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正如台湾柏杨先生评价的：“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而李世民最关键的举措，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
作为有下层生活经历、历经战乱的帝王，李世民特别注意衣食住行等方面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奉节简，且严格约束龙子龙孙，教育他们奉公守法。
李世民小时候身体比较弱，患有气疾，但当了皇帝后，为节省民力，休生养息，不为自己盖宫殿，在隋朝潮湿的旧宫里住了很久。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34岁时，准备到长安西北100余华里外的山区九成宫休养，有大臣谏阻，他解释：“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作为一国之尊者，他想住到长安西北山里的宫殿去避暑，都要给大臣解释，其自律和他律之严可见一斑。
唐太宗注重带头守法，并不时反思，提醒自己，避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取代法律。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发现自己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遂指示臣下对此类诏敕不得顺旨施行，必须上奏，另作定夺。后来，还在《唐律》第486条明文规定：皇帝发布敕令判案定罪，以及临时的处置，不能成为常法，更不能成为后面判案的根据。如果援引敕令判案，造成过重或者过轻，以故意过失论处。这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法大于权，不能用皇帝的敕令来改变法律规定。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是《贞观律》颁布那一年，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宗因贪赃入狱。此人曾屡立战功，为人儒雅好德，颇为好学，敬慕贤士，从不以势凌人，颇受李世民器重，辗转官拜大理卿、刑部尚书、礼部尚书，位尊“副国级”。可就是对这个功高德昭的至亲，唐太宗也没网开一面，坚决依法判决。最终罢免了他的官职，削其封邑，仅仅以郡王身份归家。
有鉴于此教训，就在这一年，唐太宗听取魏徴的建议，制定了一系列约束皇亲贵戚权、贵豪强恣意横行收受贿赂的律文，明文规定，各级官员和各地豪强权贵，索贿受贿，以坐赃论罪，所受财物加倍罚没入国库，且为官的降官级一级，王公所享受待遇降一个等级。
对不奉公守法、胡作非为的龙子龙孙，李世民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史载，李世民第六子李愔，常常无理殴打其分封地的县令，又不顾农时田猎，任意践踏庄稼，多次为非作歹。太宗知晓后大怒骂道：“人调教那禽兽，都可以驯化；铁和石头经过冶炼镌刻，可成为形状或方或圆的器物。至于像李愔这样的，都不如禽兽铁石呀！”于是，将这个不肖之子的800户食邑及国库供给他的财物削减一半。李愔本来是富裕的京畿岐州（今武功岐山一带）任刺史，李世民把他贬到偏远贫瘠的虢州（今河南灵宝一带）做刺史。
李世民曾任尚书令，深切认识到作为一国之君权力高度集中的不足和危害，言谈话语决策行事，常常会产生偏颇和失误。
始于西汉、确立于隋朝的“三省六部制”（注：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虽然从体制上是三省分权制约，但诏令起草、审核、监督等环节中，三省官员互相之间很少敢于负责，互相制约，对皇帝更是唯唯诺诺，罕有官员明知皇帝失误敢于劝谏。
为了改革这种中央管理机制，唐太宗广泛向各级官员和士绅阶层征求意见。其中，一个地方小吏张玄素，提出让大臣辅佐分担治国重任并正过失、皇帝仅选贤任能并“高居深视”裁断赏罚则可等新的见解和主张。
李世民汲取了张玄素的建议，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即“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在李世民看来，国家政务由大臣代为处理，让皇帝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是不容置疑的；皇帝要对大臣们的处理结果进行了解，也是必须的。而大臣们要处理国事，就需要进行层次的划分和职权的明确。
所谓“百司商量，宰相筹画”，就是在当时的尚书省六部体制下，具体的事务由具体的负责机构进行处理，提出处理意见，这就是“百司商量”；这些处理意见，有些是按照国家既有的法令规定作出的，那么按照法令办理即可，而对于法令没有具体规定的那些事务，就由宰相集体会议—当时称为“政事堂”会议—对相关机构作出的处理意见进行讨论，达成共识之后，再向皇帝进奏，由皇帝认可后执行。
鉴于此，李世民果断决定，进一步建立完善三省权力，强化“中书省”讨论评议，“门下省”监督监察的权力，形成能够真正互相制约的机制。
一个政令的形成，先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讨论评议。他要求参与讨论评议者，都应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唯唯诺诺顺众，特别强调“五花判事”制度（注：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和参议章表的，主要是对应着六部的六名官员，每人按照分工，各押一部。其中一人提出意见时，其余五人可“各执己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这种制度，类似于现代民主国家的“议会制”。讨论评议修改后，转中书省审查形成决议，然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
正是由于特别申明“五花判事”，且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十分类似于现代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运行体系。
李世民登基之初，眼见经过隋末唐初动荡，地方机构臃肿，官员人浮于事，政坛风气极为败坏，贪污受贿十分普遍。他决定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建立精干高效廉洁的地方治理机构，树立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二月，唐太宗下诏令，“命大加并省”。地方行政机构只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委托房玄龄等负责并省官员，重用人才，淘汰庸官。唐太宗亲自掌握挑选刺史，县令则让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
至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州府设置减少到358个，县1551个。同步起草修订《贞观律》，其中的《职官令》和《职制》，对政府机构、官员的设置和配备做出明确规定，违反的就要进行惩处。
为防止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唐律·职制》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徙二年。”《职制》还对二级官员以及吏佐的职责以及奖惩等，有十分详细明确的规定。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贞观元年，他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十个监察区划。根据需要，中央可以临时派官员到各道巡察，考察地方官员的善恶，并根据其政绩加以谪升。
经过大力整顿，仅数年，整个官场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就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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