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管理国家的人叫做“士大夫”。“士大夫”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有两面性：一面叫做“儒生”，负责传承儒家的文化；另一面叫做“官吏”，作为政府的官僚，担负起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但士大夫这个群体，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逐渐塑造成型的。
在秦朝到西汉的这段历史上，“儒生”和“官吏”原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并且这两种人可以说是一对仇家。比如说秦朝初年，代表官员的李斯，要搞郡县制。而当时的一个大儒，叫淳于越就要搞分封制。李斯干脆对秦始皇说，儒家喜欢引经据典，非议政治，所以应该把儒家的经典一把火烧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是为了争夺社会的主导权。儒生和官吏这两种角色，分别代表了当时的精神追求和社会治理这两个侧面。儒生是讲道德原则的人，他们的核心逻辑是社会理想。而官吏是办具体事的人，他们的核心逻辑是治理效率。这种矛盾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有两个人，分别走向相反的两个极端。
第一个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秦始皇。他在中国历史上，把治理效率这个导向发挥到了极致，完全用“官吏”来治理国家。那精神追求怎么办呢？秦始皇觉得没必要，老百姓“以吏为师”就好。这就是战国法家文化的恶性发作。后来秦二世而亡。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王莽。王莽是个特别虔诚的儒家信徒。他当了皇帝之后，任命了大批儒生，搞“托古改制”。结果儒生只有理想，不懂怎么治理国家。比如儒生说要恢复井田制，王莽就真的下令，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多的要自觉把土地分给乡亲们，结果流民四起，豪族反抗，最后王莽政权十五年就被推翻了。
从秦到西汉的200年，又用官吏又用儒生。皇帝成了这两股互相对抗力量的唯一仲裁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衡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儒生和官吏这两个群体因为互相冲突，各自的特性被震荡强化，儒生越来越好高骛远，官吏越来越鄙俗势利，这个难题，到了东汉初年，就摆在了开国皇帝刘秀的面前。怎么办呢？刘秀的办法是，既然你们水火不能相容，那就让你们变成同一种人。
刘秀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叫做“尊儒”。刘秀即位后不久，他就建造了太学，还亲自在太学里讲学。刘秀对儒生这么亲近，让官吏都非常眼红，于是开始学习儒家经典，这就让吏主动向儒靠拢了。第二件事叫做“吏化”，规定地方官如果看上了一个人才，必须先让他做一个小官，让他熟悉一下行政工作，等到确定他能够胜任了，再向中央推荐。这就让儒生主动向官吏靠拢了。
到了东汉中期以后，儒和吏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士大夫。有了士大夫这个阶层，上可制约皇权，下可管理百姓，近可凝结社会，远可传承文化，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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