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来自网络

贞观三年秋（公元629年），在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李世民抓住东突厥面临天灾人祸的机会，主动出击这一心腹大患。十一月，兵部尚书李靖、代州都督张公谨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世勣、右武卫将军丘行恭出通汉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卫孝节出恒安道，薛万彻出畅武道，各路大军共计十余万，同受李靖节度、全线出击。

唐灭东突厥示意图

第二年春，在遭受连续打击后，突厥颉利可汗带着数万兵马逃窜至铁山，其后派人进京向李世民谢罪，表示将举国内附，并亲自面圣请罪。但李靖没给他放烟雾弹的机会，在与李世勣商议后，他趁着朝廷使者已在颉利牙帐、突厥人放松警惕的契机，亲自率领精骑万人连夜直扑对方老巢。突厥人被斩首上万，十余万人口被俘；妄图西逃吐谷浑的颉利本人，则在李世勣、李道宗、张宝相等人的围追堵截下落入唐军之手，其后被送往长安。

可汗被俘、百姓或降或逃，标志着强盛一时的东突厥被灭国。周边大小政权得知这一消息，纷纷赶到长安祝贺：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一战灭其国，千百年来，中原王朝在打击北方游牧民族时从未创造过此等奇迹；“天可汗”，也是中原帝王被异族冠以的最霸气头衔。但灭东突厥，对大唐政权以及李世民本人来说，其深层意义远非仅限于此。

“四夷来朝”想象图

曾经的东突厥，给了中原大地空前的压迫感

隋朝末年，群雄割据、连年混战，曾经依附于隋王朝的突厥人强势崛起，中原王朝再一次失去了地缘政治中的话语权。

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突厥人轻视华夏的底气并不是凭空而来，除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纷纷依附于突厥，大量汉人也选择投奔草原避难，甚至在中原争霸的各股势力背后，也都有突厥人的操控：

公元617年，刘武周攻陷汾阳宫，把抢来的宫女们进献给突厥始毕可汗，对方则报之以战马。其后，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天子，并赐给他象征着权杖的狼头纛（dao，大旗）。有了这个靠山，刘武周迫不及待的称帝。

隋末乱局图

没过多久，鉴于投靠自己的势力过多，始毕可汗决定分而治之，他封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郭子和为平杨天子；此外，薛举、李轨、张长逊以及后来的刘黑闼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向突厥人借势。中原势力成规模的向游牧民族称臣，这完全颠覆了过去千余年中“华尊夷卑”的规则。

而此时的大唐，在突厥面前几乎毫无尊严。公元617年，唐国公李渊太原起兵时，也“卑辞厚礼”的请求突厥的支持。双方达成了盟友，李氏向突厥买马请人，协助自己西进长安。始毕依仗着自己对李氏的恩惠，日益骄纵；突厥使者在长安也时常不守法度，横行无忌。而在突厥颉利即位后，则更变本加厉：

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

而当时的大唐刚刚平定中原，急需休养生息，不得不对突厥处处忍让。公元621-622年，突厥连续南侵，唐军损兵折将，定襄王李大恩也战死沙场；公元624年，颉利可汗“举国入寇”，而此时的大唐则“关中久雨，粮运阻绝，士卒疲于征役，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

然而第二年七月，突厥十余万大军卷土重来，并州道行军大总管张瑾全军覆没、行军长史温彦博被俘；公元626年，颉利可汗亲率十万骑兵直抵关中，长安全城戒严。刚刚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即位的李世民亲临阵前，通过便桥之盟才使对方退兵。

可以说，唐朝初年的对北形势，与西汉初年的“白登之围”颇为相似。能否迈过这道坎，不仅关系着中原政权的安危、决定着大唐的未来发展方针，同时也决定了东方势力格局的走向。

因此，当这座曾经的大山被推翻，对唐王朝的影响是多层面、全方位的。

刚刚一统中原的大唐，时刻面临着突厥的压力

铲除东突厥，中原王朝抢回地缘政治主导权

如文初所讲，在得知颉利可汗老巢被端后，曾经依附于突厥的“四夷君长”及时见风使舵，上表请求尊李世民为天可汗，中原王朝丢失了数十年的尊严再度回归。同时，经过这一战，大唐的对外立国之策愈发明确，那就是以攻代守、积极进取，拓宽生存空间：

公元634-635年，唐军再次出征，这次的目标是西边的吐谷浑。在老将李靖的统领下，侯君集、李道宗、薛万钧等名将共同出击，活跃了数百年的鲜卑政权吐谷浑由此被降服；公元638年，侯君集在松州城击败强盛一时的高原强权吐蕃，两国间由此维持了数十年的稳定局面。

此后，大唐一直对外保持着高强度的压力，公元639年，灭高昌国，建立安西都护府；公元641年，击败薛延陀，阻止了北方再度出现游牧民族强权；公元644-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严重削弱这一劲敌；公元647-649年，唐军继续对高句丽保持高强度压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安宁。

步辇图

自李世民之后，直至安史之乱前，大唐一直保持着对外的积极开拓姿态，死活复燃的东突厥、高句丽、西突厥以及新兴的契丹、奚、靺鞨（女真前身）等要么被灭，要么被牢牢掌控；空前强大的吐蕃也被有效压制。从整体而言，贞观往后的130余年间，是封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外掌控最为有效、战略空间最为广阔的时期。而李世民君臣的灭东突厥之战，以其样板般的流程与威慑力，成了开启这一伟大时代的引子。

李氏家族打了个翻身仗，夯实了政权合法性

在太原起兵时，李渊鉴于自身力量微弱，亲自写信向曾经的敌人突厥人求助，并答应让对方“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在财物的刺激下，突厥人卖力的协助李氏政权占据长安：

始毕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

借助外敌推翻自己服务的政权，这事成了李渊本人以及李唐政权的污点之一。而突厥则依仗自己的功劳以及对李氏的轻视，不仅索求无度，并且毫无顾忌的在唐朝君臣面前颐气指使。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加上自身空前虚弱，李渊只得忍气吞声。公元624年，面对突厥的不断袭扰，李渊甚至考虑毁掉长安、往东迁都。

李渊形象

另一方面，突厥人扶植的隋朝残余力量也蠢蠢欲动。颉利可汗的妻子义成公主是隋朝宗室之女；公元621年，隋炀帝的皇后萧氏以及齐王杨暕之子杨政道也被突厥迎至草原，并且专门设立了牙帐。其后，杨政道被立为隋王，北逃避难的中原人也都被安置在其麾下，并且在定襄城设置百官、沿用隋朝的年号及制度。

从理论上说，隋朝直系血缘的政权仍在，身为原隋朝官员的李渊父子却自称帝王，这在道德上颇能落人口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义成公主等人不断向颉利可汗施加压力：“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可汗宜奉杨政道以伐之，以报文皇帝之德。”（文皇帝，即扶植颉利之父启民可汗的杨坚。）同时，唐朝廷的官员中，很大比例来自原杨广麾下，故而萧皇后和杨政道的存在，令李渊父子如芒在背。

所以当突厥被灭后，意味着李氏父子打了一场翻身仗：

首先，曾经一再羞辱自家的突厥人如今俯首陈臣，“李唐靠着北夷夺权”的尴尬成为了过往；

其次，义成公主被杀、萧皇后及杨政道也随同颉利一同投降，标志着隋王朝彻底覆亡，大唐王朝更加堂堂正正。

不过，对于李世民个人而言，这一战还有另一层意义。

李世民影视形象

再次赢了李建成，李世民挺直腰杆、扬眉吐气

上文提到，在公元624年，李渊不堪被突厥人无止境的骚扰，考虑往东迁都，他甚至已经派宇文士及前往樊、邓地区实地考察，而李建成、李元吉、裴寂等人对此也一致赞成。对于这一逃跑主义倾向的方案，李世民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

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籓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

“霍去病作为汉朝将领，尚且胸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志，我李世民身为宗族藩王，岂能望贼而逃？”他保证在数年内灭掉匈奴，把颉利可汗抓到殿前请罪。由于当时兄弟间的矛盾已逐渐激化，李建成对弟弟的这一霸气宣言大加嘲弄：

建成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

西汉初年樊哙也曾吹牛要带十万人横扫匈奴，最后什么结果？秦王你这话好耳熟啊！

李世民则直接立下军令状：

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虚言也！

玄武门形象

就这样，当时已势同水火的兄弟俩，算是在大唐君臣眼前打下了一个赌。两年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杀掉了李建成，虽然是出于残酷政治斗争的需要，但也因此背上了“杀兄弟夺位”的骂名。自那一刻起，他无时不刻想要证明：我就是比哥哥强，由自己带领大唐是正确的选择。

而在公元630年，得知儿子一举灭掉突厥、洗刷了自己以及大唐多年的羞辱后，多年不露面的太上皇李渊发自肺腑的感慨：

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

“托付得人”，听到父亲说出的这四个字，李世民一定在内心长长舒了一口气。其后，李氏宗族及重臣在凌烟阁置酒庆祝，李渊更是亲自弹琵琶、李世民则起舞相和。我们相信，多年来蒙在父子间的寒冰，此刻方得以逐渐消融。

大唐盛世，始于贞观。李世民在位期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制度建设，为唐王朝其后一百余年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一战灭突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开创了中原王朝面对北方强敌的最辉煌战绩，更对李氏家族以及其后大唐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逐渐迎来了文治武功的最巅峰时期。

参考资料：《旧唐书》《隋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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