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要数樱花，人要数武士“，这是日本民间的一句谚语。意思是，就像樱花是最美丽的花一样，最出色的人要数武士。

二战时，在硫磺岛战役中自杀的奥运冠军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日本骑兵中尉西竹一，与其爱马“天王星”参加了马术男子个人障碍赛。由于日本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入侵了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在国际舆论正遭受着广泛的舆论谴责，再加上美国当时排斥日本移民，美国国内爆发了空前的反日浪潮。

但是，10多万在场的美国观众被西竹一的精彩表演打动了，纷纷高喊他的名字：“Baron Nishi（西男爵）”。最后登场的西竹一靠着高超的技术，力压群雄，获得了金牌。这是日本在奥运会上第一次获得马术项目的金牌，也是到2010年为止日本在奥运会马术项目上获得的唯一一块金牌。

图 | 西竹一与他的爱马

1944年的硫磺岛战役，作为日本军官的西竹一被美军包围，美国人以“世界将为失去马术中的西男爵而惋惜”向西竹一劝降，试图以西方的”骑士精神“感召他有尊严的投降。但是，西竹一仍然选择以日本武士的方式自杀了。

西竹一的自杀，被歌颂为“生命要如樱花般盛开，亦要如樱花般凋谢”，相传西竹一曾经救助过受伤的美国士兵，为了纪念他，后来人们甚至在硫磺岛还修了一座”西大佐战死碑“，以表表扬他的武士道精神。

图 | 樱花和富士山，是日本重要的文化符号

但是，西竹一仅仅是二战中日本军人形象中，能找到些许“人性光辉”的为数不多案例。在二战的战场上，日本军人更多展现的是其凶残的一面。

战败后，很多日本军人觉得愧对天皇，而选择自杀。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以“宁为天皇而玉碎”的名义，对反法西斯盟军发动自杀性的攻击。

外界都将日本军人这样无畏死亡的举动，简单地归为”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对此，我们不禁会感到困惑：难道被日本奉为民族文化血液的“武士道”，仅仅就是教人变成只会奉行“效忠天皇，为天皇赴死”这样的口号，没有独立人格的杀戮工具？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真正了解日本的”武士道“，你就会知道，二战时日本军人的那一套，早就偏离了”武士道“精神的本质了。

那么，日本的”武士道“是什么？要弄清楚日本的”武士道“，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武士这个群体。

武士阶级的起源

与古代中国一样，日本在封建时代，也是一个农业国。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直接关系到人们基本的生存利益，对人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也是人们拼死追求的焦点和利益空间。日本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耕地资源十分有限，所以，各个时期争夺土地财富的斗争也尤为激烈。

土地纠纷必然会导致武装斗争，土地私有制后的地主私人武装，为武士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武士，其实是日本古代一个阶级的名称。所谓的武士阶级，产生于日本的平安时代，平安时代大致对应的是中国的唐宋时期。武士们最开始是日本贵族养起来的私人武装，相当于侍卫。因此，在日语中，武士被写作侍卫的“侍”字，读作samurai。

图 | 早期的武士与农民矛盾重重

平安时代的武士还处于在野地位，作为国家统治体制之外的、私人的军事力量，先是主要活跃于经济领域，为庄园主看家护院和兼并土地，充当经济斗争的工具，并以庄园为基地，不断地在地方上扩张势力。后来，又充当权门贵族的带刀侍卫，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斗争工具，同时还扮演着国家镇压地方叛乱、维持统治秩序的武装力量的角色，活跃于经济、政治和军事各领域，活动中心也逐渐从地方向中央延伸。

随着日本贵族长期养尊处优，逐渐失去了活力。12世纪80年代的“源平大战”后，源赖朝依赖关东武士的武力战胜平氏、征服奥州，创建起镰仓幕府，开创了武士作为统治阶级的武治主义的新时代。

从此，武士在日本成为了无可争辩的统治阶级，行使政治权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引领着民族文化，日本社会告别了贵族政治时代，跨入了漫长的武人执政时代。

那时候，武士可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武士的主要来源包括：

1. 名主宗族子弟，名主其实就是庄园的大地主，最初的武士是这些地主的私人武装，其首领的选拔上自然是宗族子弟优先。
2. 土著贵族，地方的小地主，为了保护和扩大土地，就要发展武装。
3. 军事贵族，中下级军事贵族中不少人也出身于皇族或中央贵族，因在中央升迁无望，卸任后不回京都，通过与地方豪族通婚，扩大势力范围。

镰仓幕府后进入了室町、战国和织丰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日本历史上的百年战乱时代。战国时期，武力失去了约束，实力主义成为时代的象征，武士频频改变效忠对象。在实力主义浪潮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战争过程从来都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不讲显赫家世和传统秩序，只认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给每个武士特别是不满现状的下级武士，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平台和希望。于是，从下级武士中不断涌现出时代的风云人物。

“武士道”的出现

德川家康结束了战国的乱世，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相当与明朝末年的时候）。

德川幕府为了压制以京都为中心的天皇朝廷的贵族文化，以巩固幕府掌控下的封建体制，于是，有意识地抬高武士阶级的社会地位。

德川幕府先是完善了丰臣秀吉仿照中国开创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士“并不是中国所指的读书人，而是武士），将日本的武士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拔高。

图 | 德川幕府的武士阶级

武士会享有很多特权，比如，幕府规定民间只有武士阶级才能随身带刀，农民见到武士，必须把路让开，在路边下跪行礼。社会地位的提高，使武士们暂时地安分了下来。

但是，日本的主流价值观深受中国的儒家影响，武士的行为方式与其格格不入。战国时代武士那种征战杀伐、拔剑生死，只有简单的主仆伦理的形象特征，显然不适合作为和平时期的典范。如何改造武士阶级的文化和道德，以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准则，成为了德川幕府首要的任务。

武士阶级信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根本不具备提炼理论体系的基础。为了解决武士理论基础单薄这个问题，日本人将目光投向了儒学和佛教。

于是，“武士道”就出炉了。

孔孟的儒家思想，为”武士道“构建了伦理体系

人和宇宙在精神和伦理上必须是一致的，这就是”天人合一“。同样，一个武士如果没有服从于伦理感情，那么，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

于是，日本的学者用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武士道“打造了伦理体系：

• 仁，”至刚则柔，爱即勇“，恻隐之心，仁者无敌，成为了武士的训条。
• 义，“义犹如筋骨，给予武士硬度与高度——无骨，头不可立于椎；无义，虽有才学不足以立于世。”义——武士要正直，公正。
• 礼，武士的礼仪非常繁琐，但礼仪的最终目的强调的是修心。
• 勇，论语有言：”见义不为，无勇也“，真正的武士，要有敢作敢为的精神。
• 信，”缺乏诚信的礼仪，是一场闹剧“，真正的武士，要一诺千金。

图 | 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武士道”

儒学的思想为日本的”武士道“提供了”道的觉悟“，但儒学有个缺陷，就是没有解决人死后的问题，这时候就轮到佛教出场了。

佛教的思想，为”武士道“奠定了生死观

越是人命如草的战乱时代，越会让人们不再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禄，也不再关心如何救世，反而是静下心来回归自我和内心，思考一些跟人生有关的哲学问题。武士是个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所以，更是离不开对生与死的思考。

儒学伦理能解决的是生前的问题，但并不擅长对于死亡问题的抽象思考。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坐了七天七夜，到了拂晓时分，突然觉悟，悟到了宇宙和人生的真相，从此成了佛陀。佛陀什么意思？就是觉悟了的人嘛，超越了生死、名利以及各种欲望和执念，彻底摆脱了痛苦的轮回。

图 | 菩提树下的佛陀

日本人引入了佛教的禅学理论，解决了武士对于死的困惑，简单说就是通过觉悟，超越死亡，求精神的解脱。正所谓是武士道“死的觉悟”。

就这样，“道的觉悟”和“死的觉悟”，构成了日本“武士道”思想的两极。在武士求道的过程中，也为其留下了独立人格进行思考的空间。而后，”武士道“又强调了日本神道教的”忠君“、”敬祖“、”孝道“等思想，为武士傲慢的性格中又增添了服从的因素。

“武士道”，是怎样化作日本民族血液的

武士道经儒学和佛教加持后，迅速成为德川幕府对庶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素材，武士被推崇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杆，武士阶级成为其他三个阶级争相模仿的对象。

在江户时代长达二百五十年的和平时期，德川幕府通过遍布全国各地的“寺子屋”和“乡校”将儒学作为庶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使日本的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在儒学上取得了道德的共识。庶民以儒学作为道德标准，将幕府所推崇的武士典范作为道德标杆，逐步形成了一套被全社会认可的道德观念。

图| 江户时代在寺院所设的私塾——寺子屋

德川幕府对国民教育非常重视，日本普通民众的识字率高达40%～50%，远超同时代的清朝。

幕府通过庶民教育既实现了儒学普及，又实现了“武士道”的全民化。长此以往，“武士道”逐步由武士阶级的道德准则，进而转化成了整个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近代中，日本军人的“新武士道”，是对传统“武士道”的谋杀

“明治维新”后，日本效仿英国，致力于打造君主立宪制下的民族国家。

江户时代形成的“武士道”提倡多元分散式效忠的主仆道德，与明治政府提倡的“效忠天皇”的一元化效忠模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传统的武士瞧不起庶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不仅无法与之和谐相处，甚至出现不听其指挥的现象。这严重的影响了，日本打造高组织性近代化国家的进程。

这种矛盾的背景下，爆发了“西南战争”。最终，代表传统武士阶级的西乡隆盛自杀，明治政府赢得了胜利。西南战争，标志着日本传统“武士道”的消亡。

图 | 西乡隆盛雕塑

在肉体上消灭仍不服从的顽固武士之后，明治政府完成了对旧武士道的扬弃，而其建立的日本皇军的“新武士道”。虽然还保有“武士道”的名字和外表，但是，其核心却是披着武士道外皮的军国主义，是如假包换的来自普鲁士的舶来品。

“新武士道”，去掉了传统“武士道”中的儒学思想，将其核心变为皇道武士道，即“效忠天皇，毫无保留地赴死”。此后，所谓的天皇的武士，在去掉了独立人格后，也就变成了杀人的机器。

就这样，日本皇军在敌国的土地上，仿佛化身为古代战场上掌握生杀大权的武士，恣意杀戮敌方的军人和平民，斩首俘虏。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奉行的那套所谓的“新武士道”，只是邪恶的军国主义统治者的政治手段：一把廉价的武士刀，一句响亮的口号，就能让一个年轻的农民放下锄头，拿起抢，将人性的邪恶在异国释放，也将自己的生命也留在了他乡。

结语

我们可以批判、谴责那些利用文化，去行使邪恶目的的政治野心家，但是，对于文化之于个体思想的影响，我们却是无能为力。无论这些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无论我们是选择接受还是拒绝，这种影响都会必然会以某程度刻印在我们的大脑中，影响我们的行为。

作为个体的我们，既无法拒绝，又无处藏身。因为，没有人可以活在文化的真空中，每一个人都必然被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裹挟在历史的洪流里。在这种历史的洪流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脆弱的，谁也无法摆脱历史进程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所以，如何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每个文化工作者的时代责任。

1、《武士道》——新渡户稻造 ，2016-1 浙江文艺出版社

2、《日本武士兴亡史》—— 娄贵书 ，2013-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兵者不祥》—— 刘鹤，2019-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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