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管理國家的人叫做“士大夫”。“士大夫”最大的特徵，就是他們有兩面性：一面叫做“儒生”，負責傳承儒家的文化；另一面叫做“官吏”，作為政府的官僚，擔負起國家的日常行政工作。但士大夫這個群體，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是逐漸塑造成型的。
在秦朝到西漢的這段歷史上，“儒生”和“官吏”原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並且這兩種人可以說是一對仇家。比如說秦朝初年，代表官員的李斯，要搞郡縣制。而當時的一個大儒，叫淳于越就要搞分封制。李斯干脆對秦始皇說，儒家喜歡引經據典，非議政治，所以應該把儒家的經典一把火燒掉。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焚書事件”。他們之間的衝突就是為了爭奪社會的主導權。儒生和官吏這兩種角色，分別代表了當時的精神追求和社會治理這兩個側面。儒生是講道德原則的人，他們的核心邏輯是社會理想。而官吏是辦具體事的人，他們的核心邏輯是治理效率。這種矛盾從春秋戰國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一直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有兩個人，分別走向相反的兩個極端。
第一個人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秦始皇。他在中國歷史上，把治理效率這個導向發揮到了極致，完全用“官吏”來治理國家。那精神追求怎麼辦呢？秦始皇覺得沒必要，老百姓“以吏為師”就好。這就是戰國法家文化的惡性發作。後來秦二世而亡。
另外一個極端，就是王莽。王莽是個特別虔誠的儒家信徒。他當了皇帝之後，任命了大批儒生，搞“託古改制”。結果儒生只有理想，不懂怎麼治理國家。比如儒生說要恢復井田制，王莽就真的下令，把全國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多的要自覺把土地分給鄉親們，結果流民四起，豪族反抗，最後王莽政權十五年就被推翻了。
從秦到西漢的200年，又用官吏又用儒生。皇帝成了這兩股互相對抗力量的唯一仲裁者，這當然是一個不平衡的結構。更重要的是，儒生和官吏這兩個群體因為互相沖突，各自的特性被震盪強化，儒生越來越好高騖遠，官吏越來越鄙俗勢利，這個難題，到了東漢初年，就擺在了開國皇帝劉秀的面前。怎麼辦呢？劉秀的辦法是，既然你們水火不能相容，那就讓你們變成同一種人。
劉秀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叫做“尊儒”。劉秀即位後不久，他就建造了太學，還親自在太學裡講學。劉秀對儒生這麼親近，讓官吏都非常眼紅，於是開始學習儒家經典，這就讓吏主動向儒靠攏了。第二件事叫做“吏化”，規定地方官如果看上了一個人才，必須先讓他做一個小官，讓他熟悉一下行政工作，等到確定他能夠勝任了，再向中央推薦。這就讓儒生主動向官吏靠攏了。
到了東漢中期以後，儒和吏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是士大夫。有了士大夫這個階層，上可制約皇權，下可管理百姓，近可凝結社會，遠可傳承文化，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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