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莉和汶川地震傷員一起出遊
黃莉在廢墟中被埋了94個小時，送往醫院後被截掉了雙腿和左臂
震後鄧煜銳畫了一個武警戰士，稱他救了媽媽
“那段傷痛是放在某個地方的。”
在汶川大地震重傷者黃莉看來，那一瞬間發生的事是不可逆轉的，它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雖然這場災難已經遠去，但當下的黃莉卻仍要學著如何與它帶來的改變“共生”。十年來，時間沒能改變任何結果，只是繼續帶給人們生活，那些他們想要的，或者是不想要的。唯一不會帶來的，是原來的樣子。黃莉用長達十年的時間活出了自己的“震後第二人生”，但她卻始終不斷地重複著：我是幸運的，我是幸運的。因為，還有人仍掙扎在震後的生活中，而有些人，甚至沒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
完整無缺
黃莉坐在輪椅上，腰間綁著一條黑色的安全帶，將身體與輪椅固定牢靠。談話空隙，她轉向身旁辦公桌上的電腦，用右手摸起鼠標，選定需要修改的文檔位置，又用這隻手敲打起鍵盤——十年間，這隻右手成為了她身上最重要的“勞動力”。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黃莉失去了雙腿、左臂，由於脊髓損傷，她還要與“高位截癱”終身相伴。
地震當年，黃莉9歲的兒子鄧煜銳曾不敢靠近病床上的她。黃莉問：“你怕媽媽嗎？”他沉默，搖頭。那是2008年6月22日，鄧煜銳第一次見到“地震後的媽媽”。當時的黃莉也同樣無法接受自己一輩子不能行走、大小便失禁的現實。
2008年5月16日，在都江堰倒塌的房屋中被埋94個小時之後，黃莉獲救。救援人員說，當時黃莉被困在廢墟底部一個狹小的三角形空間裡，左手臂被死死地卡在墜落的預製板和牆壁之間，腦袋上扣著一個塑料盆，上面有掉落的瓷磚和磚頭。
黃莉在一片歡呼聲中被抬出了廢墟，緊急送往醫院後，截掉了雙腿和左臂。從成都到廣州再到香港的醫院，她經歷十幾次大手術。她在日記中寫道：“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我才知道這次地震的破壞力有多大”。不僅家園盡毀，死傷無數，還意味著她要與自己殘破不堪的身體共處餘生。
地震前，在媽媽張素芬眼中，黃莉是一個“特別能幹的人”。她當過醫生、開過餐館。在2008年5月12日以前，她正和丈夫一起經營著一家生意很好的火鍋店。在震後黃莉“失蹤”的四天四夜裡，張素芬一度以為自己永遠失去了這個女兒。第一次去醫院探望黃莉時，張素芬大步走到病床前，抱著她的頭“啪”地親了一下，看著黃莉的眼淚湧出來，她大聲說道：“不許哭！要堅強！”
2008年9月25日，黃莉從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回到四川省人民醫院地震傷員康復中心——一座獨棟紅磚樓，專門用於汶川地震傷員的康復。黃莉發現，自己像是進入了一個異樣的世界：“每天吃過飯後，人們就把自己關到病房裡，裡面經常會傳出這個在哭那個在嚎的聲音”。深夜時，黃莉也會哭，她覺得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也拖累著年輕的丈夫。
“得找點事情做啊。”黃莉的丈夫鄧澤宏想。他把廣州志願者給黃莉募捐的一臺筆記本電腦搬到康復中心一樓大廳的桌子上，插上網卡——每天給孩子們玩兩個小時的電腦遊戲，剩下的時間他就放歌，召集大人們“卡拉OK”。為此他還買了兩個小音箱和一支話筒，並說服了醫院允許他們的“自娛自樂”。
“一開始先在那裡放歌，慢慢的一些年輕人就開始唱，後來就二十多個三十多個男男女女一起唱。”黃莉回憶。
傷員們一直不敢走出醫院門，但鄧澤宏覺得還是得“走出去”，他和黃莉便帶著十多個人坐著輪椅去公園玩、去吃火鍋。後來，他們在康復中心組織了一個“愛心手工坊”，和大家一起做十字繡和一些手工藝品，並拿去義賣。
2009年10月，結束治療回到震區板房後，張素芬本想著讓女兒當個圖書管理員，女婿去做個電工，黃鄧二人也曾考慮過開一個文具店或者是飯店，但最終他倆卻一起創辦了“都江堰市心啟程殘疾人愛心服務站（後簡稱‘心啟程’）”，打算繼續為地震以及非地震致殘的人提供生活上的幫助。很多人對她的做法感到不解：你自己都這樣了，還想幫助別人？
“我以前也常跟鄧哥抱怨：我都這樣了，你還不遷就我？”但黃莉慢慢發現，她想要的並不是被遷就，也不是將就過活，而是找回一點還可以“讓自己強大起來”的東西。
“與傷共舞”
2008年5月16日，在黃莉從都江堰地震廢墟被救出的那一天，都江堰精神衛生院的醫生袁前、向濤開始進入當地各大震後安置點開展“心理救援”。在他們看來，汶川地震後受災群眾心理狀況最糟糕的時期並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和2010年。甚至在地震三五年後，仍有一些“心理餘震”出現。
人們需要漫長的時間來面對地震帶來的摧毀性改變。很多時候，他們會將這種改變視作自己的“敵人”。
和黃莉一樣，何香蘭和馮靜同樣在地震中造成了脊髓損傷。黃莉曾試圖幫助她們接受現狀、重新開始生活，但都“吃了閉門羹”。
在黃莉的印象中，何香蘭在震後傷員康復中心住了七八年後，才最終同意出院。她始終認為自己的身體還能醫得好，無法接受脊髓神經損傷不可逆的現實。馮靜也從沒放棄過自己被治癒的可能，十年間她去遍了全國各種宣稱可以治療“脊髓損傷”的醫院，拒絕自己與“殘疾人”有任何關聯。
當人們面對這樣的生死災難，原先的生活目標和生命格局都發生了坍塌。黃莉並不願把這種坍塌視為一種“破碎”，而是把它當成“受傷了”，“我受傷了，然後癒合，同時還得到了一些以前沒有的東西”。
2008年震後，在廣州醫院治療時，志願者廖卉幫助她創建了一條“黃莉生命熱線”，希望她和那些“墜入生活深淵”的人可以相互慰藉。
因為需要一手接電話，一手用筆做記錄，失去左臂的黃莉愣在桌子旁不知該怎麼辦。身邊的志願者廖卉上前把電話塞到她的左肩膀和脖子之間，並示意她壓緊。“原來我這‘左手’還可以這樣用。”黃莉恍然大悟，像是“解鎖”了一個新技能。
她稱廖卉為“最瘋狂的志願者”，因為看上去，廖卉幾乎忽略了她是一個殘疾人，而是儘可能地讓她自己去做點兒什麼。黃莉的丈夫鄧澤宏也不“讓著”她，“不要總覺得你們不容易，其實做你們的親人是最不容易的。”鄧澤宏曾對發脾氣的黃莉說。
這句話刺激到了黃莉，讓她意識到，地震重創的不僅僅是她的身體，還有她的家庭。黃莉的兒子鄧煜銳在她失蹤、被救、截肢、治療的過程中也產生了極大的不安全感，甚至出現抑鬱和暴力傾向。
“每一場大災難都在考驗著人們的內心。有些人可能有心理創傷，只是沒有被人發現。也許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在逼近極限，未來的一個不大的砝碼就可能讓他撐不住。”都江堰第三人民醫院（原都江堰精神衛生院）心理諮詢師向濤說。他既是汶川地震的親歷者、心理救援者，也是受害者——他的孩子在震中遇難。
在震後第七年和第八年，向濤在門診中還能遇到與汶川地震有關聯的心理問題，例如有人會感到莫名的恐懼，也有人總是在擔心著自己會不會就要死了？究其原因，都與這場大地震有關。
“我現在可能就像人們說的，是那種‘與傷共舞’的感覺吧。這個傷痛它好像成了我的朋友了，如果哪一天它不痛，我還會覺得很驚訝——怎麼今天會這個樣子？”黃莉說。
“你是一個人，不是神哦”
午飯後，躺在“心啟程”辦公室裡午休的黃莉，幾乎被“淹沒”在那張只能坐下兩人的暗紫色沙發裡。相比之下，沙發背上一字排開的九本高矮不同的獲獎證書，卻比她要顯眼得多。這些證書的紅色封面上燙印著金字：“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中國好人”“四川好人”“成都市道德模範”……它們似乎正在安靜地“加冕”著這位熟睡者。
在很長時間裡，黃莉都樂於用自己的經歷去鼓勵別人。她會對打來熱線的求助者說：雖然我現在只有一隻手，我都可以活下去，有活著的理由和勇氣，你也可以有的。我可以去戰勝身體上的不方便和困難，你為什麼不可以？
但現在，“榜樣”黃莉猶豫了。這源於她的“挫敗感”。她發現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發生像自己那樣的轉變。曾有一位“心啟程”的幫扶對象——一名脊髓損傷者，在黃莉試圖向她指出一些問題時，她反駁道：你憑什麼說我？你有什麼資格來批評我！
黃莉想起2010年，震後心理援助志願者張炯理在康復中心裡給她擺的“龍門陣”。那天，張炯理去看望黃莉時帶了一份報紙，並給她看了其中的一條新聞——湖南婁底的殘疾人來到汶川地震災區做心理援助志願者，但卻遭遇究竟是先顧己還是先助人的兩難處境。黃莉記得張炯理當時給她的暗示：黃姐，你一定要記住，你就是一個平凡的人，但不是神哦。不是什麼問題你都能解決的，做你能力範圍之內的事情就好。
“德不配位是要出事的。”鄧澤宏說。當他和黃莉創辦的公益組織“心啟程”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受到名利誘惑時，鄧澤宏學會了“打壓”他身邊的這個“道德模範”。
“你就是一個普通的殘疾人，之所以有人關注你，給你這些榮耀，是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幫助別人的事。等哪天我們在家養老，肯定沒人來關注你，你就是個普通人。”鄧澤宏站在黃莉的輪椅旁邊一板一眼地說。黃莉點頭聽著，鄧澤宏話音落下，她笑嘻嘻地說：“對！好的哦。”
有時兩人在家中吵架，鄧澤宏也會加上一句：“你不要以為你是‘道德模範’就怎麼樣了！”黃莉回他：“可我沒這麼想，我就是你的老婆呀，我就是要在你面前猖狂一下！”回憶起這些，黃莉大笑起來：“其實做這個公益組織我們也遭受了很多質疑和不解，我們兩個就經常在這種相互‘打壓’和討論中相互治癒。”
曾經有人質疑黃莉和鄧澤宏創辦“心啟程”的動機，說他們想掙錢，想出名。甚至有人傳言，黃鄧二人私用了機構裡很多錢。在都江堰召開的一個大會上，黃莉明確表態說：“我不是一個有野心的人，我只想通過自己的力量來回報這個社會。地震時國家在我身上花了有三四百萬來給我治病，而且還有那麼多志願者、愛心人士給了我那麼多的幫助。”
現在，在“心啟程”日間照料中心，有10個“特殊”孩子正在接受“個別化教育”。一些小齡的患有唐氏綜合徵、智力障礙、發育遲緩、貓叫綜合徵等疾病的孩子，會在這裡接受早期干預和特殊教育。而大齡的患有腦癱、精神障礙、唐氏綜合徵的孩子則在這裡進行職業重建、迴歸生活的幫助。
黃莉經常收到一些建議，希望“心啟程”可以“做出亮點”“做大做強”。但她不這樣認為。在她看來，殘疾人需要的幫助本來就是多方面的，“心啟程”的服務一直在跟著周圍殘疾人的需求走。
十年一夢
下午6點15分，位於都江堰高橋路88號的“心啟程”熄燈了。鄧澤宏推著黃莉走到門口，自己卻又折回去。很快，他提著一個橘色雙層飯盒走出來。飯盒裡裝著土豆絲，是當天中午食堂剩下的午飯。
“晚上回去再做一個菜，兒子在家。”鄧澤宏說。他向下掀開停在路邊的無障礙電瓶車的側門，讓它與地面連成一個小斜坡，然後把坐在輪椅上的黃莉推上了車。由於電瓶車車身將近6米長，鄧澤宏調了幾次方向，才終於載著黃莉開進了都江堰傍晚熱鬧的街市。
“我有一個房子，一張床，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家。這個家雖然不富有，但是很溫馨，一家人每天還要在一起‘很二’的開玩笑，相互數落。”這是鄧澤宏正在開往的那個家。
汶川地震發生前，鄧澤宏覺得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奔上了小康”。他們在都江堰有自己的房子，在阿壩州黑水縣縣城開著一家火鍋店——在鄧澤宏看來，它可以算得上當地最有名氣的火鍋店。
他們那時滿心想的是多掙錢，給兒子存一筆錢，買房、買車，然後讓他風風光光地結婚——“人家花10萬我就要花20萬，不能輸給別人”。
但地震的一瞬間，一切都煙消雲散。鄧澤宏記得，當時陪黃莉去廣州醫院做手術時，自己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也沒有手機，就穿了一個背心、一條中褲、一雙拖鞋，黃莉的身上蓋著一條床單。
他發覺這十年來自己想明白了一些事，比如說，人這一輩子什麼都帶不走，但可以留下很多東西，“留下你的思想、你的美麗，但也可以遺臭萬年”。他不打算給兒子買房子了，而是想讓他自己去奮鬥。他覺得給孩子留下財富，不如留下“好的人生觀”更有用。
鄧澤宏低速開著無障礙電瓶車行駛在都江堰震後興建的街區裡。這輛看上去很像觀光車的無障礙電瓶車，是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老總出資、鄧澤宏自己設計的。四年前，這位老總“臥底”到“心啟程”做了三天志願者。黃莉記得，他臨走時說：真沒想到這裡的殘疾人群體可以這麼快樂。而那時，她和鄧澤宏都沒認出他是誰。
震後第九年的時候，黃莉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郵件，她看了之後大哭了一場。郵件的發出者是2008年在汶川地震中參與心理救援的志願者張炯理。
從2008年至今，張炯理幾乎見證了黃莉一家人在地震後的種種變化。他也意外地將一場震後“心理救援”持續了十年。在張炯理看來，到現在，他已經分不清究竟是誰在幫誰了，好像大家有一部分的命運是在一起的。
這封郵件的內容是張炯理2008年的震後心理救援工作日記，裡面詳細記錄了他為黃莉的兒子鄧煜銳做震後心理干預的過程。張炯理覺得，這時的黃莉已經可以接受這些“被封存九年”的記錄了：
5月29日中午，鄧煜銳對我們很不歡迎。不允許婆婆（張素芬）提她媽媽，特別是對生人提起。
5月29日下午6點，我正在援助站寫一點東西，鄧煜銳過來了。我讓他坐下，簡單聊了一會兒，他說要畫畫。我把我的筆記本和圓珠筆給他，他便畫起來了。過了10分鐘，他把畫給我了，是一個武警戰士。帽子歪戴著，左手下垂，右手拿著一束鮮花，褲子上沾滿泥巴，雙眼掛淚。
我問他：這個人是誰啊？
他說：是個武警戰士。
我說：他做了什麼？
他說：他救了我媽媽。
觸及內在核心，他語速緩慢，有時沉默一會兒。他說，他從不在婆婆面前哭。我問，是怕婆婆難過嗎？他說是。緊接著說了一句：不要往下再說了。
5月30日中午，我到了他的板房裡。婆婆出去了，只有他一個人在。他低聲告訴我，媽媽是為了他才活下來的。因為怕婆婆擔心，所以不哭，但夜裡會哭，做噩夢，好幾次都夢見媽媽死了。
5月31日晚上，天已經黑了，整個安置點靜得有點可怕。我們聊著。我緊握他的手，問他最害怕什麼？
“鬼。”
“鬼是什麼？”
“幽靈。”
我關掉燈，讓他躺在床上，閉著眼睛回想災難發生的情景。因為我在身邊，有安全感，所以他願意講：當時我們正在上思想品德課，忽然看到電視晃動，同學中間有人喊“地震了”。老師讓大家趕快跑，她是最後一個出去的。我跑的時候被講臺絆倒了，受了點輕傷。大家逃到操場去，學校總共1000多人，地方小，大孩子揹著小孩子，然後老師跟家長聯繫，有一二百個家長聯繫不到，其中就有我。回到家後，和婆婆在一起，總在想，媽媽現在在哪裡啊？媽媽怎麼樣了？五天後接到記者電話，說在四川醫院，媽媽下半身已經截肢。媽媽堅持了94個小時，媽媽告訴我，她一直聽到我在喊她，是我支撐著媽媽活下來。
在談到母親和自己分離的幾天的時候，他哭了，我的手握著他的手，感覺著他的顫抖。
……
“我都不知道，原來他經歷了這麼多……”黃莉說，“所以，現在當很多人說我兒子‘好陽光哦’，我就覺得心裡特別溫暖。”
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黃莉正在都江堰市奎光路西下中街18號的家中午睡。
她很慶幸，自己還能看見這道溫暖的“陽光”。
（文中何香蘭、馮靜為化名）
（計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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