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怡

1946 年，周恩来（左）在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右）在交谈。

1949年5月13日上午，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西康路18号的美国大使馆（今西康宾馆）内，一场特殊的会晤正在进行。会谈的发起方是72岁的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之后，这位出生于杭州、在华超过半个世纪的前传教士既未就此返美，也没有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而是通过其秘书傅泾波提出了与中共代表展开直接接触的请求。应邀而来的是南京市军管会新任外事处长、36岁的黄华，抗战爆发前，他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与司徒雷登曾有旧谊。

在这次带有试探性质的会面中，司徒雷登公开表示：华府不愿卷入中国内战，将逐步停止援助国民党政权，并计划把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存放于上海的棉花、面粉等物资移交给中共方面（待上海解放后）。但在黄华提出的“断绝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一事上，司徒雷登宣称：目前国共两党各占据中国一部分领土，新的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按照国际法，只有在新的、有能力承担国际义务的政府组织出现之后，美方才会考虑断绝与旧政权的关系、承认新政权；在此之前，华府不会公开声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关于新政权的构成，他本人希望其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为中国人民所拥护”。黄华直截了当地表示，组建新政府一事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方若有诚意，应首先撤退尚留驻于青岛的舰艇和海军陆战队。

1949年上海，美军和美国侨民登上“吉亚琴科”（Diachenko）号快速运输船撤离中国

司徒雷登一直想得到一个保证

从5月13日初次会面到8月2日司徒雷登最终启程返美，黄华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先后与这位大使密谈4次，另外与傅泾波见面5次；其间除去就美军撤离青岛、上海等地一事达成实质性共识外，双方的出言都相当谨慎，力图探明对方高层的真实意图以及可能采取的新政策的力度。司徒雷登在继续置喙未来新政权的构成以外，还提出愿在回国述职之前，亲自前往北平与中共负责外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会面，取得“新政权不会与美国为敌”的保证。周恩来则指示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在6月中旬发出邀请，以“返校庆祝生日”为名默许司徒雷登北上，并通过黄华转达了可能与之会晤的意向。但美国国务院最终在7月1日否决了这一动议。8月2日，司徒雷登、傅泾波一行8人由南京飞往冲绳，历时两个多月的中美密谈最终无果而终。

从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到当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新旧交替阶段的中美关系一度流露出相当丰富的可能性，从而令后世的许多观察家和评论家浮想联翩。美国大使滞留南京，并主动提出愿北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是否意味着华府承认新中国的时间原本有希望大大提前？《黄华回忆录》中记载的一个细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据周恩来透露，1949年6月，司徒雷登曾委托赴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和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给毛泽东、周恩来带去一则口信：如果新政权愿在美苏之间采取中间立场，不完全倒向莫斯科，美方愿一次性给予新中国50亿美元的贷款，协助其恢复经济。作为对比，1950年中苏结盟之初，苏联对华提供的经济建设贷款仅为3亿美元。巨大的差值使一些批评家不禁质疑：既然连毛泽东本人在1946年也曾把中国称为“美、苏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1949年时的新中国为何不选择恪守中立，依据现实主义原则从美国谋求实惠的经济进账？中苏结盟，在当时是不是对新中国最有利的外交抉择？

1949 年，毛泽东（中）和周恩来（右二）、张治中（右一）在进行交谈。

中苏结盟，在当时是不是对新中国最有利的外交抉择？

以狭隘的经济算计臧否建国初期外交大方针的合理性，显然忽视了与生俱来的革命属性之于中共对国际问题认知的决定性影响。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使中国革命与世界反帝斗争的潮流相结合的立场就已成为全党的基本共识。俟“冷战”爆发，美苏对抗的基本格局更印证了这种二元对立观念的合理性，并促使中共领导人扬弃过渡阶段的“中间地带”假设，自两大阵营中择一而处。比较之下，尽管美国一度开出看似慷慨的援助条件，但其基本的战略经济和战略地理假设，与中国急欲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愿景相去甚远。美方对中国新政权构成的一再“关心”和插手，动机更属可疑。而苏联能够为中国提供的不仅是经济和国防领域的直接援助，更有一套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高度契合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模式。中国革命的阶级属性与民族属性，唯有在联苏战略下方能获得最完全的伸张。有鉴于此，在1949年3月闭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已提出将“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三项主要原则；并在当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申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外交方针，至此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