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電影分成兩類：一類是話語類，基本架構是王朔小說中的“幫辦”構思，《頑主》雖然不是馮小剛導演的，但卻是馮小剛電影中一半影片的原型與母本。這類電影包括《甲方乙方》《大腕》《非誠勿擾》這類所謂的喜劇片。
另一類是改編自小說原著的現實題材影片。這類影片不賺錢，但賺口碑。馮小剛的拍片規律基本是與那些王朔母本的喜劇片交叉進行，就像斯皮爾格也是如此，拍一部賺錢的商業片，然後忙裡偷閒拍自己感興趣的嚴肅片。
這也是電影拍片規律決定的。
在電影界，有一個慣例，就是一個導演有“三部電影的探索餘地”，如果一個導演連著兩部不賺錢，那麼第三部必須有一個好的票房。
而《手機》卻是介於馮小剛這兩類電影之間的一種存在。
這正是崔永元批評劉震雲墮落的原因。
按理講，劉震雲的早期作品非常接地氣，對小人物的生存狀況，描寫得通透淋漓，但是自從涉足電影之後，正如他自己所說，就變得油腔滑調，其目的，作者袒露得非常明白，“就是為了賺錢”。
《手機》就是一個典型的賺錢的項目。
為什麼這樣說？
它趕時髦。《手機》拍攝的年代，手機正在全面介入中國人的生活，有足夠的新鮮度，而附著在這個時尚用品上的故事，卻是毫無含金量的。
因為《手機》裡的所有情節，都在說，用了“手機”，會麻煩不斷。
甚至電影裡的人物，都完全是架空的，隨便地拿來了一個說話節目，為了使這個節目有一點真實感，又曲意模仿崔永元主持的《實話實說》，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種蹭熱度。整個電影用了崔永元這個當時社會上炙手可熱節目的熱度，但情節明顯地可以看出，與崔永元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電影用了崔永元的職業，只是為了證明“手機”的“手雷”性質。沒有比一個主持人，更容易能夠突出“手機”的揭謊用途。主持人的角色是最接近馮小剛瞭解的演藝圈的職業，他們只需動動嘴皮，露露面孔，四處遊蕩，而沒有普通人的衣食之憂，他們的有閒身份，能夠使他們具有言行不一的需求，滋生出謊言的內在動機，而這個角色當時也會為整個社會關注，所以馮小剛便信手拈來了這個職業。
正是影片裡設定的主持人的職業，使手機的危險性得到了淋漓的揭示。
對於普通人來說，手機在生活中發揮了溝通親情、聯絡友情、疏釋愛情的重要功能，它是溫暖的，溫馨的，因為它是感情的另一端。
這是手機的正向功能。
但《手機》恰恰說明了手機的負作用，而這種負作用，對普通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大多數人，都在手機面前顯現了誠實的一面，至少對家人，對親人，對朋友，我們會讓手機傳遞出一種真實性，瞭解對方的真實狀況，告知對方自己的真實信息。
但在《手機》裡，所有的人，都覺得手機帶來的即時真實感是一種可怕的危險，是一種爆炸性的威脅，從而引申出“手雷”的形象比喻，但是多少年來，“手雷”對手機的惡意加萌，並沒有改變手機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溫馨性質，不然，不會有那麼多人捧著一個“手雷”形影不離。
所以《手機》帶有明顯的反智性質，帶著對一個新生事物的另類目光，看到它帶來的揭謊效應，而編織了一個基本沒有什麼情節衝突的故事，敷衍成篇。
這部電影從藝術上，與馮小剛後來同樣改編自劉震雲小說的《我不是潘金蓮》非常相似，採用道白解釋劇情，鏡頭靜態地捕捉生活，再加上鄉土俚語，形成了馮小剛這一類夾在喜劇片與嚴肅片之間的畸形品種。《我不是潘金蓮》有不錯的戲劇結構，要強於《手機》，但其創意完全等同於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新鮮度嚴重欠缺，所以觀眾不感興趣。
但是，《手機》最大的令人生厭的地方，不是它的反智傾向，而是它對人物情感的描寫上，恰恰集中地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最大通病，那就是對人的情感的疏遠與欠缺。
也許中國人不知道中國文學的最大毛病在哪裡，但對比西方的文學語境，我們能夠看到中國文學的缺損所在。
在旅美華人學者許烺光所著的《美國人與中國人》一書中，他提到中西方在愛的表現方面存在著許多差異。
他說：“美國式的愛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結合通常是高潮：整部書都是關於浪漫的追求、極度的痛苦、誤解，最後終於克服障礙，以男女主人公的結合而告終。”
而中國呢，作者一針見血地寫道：“中國小說中，兩性的結合總是一開始就出現，從來不是作為故事的高潮。”
其實想想，說的太對了。就如《手機》而言，電影裡的嚴守一，原來有一個妻子，電影用不著對他們的關係進行介紹，而他在家中有著一面紅旗的同時，他還與出版社的女編輯暗中往來，電影裡也沒有對這一過程作介紹。
影片裡有一幕，就是女編輯組織作家到一個小島上閉關寫作的時候，提到當年是在這裡與嚴守一萌生出婚外情的。
其實這情節在《一聲嘆息》裡也曾出現過。編劇到島上寫作，遇到了女編輯，一拍即合，產生了婚外戀。這部電影的編劇是王朔，而劉震雲顯然在《手機》中已經進一步向王朔作了靠攏。這就是崔永元所說的“墮落”。
《手機》裡的嚴守一與女編輯的婚外情，電影裡也沒有介紹，但可以通過《一聲嘆息》大體能瞭解這種不倫之戀是如何發生的。
《手機》裡最大的情感衝突，是放在嚴守一與徐帆扮演的女教師之間。但奇怪的是，電影裡，卻是用一句過場解說，跳過兩人的相戀過程，直接進入情人狀態的。
本來這兩個人的關係，是《手機》後半段故事的重要框架，但對他們的愛情產生，電影卻毫無興趣。可以看出，整個《手機》裡恰恰缺少的是對人的感情的細膩的展現。嚴守一與三個女人的關係，電影裡都不屑於作出觸及靈魂的展示，人性的麻木與生冷，在電影裡按照中國文學最流行的傳承而存在著。
尤其是當嚴守一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時候，依然是那麼一副麻木不仁的神情，這一切，人類的正常的情感，在電影裡都作為了極度的迴避，而唯有那種撒謊的本能屢屢與“手機”的即時通信發生衝突，構成電影的所謂情節構架。
可以看出，整個《手機》根本無意於完成對人物心靈的刻畫使命，僅僅是惡作劇地誇大與惡搞一下“手機”的一個側面負作用，而這樣的電影，竟然在《手機》公映後的十五年還要拍續集，實在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從一個站在中西方文化立場上的學者角度，能夠看出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本質上的差別。而《手機》只不過是中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顯現而已。這種沒有情感、只是小品式地浮於表面地揭示出某種荒誕景象的電影，竟然成為一個導演的代表作，而且在當年度成為中國內地電影年度票房冠軍，只能說這樣的傳統與習慣，能夠得到中國觀眾的默認，但是，這種電影如果走出國門，實在是令人感到汗顏。
沒有情感，可能恰恰是馮小剛電影的通病，而他的這種電影能夠使馮小剛成為中國的所謂三大票房導演，恰恰可以洞見出中國電影的積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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