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孤行的“冒險”

去印度實習這個決定，一開始遭到了幾乎所有人的反對。

“為什麼是印度？”“好危險啊。”

“據說女性地位特別低”，“衛生條件又不好”。

“去了幹些什麼？”“去多久？”“工資高不高？”“籤合同嗎，工作關係有保障嗎？”“有人和你一塊去嗎？”

“去哪個城市？”“哪個城市都很害怕啊。”

去年九月剛從英國結束課業，回國走親訪友之際，難免被問到下一步的安排。在家裡和爸媽試探性地說過這個打算，馬上被懟了回來。

一開始還嘗試解釋——很難得的機會，是我想從事的行業，積累經驗長見識。媒體報道難免有誇大博眼球的成分，不能全信。況且印度發展很快，班加羅爾不至於那麼差，去看看總還是個很有意思的經歷。

到後來，我只儘量避免和親戚朋友談到這個話題，一旦提及，便支支吾吾，“嗯。在找著呢，看嘛。”一旦透露出一點想去印度的苗頭，大家依舊炸鍋一般，或直言相勸，或旁敲側擊，說來說去不外乎那一套說辭。

在雲南這個四五線小城裡，氣候宜人，生活節奏緩慢，老一輩的期待更多是穩當安逸。

我一直努力說服爸媽、讓他們安心，但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要面對的是什麼。直到最後簽證到手，媽還是那句話，“能不去就別去”。

甚至還因為這事和好友鬧了彆扭。德國留學的好朋友Y，勸說無果，最後賭氣一般扔下一句，“我就是偏見怎麼了，偏見也比涉險好。”朋友的反對和質疑，更讓我失望和動搖。

一名是少數幾個沒有立馬否決我的人，“我不反對，但是也不支持。”

後來他告訴我，“其實是支持你去的，這是很多人得不到的機會，或者有心卻沒那個勇氣和興趣，而你都有，你還有很強的主見和行動力。儘管如此，還是沒有表達出我的支持，說是顧慮安全問題，可能還是不敢擔’慫恿’的責任吧。”他的話讓我的行囊裡多了一分勇氣。

臨行前，家人仍在替我擔憂，彷彿我要去一個萬分險惡的地方冒險。而我故作輕鬆地開玩笑說，我要去一個暖和的地方過冬啦。

印度人的中國迷思

初到印度，我對班加羅爾並不感冒。

上班路上的塵土飛揚，無孔不入的喧囂鳴笛，橫衝直撞的汽車司機，不由分說地衝擊著你的所有感官。

來班加羅爾之前，我在英國考文垂待了一年。班城的喧鬧嘈雜和小村的寧靜反差鮮明，但我漸漸也發現了它特有的直率，熱烈，充滿活力。

印度是一個很有存在感的地方，時刻提醒著你身在何處。一大早，鄰居的印度風音樂隱隱約約地從窗口飄來，出租車上也總是在播放讓人忍不住跟著搖頭晃腦的寶萊塢歌曲，車窗還得用老式把手搖下來。

印度既傳統又現代。街上豔麗的紗麗和牛仔T恤和諧共處，路邊小吃攤站著三兩個白領，託著一片芭蕉葉用手享用早餐，科技園區門口的車杆由保安手動升降，電信營業廳竟然也是人工排隊叫號。

雖然印度的互聯網大潮正風起雲湧，網購、外賣、生鮮、電子支付紛紛湧現，但這些基本上都與當地銀行卡綁定，無法一一體驗，初到之日我時常感嘆，沒有支付寶的歲月舉步維艱。

在印度四月有餘，無數次被問到“從哪兒來”。交談間我發現印度人對中國有著千奇百怪的想象，各種刻板印象與我此前對印度的想象相比，毫不遜色。

載我的突突車靈活穿梭在車流間，司機大叔不停地試圖扭過頭來和我聊天，“哈，中國，很難找工作吧，所以來印度了是吧？”看著大叔一副“沒關係我都懂”的樣子，我更擔心的是他邊扭頭邊駕駛的技能，只能忍俊不禁地接話，“可不就是嘛。“

服裝店裡一個佛教小哥，在得知我不信教後，也不著急賣衣服了，一再向我確認，怎麼可能沒有信仰呢？得知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宗教信仰後，更是有如世界觀崩塌，久久感嘆。科欽的基督教大嬸在誇張地拖長語調重複了兩遍“Oh! China!”之後，轉而靠近我，神秘兮兮地問道，你知道耶穌嗎？

這些問題形形色色：

“你會武功嗎？”“你們只准生兩胎呀？”

“小米MI是中國牌子呀？”

“從你家到西藏要多久？”“內蒙古是蒙古的一部分嗎？”

“不用WhatsApp怎麼聊天？”

“給我推薦一本學漢語的書吧。”

不過總有那麼幾個必答題，一遍遍回答後，我和朋友開玩笑說，以後出門要掛個牌子——我來自中國，住在班加羅爾，做實習記者，待了幾個月了，我喜歡印度，喜歡印度的人，也喜歡印度的食物。

帶著爸媽遊印度

印度的食物總讓我喜憂摻半。

來印度之前，各式各樣的咖喱在我看來都是一盆濃稠的黃色醬汁，我脫口而出把它們稱為醬汁(sauce)，印度同事一臉嚴肅，“嘿，不要侮辱了我們的咖喱(curry)。”原來，咖喱是一類菜式的統稱。

在印度，大大小小的餐館飯店，洗手池都是必備。在嘗試了手抓咖喱拌飯後，我不得不感嘆手的耐燙度和靈巧性都是需要鍛鍊的。而同事依舊認真教育我，“上帝賦予了你手指，為什麼要用筷子呢？”

三月份爸媽來印度玩，每頓吃啥對我來說是個大考驗。

“點些清爽點的菜就行。”在嘗試過一兩次印度食物後，他們唯一的標準幾乎否定了大部分選擇。Butter chicken(黃油咖喱雞),“奶油味太重”；Fish curry (魚咖喱)，“湯不像湯，菜不是菜的”；Sambar（燉蔬菜），“裡邊沒東西啊？”Mutton biriyani(羊肉燜飯),“全是香料味”，“長粒的米太散”。就連點個omelet(煎蛋)，我爸都能挑剔，“一吃就是洋雞蛋，不香，還是家裡土雞蛋好吃”。

但我依舊樂此不疲，給他們推薦各種印度小吃，印度人的日常卻總是讓他們詫異——酸奶拌米飯，辣椒拌水果，口嚼香料配薄荷孜然水，然後眉頭一皺，“這不是十三香泡水麼。”

稍微能討得父母大人歡心的，只有那些和中餐似曾相識的食物——Dosa（印度煎餅），Idly（印度米糕），Paneer（印式豆腐）和正常的炒飯炒麵。

似曾相識的還有對熱水的執迷。我爸茶缸子不離身，我媽也只喝熱水，記得去年在歐洲遊玩時，幾乎每到一個餐館或酒店，第一件事兒就是窘迫地問前臺，“有熱水嗎？”好在印度人愛喝熱茶，賓館裡大都配備燒水壺，我暗自鬆了口氣。

讓爸媽來印度之前，我心裡也打鼓。畢竟在市政建設好太多的歐洲，爸媽依舊嫌棄倫敦的街道不乾淨，巴黎好多流浪漢，食物全是涼的。

果不其然，德里機場到酒店的路上，爸媽一路唸叨印度的交通“太可怕了”，摩托和三輪蹦蹦車橫衝直撞，秩序全無，偶爾衝出一隻行人，司機也只會按喇叭不減速，“我坐前排眼睛都不敢閉，司機技術也太好了吧，”媽媽叮囑我，“你告訴他，開慢點都行，安全第一。”而我爸則開心地數著過往車身的劃痕。

到德里的第二天早上，我爸六點多就醒了，早早出門溜達了一圈，回來用家鄉話抱怨，“周圍灰得很，小店都沒開門，沒得哪樣闊以吃的。”

印象開始有改觀，是在接觸印度人以後。

司機因為媽媽用手遮了一下陽光，給她的座窗裝上遮光板；住處總會有人主動幫忙提行李；前來合照的印度人也總是大大方方，很有禮貌；商店老闆推銷不停，但你不買東西，他也依舊笑著說再來。

在南果阿，我們跟著地圖找不到訂的民宿，來到了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附近居民熱情地幫我們打電話問，等待民宿老闆來接我們的時候，還給我們拿來了椅子和水。

“原來印度人還是很友善的，純樸，講誠信。中國人遇到外地人，反而會想辦法坑人家騙錢，你看這兒的人，對陌生人也不設防，還那麼熱情。”我媽說。

在齋普爾的那天，我陪媽媽去買感冒藥。沒找到藥店，就去了一個附近小診所。

走進診所那刻起，我們就成了同樣來看病的大爺大嬸的目光焦點，目送我走完整個流程，稍微一露出疑惑的神色，他們馬上就抓住機會來指點迷津。大爺拉著我到掛號的小窗口邊，“啊，十盧比，掛號，看醫生，取藥，藥不收錢”。見我沒有十盧比的零錢掛號，給我塞了一個硬幣。

醫生問我名字，拼了兩遍還沒記下，大爺在旁邊替我著急，“哎呀，Munjal，Munjal!” “噢！”醫生頓悟，只剩一旁的我懵圈地看著自己的新印度名字。

媽媽在一旁看得好笑。語言不通，但我們也就這樣憑藉著簡單的英文單詞，看了病抓了藥。

“印度也沒他們說得那麼差嘛。”

科技之城的春風

一次出門採訪時，印度主編告訴我，在印度做記者最大的優勢，在於這裡的人很願意和你聊天，你甚至可以隨時上街攔下一個路人和他聊。

但這於我而言，並不是那麼簡單。來志象網之前，我沒有過任何記者的實習經歷。

在被一張外國面孔攔下後，很多時候對方都會默認我需要幫助。在共享單車停車點等到了來還車的用戶，還沒等我開口採訪，他已經熱心開始跟我說怎麼開鎖了。

還有，印度英語的普及率並沒有我想象的高。印度混雜多樣的語言，即使是印度人之間也不能保證溝通無礙，我也只能無奈地在對方說“English, neh, neh”（“不會英語”）的時候，同樣搖頭擺手地回一句，“Hindi, neh, neh”（“不會印地語”）。

但至少我學會了做記者的基本準則：主動向人張口，也慢慢接受被採訪對象拒絕。這得益於編輯無時不刻的“嘮叨”，“去找人聊！去約採訪！打電話！發郵件！快去快去！”

商業記者的基本功，我也都是從頭學起。在幾百頁密密麻麻的英文公司年報中找信息，跑新聞發佈會，掙扎在營收、淨營收、淨收入、利潤等基本概念之間。

短短的四個月，我感受到了自己飛快的成長，起碼養成了每天早上起來讀報刷一遍新聞的習慣。

班加羅爾不負“印度硅谷”的盛名。在外總能遇到和班加羅爾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人，前往班加羅爾的，多半是投資人，還有IT業的求職者，而從班加羅爾出來的，一半是工程師，一半是創業者。

一月份去英國參加畢業典禮，回程的飛機上，一覺醒來的我，發現本應該回到班加羅爾的飛機迫降到了欽奈，略感驚訝又滑稽。旁邊的爺爺奶奶看我醒了，連忙安慰我別慌。和倆人一聊，一對花甲老夫婦，竟然人手一個創業公司，說起來輕描淡寫，嗯，創個業嘛，多大點事兒。

當不可思議變成日常

爸媽來印度，一開始覺得此起彼伏的喇叭聲簡直不能忍，到後來發現了喇叭聲中極具個性的聲調和節奏，一聽見嘀嚕嚕的喇叭聲就笑。“跟唱歌一樣，說不定以後會懷念這變著調調，隨心情來的，司機的表演臺。”

他們驚訝於路上漫步的牛，見縫插針的三輪車和摩托車，感嘆頭頂舉水的婦女和小孩，彷彿看到了初到印度的自己。當不可思議變成日常，我也逐漸愛上了這裡色彩鮮明的花裙子花褲子，早上起來煮一壺奶茶，說話的時候搖頭晃腦面帶微笑。

印度的人們總給我一種開心的感覺。音樂一響，一群人便能自然而然跳起舞來。寶萊塢民族的名不虛傳，還體現在商店老闆的三寸不爛之舌和浮誇表演上。服飾，木雕，香薰，手工皂，不依不饒。顏色，尺寸，質感，款式，統統不是問題。

老闆熱情給我試用噴了香水後，把手推到我鼻子前，然後自己陶醉地深吸一口氣，閉上眼感嘆，多好聞啊。

這個熱愛鮮花和色彩的地方，我遇到了太多想說聲謝謝的人。一次公交車上，售票員沒有給我找零，坐我旁邊的奶奶，每到一個站都督促一遍售票員，“你還欠人家3盧比呢”。就連時常板著一張臉的檢票員，也不止一次主動提醒我到站下車，“還有兩站。” “下一站。”“下車。”

印度的公交和硬臥火車都不關門。一次火車行駛時，我站在門口吹風，下鋪的老大爺打著手勢讓我回來，生怕我掉下去。

年初的一天，半夜忽然全身過敏起疹子，凌晨三點去看急診。進去之後醫生不由分說馬上給我套上心率、血壓全套測試設備，把我按在輪椅上，風風火火地推往病床前。一路上哭笑不得，我只是身上過敏，又不是不能走。早上，室友和同事紛紛說，“咋能一個人去呢，幹嘛不叫上我？”

相比於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父母的十天，亦或是我的四個月，都不過是走馬觀花，感受皮毛而已。然而，這種全新體驗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經歷新的事，交新朋友，也讓我在已知的世界裡發現了未知，開始有意識去反思自己。

在此之前，印度於我，或是世界的其他部分於我，甚至別人眼中的我們，可能更多是一個貼滿了標籤的整體。

當真正接觸到每一個個體，我才更真切地意識到，他們並不是龐大分母中的一粒分子，他們有自己的悲歡喜樂和理想，他們性格迥異，個性鮮明，他們構成這裡的多樣性，同時也自在地過著自己的生活。

我也必須承認，只有親身感受才能破除那些先入為主的偏見，親自了解才能驗證紙上得來是深是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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