前國際環境背後的又一次歷史機遇，謀求自身發展戰略與全球治理2.0升級的藍圖和諧統一，走好下一個40年。（作者為全球化智庫主任，本文根據作者在全球化智庫5月20日舉辦的中國與全球化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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