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第三遍後，愈發覺得《追風箏的人》是一本很獨特的小說。它的獨特之處不在於文學性，而在於社會性。
一本小說，或者說一段故事，其最大的迷人之處在於藏在書中那遺世獨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追風箏的人》或許不單純是一本文學小說，更可以作為一部初識阿富汗人文的科普讀物。
這本出版於2005年的小說，以飛揚文采向全世界的讀者講述了一個有關於家庭與友誼、背叛與救贖的感人故事，敏銳、真實的筆觸觸人心絃、引人共鳴。同時，這也是一部政治史詩，書中對阿富汗社會和文化的描繪充滿了悲憫與深情，併成為整部書最為打動人的力量。
作者卡勒德·胡賽尼在訪談中說，"我開始創作這本小說的六個月後，雙子塔倒塌了"。
911，在這樣一個快節奏的時代裡，這似乎已經是一個很久遠的歷史事件了。然而事實上，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曾見證過它的發生。
我還記得，那時的我是一個初三學生，坐在教室裡與其他同學一同侃侃而談，說著"大快人心"之類的話。而印象深刻的是，我們的班主任、也是語文老師，對我們說，"在事故中死去的人大多是無辜的，我們不該為這樣恐怖而沒有人道的極端行為叫好"。
多年之後我發現，那句看似冠冕堂皇的空話大話，構成了我最為基礎的人權價值觀：明辨是非為先，快意恩仇在後。
就在那次襲擊發生不久，傷痕尚新、民情激憤的時候，這樣一本文學作品的出現，給了全世界一個明辨是非的機會。即便是現在，在網絡上搜索有關於阿富汗的文章，大多也都是圍繞著"反恐""塔利班"等關鍵詞展開的。我們並沒有機會從一個更加真實、更加全面、更加富有人文感情的角度去認識阿富汗，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那裡並不全是手拿AK的大鬍子，那裡並不全是火箭筒和迫擊炮，那裡並不全是泯滅人性的魔鬼。
書中阿米爾生活的城市喀布爾
書中大部分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基本治癒了戰爭的創傷，並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而那時的阿富汗，卻是山雨欲來之時，因為不久之後，前蘇聯的坦克就將開進這片土地。
書中對這段歷史的描寫，雖是淡墨，卻有重彩。
"我們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終結，那也是苟延殘喘。"
"1979年12月，俄國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揚威，給我的父老鄉親帶來死亡，開啟瞭如今尚未過去的、血流成河的時代"。
書中，阿米爾和父親逃亡到美國，正是因為前蘇聯軍隊的入侵。沿路上，父親還與一個企圖侵犯當地女性的俄國士兵發生了衝突。這也是為什麼，終父親一生都對與"俄國"有關的人和事有些深深的仇恨和厭惡。即便是當他被查出患有癌症，一旦知道了主治醫生是"俄國人"就馬上翻臉的緣故。
塔利班組織
而在前蘇聯入侵的同時，另一個勢力也開始孕育了，那就是塔利班組織。
沒有無緣無故的善，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惡。塔利班也並非從一開始就貼著"恐怖主義"的標籤。事實上，在當時那個外有強敵虎踞內有軍閥林立的混亂局面，有一群接受過一定教育、且希望扭轉國家局面的年輕人，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最早的塔利班，其實只是一群在難民營中的學生。"塔利班"在波斯語中的意思就是"學生"。這個組織之所以能夠迅速成長，傳說和美國的背地扶持有關，當然美國是沒有承認過的。
但無論怎樣，塔利班組織發展成一股重要的武裝力量，並且在"抵禦外族侵略"的大旗下，的確一度獲得了阿富汗民眾的支持。當他們從前蘇聯軍隊手中奪回土地的時候，當地的群眾對他們是支持的。
書中，阿米爾父親的好友、一直堅守在阿富汗的拉辛汗對阿米爾說，"1996年，當塔利班掌權，結束日復一日的戰爭之後，我們全都歡呼雀躍。"
只是，除了戰爭，阿富汗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宗教。
在阿富汗3000多萬的人口中，有著20多個民族。其中，普什圖族佔了40%，在過去的200多年裡，普什圖族在軍事、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佔統治地位。甚至就連"阿富汗"這個名字，在普什圖語中的意思就是"的地方"。
普什圖族與非普什圖族之間的矛盾一直是阿富汗主要的。在書中，阿米爾和哈桑就分屬這兩個不同的民族。"我是，他是，我是，他是"。
在塔利班政權建立後，作為哈扎拉人的哈桑就曾表示了他的擔憂："求真主保佑哈扎拉人"。僅僅幾個星期後，塔利班就禁止了鬥風箏。隔了兩年，他們開始屠殺哈扎拉人。
阿米爾少年時就爭強鬥狠的另一個富家少爺、後來成為塔利班小頭目的阿塞夫，曾經自豪地回憶起那段屠殺過往："挨家過戶。我們只有吃飯和禱告的時候才停手"。
以阿塞夫為代表的塔利班，最令人深惡痛絕的是他們的雙重標準：一方面，他們推行極端的宗教統治，對人民的日常行為進行約束。哈桑的妻子甚至因為在買菜時因為"高聲說話"被"道德風化部"當街暴打。可另一方面，塔利班份子則無惡不作，他們無視伊斯蘭教義，照舊喝酒抽樣，甚至性虐待兒童。在阿米爾救回索拉博時，這個年僅7歲的孩子已經被蹂躪的如驚弓之鳥。
阿富汗人民
除了對時局動盪和極端主義的聲討，書中也用溫情的筆調描述了阿富汗文化的魅力之處。特別是阿富汗人民樸實、善良的品質，令人動容。
在書中，曾幾處出現過阿富汗人的價值觀念。哈桑曾教育他的兒子索拉博："甚至連傷害壞人也是不對的。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好的，還因為壞人有時也會變好"。在阿米爾重回到阿富汗借住在瓦希德家中時，瓦希德的妻子抱怨丈夫將家中僅有的口糧給了阿米爾而導致孩子們沒有吃的，瓦希德說："我們是很餓，但我們不是野蠻人！他是客人！你說我該怎麼辦？"
這種善良與正直，與民族無關，與社會階層無關。
真正可怕的不是宗教信仰的差異，也不是血管裡流淌著不同民族的血脈，而是極端的行為準則。簡單粗暴的手段只能讓旁觀者過過嘴癮，卻無法真正解決當事者的問題。包容，是書中阿米爾來到美國後最大的受益，又何嘗不是作者開給祖國的一劑良方。
最後，想起書中講過的一個笑話：有個女兒回到家向父親哭訴丈夫打她。父親聽完後又將她打了一頓，並且說到：
"不要以為我是蠢貨，有人打我的女兒，那我就打他的老婆！"
兩個不同的立場和訴求，傷害的卻都是那個無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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