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8 最后的贞节牌坊

最后的贞节牌坊

给贞节烈妇立牌坊，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重要景观。

鲁迅先生早年学医，后感叹国人思想上的病更甚于肉体，改而从文，他在《我之节烈观》中写道：“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

古徽州是全中国牌坊最多的地方，徽州的最后一座牌坊上，刻着这样一行字：“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

有关这座牌坊的一切，令人唏嘘。

这座牌坊，建于光绪三十一年，时为西元1905年。其时，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大清王朝覆灭已然是早晚的问题了。

之前一年，西方式的邮政局在徽州开业。

更早的光绪二十六年，本县基督教堂在县城创办了新式学堂——崇一学堂。这一年，史书上还记下了和歙县教育有关的这么几件事情：在县城九管创办官立两等小学堂；在县城紫阳书院创办徽州第一所中等学校新安中学堂；在唐模创办端则女子小学堂，为本省最早创办的女子小学之一。同年，设县劝学所，管理全县教育工作，知县兼监督；古老的渔梁街上，祀奉宋以来有功于修坝事业的人们的崇报祠，在该年度得以重修，徽州知府黄曾源题额曰：“崇报立达”，作修坝记，勒碑于祠。

也是在这一年，不知是否正是在这位徽州知府黄曾源大人的主持下，古徽州最后一座牌坊“孝贞节烈坊”建成。

——这是古徽州大地上最独一无二的一座牌坊，其最大的特殊在于并非像以往那样是纪念某人或者某个家族，而是用于旌表整个徽州府有记载的所有孝贞节烈者的总牌坊。

这座牌坊，还可能是整个徽州由最高地方长官主持动用官方资源组织修建过的唯一一座牌坊。

然而，正是这座意义非凡的牌坊，却可能正是整个徽州最寒碜的一座牌坊。

百年之后的一个春天，歙县文物专家69岁的邵国榔先生对我等感叹说：虽然是“府老爷”组织修建的，也是连石头的都造不起了，只好用砖头砌，可见当时经济的凋败。

一个疑问：既然如此，为何还非要造？

我们注意到这个知府黄曾源，搜索资料，得知此公是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字石荪，光绪进士，由御使台出守徽州、青州、济南等州郡，为一介清官。清帝退位后，黄曾源率子阖家寓居在青岛市湖北路51号，同姻亲刘廷琛为邻。黄曾源随身所带古籍《四部丛刊》等巨著万余卷，占居室一层楼，建立藏书楼称为“黄潜志堂”，与刘廷琛的“潜楼”及于式枚的“潜史楼”并称青岛“三潜”藏书楼。

我们只能推测一些这位旧式官僚文人当时的一些心境，大厦将倾，无力回天，能做一点是一点，建造这个纪念碑式的贞节牌坊，是在大清王朝消亡前，拼尽全力唱起的最后歌曲……

站在现在人们的立场，这位黄知府无疑是个老顽固，愚忠的代表性人物，这个人后来的行状也很有意思，不仅积极参与张勋复辟，竟然在溥仪成为日本扶植的傀儡———满洲帝国皇帝时，还向溥仪俯首称臣。

这个有史可查的徽州的最后一座牌坊，现在，对于我们，却是最难找到的一座牌坊。

徽州摄影家晋元靠先生带着我们在歙县苍老的小巷子里转到头晕，才终于看到了一角：牌坊的正面是民居，大半已经盖在了房子里头，成了房屋的墙，看不见了。想从右侧去看，是县委家属院里面一户人家的厨房，站在阳台上话，能看到上半截的局部，可惜，主人不在，不得入内。另一侧是高高的围墙，没有办法。背后是县委大院档案局大楼，上到楼顶的一间办公室，我们总算是看到了上半部。

这一天，我最想拍到这个最后牌坊的额枋镌刻的“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的大字，看来是不可能的。晋元靠先生说，几年前，那户人家盖房子前，他曾拍到过。

便回去给我们找，找了一下午，我们需要的其他照片都找到了，唯独就是这张怎么找也找不到了。见鬼！

1912年，民国元年，歙县废府留县，本县直属安徽省。一个时代终结，皇帝消失，牌坊从此退出徽州历史舞台……

在徽州，一个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比如：在歙县城，现存17座牌坊的9座功名坊中，明7清2；6座贞节牌坊，明2清4。从整个歙县和徽州区来看，现存功名坊中，80%是明代的，20%为清代；贞节牌坊中却是只有7.5%明建，另外92.5%全是清朝所留。也似乎可以说明明代的人特别尊重男性的功名，清代特别尊重女性的节孝呢？

在重男轻女的男权世界里，清代的徽州人何以在建牌坊这件事上，很奇怪的突然间不再注重功名了。

是清代的徽州人科举失意，值得夸耀的东西少吗？

恰恰相反，新编《歙县志》载：明代歙县中进士者210名，清代达413名，有功名的清代歙县人是明代的几乎一倍。从中可以看出，不能说清代的歙县人不重功名，但，徽州清代的功名牌坊却只有明代的五分之一，这种表现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为何？

研究者说，这其中隐藏着一种普遍的对朝廷的不合作心态。

明朝的徽州，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歙县“龙兴独对”，接受当地大儒“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方略；民间传说中，许国“许阁老”在建八角牌坊时，敢于从容的戏耍皇帝，死后也被传说成仙驾鹤……，徽州人说起这样，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可是到了清朝，事情成为另一个样子，清廷的官僚结构虽然号称是“满汉对等”，但这“对等”的汉人，陪衬的成分居多，凡事其实总是唯满人马首是瞻，稍有不满流露，便会招来横祸。徽州籍的道光朝大学士曹振镛，身居军机大臣，私下说起为官之道，竟是“少说话，多叩首”，如此这般，又有何“荣”可“显”？

在封建社会，男性追求功名，客观上也是环境所迫，一旦登科及第功成名就，就不但解决了饭碗问题，自己人格得到满足，还光宗耀祖。但在清朝，士人们有了功名之后，内心却总是有种难言的失落感，他们一般都是儒家的信徒，而统治者都是异族，在他们内心深处，满洲统治者再怎么位高权重，总归是蛮夷。满脑子汉官威仪的他们却要向夷人俯首称臣，屈膝下跪，自称“奴才”，谈何人格？

明大学士许国的孙子，就拒不出仕清廷。同为“宰相”，清朝官至军机大臣的曹振镛，虽有“代君三月”之荣，但在徽州民间，人们却总是喜欢数落他是小老婆生的，自小顽劣，讥讽它的为官之道不过是“少说话，多叩首”……曹振镛告老后，不在故里定居，这也与家乡人的这种态度有关。

这样，在家乡建功名牌坊，又有什么趣味？清史留名的徽州文人，志在书画、医学、文教者，是明代的好几倍。

在儒家的观念里，一个人格完美的男子汉，应该是忠孝双全的，清廷，他们不愿意合作，无以显忠。孝，自己都不愿意显荣，自然也就懒得再向朝廷乞讨一个追封敕赠的官爵来使祖宗荣耀。那么，就彰扬自己家庭内部女性的美德嘉兴吧，给她们立个贞节牌坊，也算一种的表达。

不仅如此，事情其实还并非这么简单。满洲贵族入关前，还保留着“夫死随叔”等原始遗风，对于代表当时汉族文化的贞节、孝行，在观念上非常淡薄。相比之下，汉族的节孝在当时显然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先进性，因之，徽州人给女性立牌坊，应该还有彰显民族文化的自尊成分。至于满清政府在巩固政权后，也积极提倡忠孝，以培养“愚忠”和“奴才”，邵先生说，这和徽州人热心为女性建立牌坊的良苦用心，似是而非。

就像面对深厚而沉重的中国历史，我们时常只能默默无语一样，面对徽州的这些牌坊，我们也常常觉得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1840年，西方人邪恶的鸦片和坚船利炮撞开国门，整个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受到重创，对于自身的历史，很多年来多是全盘否定，像泼一盆脏水，希望泼得越远越好。古人讲中庸之道，现实是常常非左即右，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历史？本次游徽州牌坊，最多感慨的是，对于自身民族历史文化，我们太无知。看看这些牌坊，某种意义上，算是可以补上一点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