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早操时学校操场上广播播放着熟悉的旋律。
听着这熟悉而又令人亢奋的音乐，我们一边沉思，一边欢呼。
沉思，今天是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
欢呼，也是因为今天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
这首1949年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被每一位中国人所熟悉，每当音乐响起，人们习惯站直了身子，随着节拍大声跟唱。
▲这首歌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诞生于1935年。
阴云密布、危难当头的革命低潮时期，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非常想创作出一首像法国《马赛曲》那样提振士气的进行曲。在民族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个作品在创作之初就蕴含着反抗和斗争的基因。
它是抗战时期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虽然我们不再需要冒着敌人的炮火，也不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但万众一心呼喊“起来”的场面，始终是关于反抗、关于团结的最好注解。
联合国：硝烟中孕育的期望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3周年，联合国成立也快73周年了。
1945年8月21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签下名字，正式批准《联合国宪章》。那正好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第6天。宪章的序言里第一行就写着：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近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1945年4月参加联合国会议的董必武
73年过去，我们已经习惯了“联合国”这个词出现在重要的国际新闻里，出现在慈善活动中，甚至是出现在明星们呼吁民众关注弱势群体的广告中——只是，在很难有哪个星期看不到关于“联合国”消息的如今，多少人还记得，它是孕育于反法西斯硝烟中的国际组织？
谁还记得它最初的愿望？
1941年夏天，正是轴心国看上去强盛得势，而同盟国身陷四面楚歌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约着在大西洋上的某处碰面，谈及未来。“在纳粹暴政被消灭之后”，后来公布的《大西洋宪章》写道，“他们希望能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生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
丘吉尔、罗斯福及其代表团成员在战舰上
第二年元旦，秉承这一宗旨，中国的宋子文、苏联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与他们俩一块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当看似不可战胜的“轴心国”在战场上节节推进时，从“建立和平”的这个愿望出发，联合国的骨架与血肉也在一次次讨论中被不断完善。最终，在1945年6月，在旧金山，包括5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50个国家递交了《联合国宪章》的最后草案——这份草案由44国法学家委员会起草，宪章中的每一部分都得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各成员国代表的表决通过，为此旧金山会议持续了两个多月，大大小小的会开了400多个。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联合。
张自忠路：如今只道是平常
每一场历史洪流过后，总能留下一些印记，地名便是其中最让人可感可知的一种。
1936年11月14日，张自忠在天津检阅保安队
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襄阳和聊城等地，都有“张自忠路”或“自忠路”，它让人们想起抗日名将张自忠。也许在你老家，也有这么一条“张自忠路”。在抗战胜利73年后的今天，你在“张自忠路”上能做的事，稀松平常：与家人逛街，约好友吃饭，看一场电影……这个人名已融入地名，成为一个代号。
蒋介石、冯玉祥、孙科、于右任、孔祥熙等祭奠张自忠将军
但1940年5月，当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战死之时，举国悲恸。他的遗体送至宜昌，日本轰炸机在上空盘旋，仍有十万市民上街送殡。
多年后，宏大的历史已经远去，时间也已冲淡鲜血，融入了路牌的“英雄”沉默不语。但此时此刻，走在“张自忠路”上的这份平常快乐，是否正是英雄最大的心愿？
抗战博物馆：“沉睡”地活着
国内有多少个抗战博物馆？在百度地图上，能看到密集的红点点。
国内目前所有的抗战博物馆
抗战博物馆是物态化的历史，让后人触碰，感知战争与人性的温度。它同时也是战争的证词，言之凿凿。可真正“活得好”的抗战博物馆不多。很多抗日博物馆人气冷清，近乎于“沉睡”。江西德安万家岭大捷纪念馆，展厅空旷，碑刻雕塑大面积生锈，部分图片严重褪色；辽宁抚顺某旧址纪念馆的建筑群已被居民楼“掩盖”，违章搭建几乎延伸到了展馆的院子。
江西德安万家岭大捷纪念馆
难道，人们已经忘却了这段历史？ 并非如此。一个中学生网友一语道破其中尴尬：都是四四方方的大房子，外面是英雄群像雕塑，里面是白墙黑字灰图片。文字图片多，身临其境少；教条背书多，情感讲述少；耻辱灾难多，民族抗争少。
建川博物馆
其实，在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依然有人被抗战老兵的手印震撼，久久不愿离去。在民间，一位雕塑家甚至愿意自己出资百万，跋山涉水为远征军老兵雕塑群像……
时代在变，纪念的方式也该转变。毕竟，抗战博物馆装载的是与人性有关的历史，它们需要更有温度的呈现。
抗日老电影：英雄的启蒙
抗日老电影中的战士，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屏幕上的英雄。小学时的我们，戴着红领巾，排着队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为《地道战》中老乡们的机智叫好、为直面鬼子的《小兵张嘎》捏一把汗，直直盯着屏幕，甚至忘了吃手里的零食。
▲地道战
▼小兵张嘎
八路军打鬼子，作为最早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准，那些电影中的故事，糅在跳皮筋的歌谣、平时的游戏里，也成了战后几代人童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老电影，第一次让我们见识到牺牲。大屏幕上，狼牙山五壮士飞身纵下山崖，每每恐惧伴着鬼子进村的音乐出现，都会有战士高喊：“不要管我，我掩护！”
河北易县狼牙山
屏幕前的我们，尽管早就知道结局是“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仍然不禁揪着心。而70年前战火中的他们，饿着肚子，拿着远不如敌人的武器，毫不犹豫地扑上敌阵，而这，并不是电影。
你、我、我们，都是在他们的掩护下走到今天的。荧幕上的英雄，把英姿定格在黑白胶片上。通过这些老电影，那些为了你我能过上平凡生活而不得不成为英雄的人们，永不落幕。
汽车靠右行驶：不远万里而来的人
这好像是再平淡不过的事情了：大街上，所有的机动车、行人都沿着道路右侧行驶。
然而，如果你把时光倒流回73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的车辆都是靠左侧行驶的——这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巡警部制定《交通暂行规则》时就定下的老规矩。但在二战末期，平衡被大批来自大洋彼岸的小伙子打破了：前来援华的美国军人，开着他们的军车，带着海量的物资，跌跌撞撞地上了左行的中国路。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早已习惯了右行。
川藏线上的第一代军车，是二战时期著名的CA10B卡车
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场面。1946年的《申报》回忆说，抗战前夕，“军用汽车云集”，常有行车秩序混乱发生，有时甚至“肇祸伤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此给行政院发了一封电文，建议全国一律靠右行走，这样可以“节省改装，减少肇事”。之所以“节省改装”，是因为那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式汽车，改装一部车可能会增加五分之一的成本。
终于，自1946年起，中国大街上的汽车都开始靠右行驶，这一习惯延续至今。
重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街
虽然并没有什么人会想到，这大街上司空见惯的景象，来自73年前不远万里而来的美国年轻人。而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给战后的中国带来了改变。
抗日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现在是和平的年代，对于耻辱我们不会忘记，过于过去我们无法改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文章内容源自中国青年报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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