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女儿苏茜当记者的时候，常常很疲倦，有时候很多新闻素材一下涌上来，她忙的是手忙脚乱，插了东墙补西墙。
有一天，苏茜加班到很晚才回到家里，疲惫不堪，把文件包扔到桌子上以后就瘫倒在沙发上，巴菲特见到这个情境，于是关切地问道：苏茜，单位的事情非常多吗？
苏茜默然地回答：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事，我只觉得自己一直在忙碌，感觉时间用不过来。巴菲特明白了，原来是大大咧咧的女儿缺乏规划，没有前瞻性，做事的时候不喜欢提前想一想。
于是巴菲特给女儿讲了一个故事：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准备攻击西西里岛，他们以为战争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和权力，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战争的危险性和西西里人抵抗战争的顽强性。由于求胜心切，战线拉得太长，他们的力量被分散，再加上面对着联合起来的敌人，他们更难以应付。雅典的远征导致了古希腊文明的衰落。
巴菲特告诉女儿，如果雅典人能够想好他们落地的第二只靴子，他们就不会盲目的开始这场战争进而最终落败。苏茜也是这样，如果她在每天工作之前，预想下会碰到的问题，然后能想好今天的工作顺序，有一个轻重缓急，那么她就可以把自己的工作量纳入一个可控的范围，如果从宏观上考虑，苏茜应该把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工作规划定下来，在做好第一步工作的时候，就想好如何做好第二步工作。
1971年，巴菲特决定进军报业，对巴菲特来说，报业领域既熟悉又不熟悉，熟悉是因为他多年养成的读报习惯，不熟悉是由于他以前并没有接手过报社这类的经济实体。经过周密安排，他制定了一系列计划。
他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华盛顿邮报》，一家在他童年时期就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的报纸。《华盛顿邮报》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最大、最老的报纸，它创建于1877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表现黯淡。
1933年，当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父亲尤金·梅耶以8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家濒临破产的报纸时，它在一个拥有5家报纸的城市中排名最后。在尤金的带领下，经过十年的努力，《华盛顿邮报》扭亏为盈，而后经过凯瑟琳夫妇的用心经营，邮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邮报》在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经济收益不菲，它的报道也频频获得普利策奖，在新闻界地位相当高。
1971年6月，华盛顿邮报公司发行了1354000股B种股票，1972年其股价强劲攀升，从一月份的每股24.75美元上升到12月份的38美元。1973年报业不断发展，但是道琼斯指数却持续下跌，因为美国股市的崩溃，华盛顿邮报公司虽然收益率达到19%，增加趋势也很好，但是股价下跌了50%。公司的每股价格从最初的6.50美元的发行价格下降至每股4美元。
在这种情形下，巴菲特看到了机遇，在和搭档芒格进行了一番商议之后，他们马上就收集关于《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信息，经过一番调查，巴菲特认为更加认定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开始涉足报纸行业。
巴菲特投资《华盛顿邮报》之后，又与1977年收购了布法罗市的《新闻晚报》。当时巴菲特想让凯瑟琳收购这家报纸，但是凯瑟琳正在为工人罢工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表示不想冒这个风险，况且《新闻晚报》的抛售价在凯瑟琳的预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巴菲特考虑买下这家报纸。
1976年《新闻晚报》的销量尽管不错，但是税前收益只有区区的170万美元，如果按照这种收益，巴菲特至少需要用15年的时间才能收回投资成本。一向精明的巴菲特的这次举动，让许多业内人士感到吃惊。
可巴菲特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在收购之前，他对《新闻晚报》的经营状况作了极为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发现《新闻晚报》在当地的群众基础比其他所有的全国性报纸还要好，完全有机会发展成为主流报纸。他还发现，法布罗的大部分人口都是本地人，《新闻晚报》伴随着他们长大，很难改掉读《新闻晚报》的习惯。尽管这个城市正在走向衰弱，但稳定的人口是一个很大优势，况且它还拥有当地一家电台和一个印刷厂，并且拥有北美航空公司的部分股权。巴菲特认为只要对报社进行适当的调整，《新闻晚报》是值得投资的报纸。
1977年，圣诞节刚过，巴菲特和电话找到《新闻晚报》的经济人文森特·麦奴谈收购一事。正在为此事头痛不已的麦奴听到这个消息，惊喜万分，于是双方约定时间就收购一事进行谈判。在具体协商收购事宜时，巴菲特提出3000万美元的收购价，这比麦奴的报价低了500万美元，所以，麦奴并没有痛快地答应。巴菲特又把价格提高到3200万美元，但麦奴依然不松口：“3500万美元，少一美元也不卖！”
巴菲特还想再加价，这时，芒格适时地阻止了他，并对麦奴说：“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之后，两人离开了麦奴的办公室。在经过一番商讨后，两人再次回到了麦奴的办公室，并把收购价提到了3250万美元，这个价虽然离麦奴希望的价格相差了250万美元，但是麦奴也知道，在整个美国，除了巴菲特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愿意出这个价格了，于是他决定在合同上签字。
巴菲特顺利取得了《新闻晚报》的经营权，但他却感到十分沉重，毕竟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收购合同，也是自己第一次独立投资一家公司。尽管在收购《新闻晚报》之前，他就制定了一个战略，但是还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当莫里·莱特——这位出生于布鲁克林的烟不离嘴的执行主编作自我介绍时，巴菲特问他：“你对周日报纸是怎么看的？”莱特说他几年来一直在劝发行商办周日报。巴菲特没有表态，但莱特明白他同意自己的观点。
收购合同签署后，莱特在家里为巴菲特办了一个欢迎会。一群喧闹的雇员在后院迎接他们的新老板。巴菲特说道：“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时时都有新闻。”明显地暗示他准备扩展周日版。
此后，布法罗城谣言四起，人们议论纷纷，都认为《新闻晚报》发行周日版是一件不厚道的事情，因为《新闻晚报》之前的东家布特勒家族曾经与竞争对手《信使快报》的主人康纳家族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新闻晚报》绝不出周日报，而《信使快报》的主要业务方向也仅仅是周日报。因为《信使快报》以周日报为自己的生命线，而《新闻晚报》则是以工作日出报为自己的主要赢利模式，所以两个家报决定保持战略平衡，互不侵犯对方的市场。于是这种战略方针直接决定了两家报纸的发行量。周一至周六，《新闻晚报》的日发行量是268000份，而《信使快报》是123000份，但是《信使快报》周日报纸的发行量则是270000份。而这两家报纸的广告收益正好与发行量成正比，并且在广告市场上的占有率是4：1的模式。
但是巴菲特为了企业的赢利，打破了这种均衡，势必引来《信使快报》经营者的不满，于是《信使快报》向当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理由是《新闻晚报》违反了《反垄断法》，并要求取消《新闻晚报》周日发行权。
巴菲特造就料想到《信使快报》的反击，他积极准备诉讼材料，准备迎接《信使快报》在法律上的挑战。
经过一番艰难的法庭较量，最后的结果终于出来了，法官宣布允许《晚报》周日报的发行，但是却对周日报的推销工作、广告版面等作了具体的限制。
巴菲特和《新闻晚报》取得了胜利，但代价惨重，而《信使快报》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却对判决结果相当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足以对《新闻晚报》周日版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巴菲特的信心并没有动摇，他决定与对方打一场市场争夺战，要让《新闻晚报》在内容和可读性方面战胜对手，以此挤占《信息快报》的市场份额并最终击垮对方。毕竟只有质量上去了才能真正吸引读者。
巴菲特刚刚解决了这一危机，新的挑战有接踵而至。巴菲特在收购《新闻晚报》之前，报纸的13家工会每年都会得到“跳山羊般的利润”，而巴菲特接受《新闻晚报》以后，打破了这种格局，引来了工会的不满。
巴菲特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他认为，要保障报社的利润，必须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
1980年底，布鲁根领导工会的一些司机要求《新闻晚报》增加人手，还要求在不工作时也要发工资。显然，这对报社是不公平的，于是巴菲特断然拒绝了司机们的要求，并且郑重声明：“如果发生罢工事件，就将解雇全部的司机。”
当时，布鲁根认为巴菲特不敢在与《信使快报》竞争的紧要关头冒险。于是，第二天清晨，他让司机们开始罢工，并且在主要街道进行游行。罢工事件越闹越大，并最终导致了报社不得不暂时性停业。在这场罢工中，最大受益者，当然是《信使快报》，于是他们鼓励工人们为了换取更高的薪水而罢工。
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巴菲特使出杀手锏，他果断地宣布：如果第二天报纸不能正常出版，他就不会发工资，并将解雇全体员工。此外，如果因为司机们的罢工影响了周日报的发行，他将取消周日报。
在巴菲特毅然决然的态度下，其他工会也开始给布鲁根施加压力，因为一旦报社倒闭对谁都没有好处。在强大的压力下，布鲁根最终选择了妥协，司机们也体面地结束了罢工，第二天的下午，《新闻晚报》周日版正常出版，并且准时送到了消费者手中。至此，《新闻晚报》在巴菲特的经营中渐渐走上了正轨。以后每年的赢利都会达到4000万美元。
正是巴菲特的步步为营，使得他在面对接踵而来的复杂情况能够镇定自若，从容解决。巴菲特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不给自己一个“提前量”，提前做好准备，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你很难有效的完美处理掉你面临的问题。
在我们面对繁重的工作时，应该像巴菲特说的那样化解目标，一步步来解决，最后走向成功。如果每天只会瞎忙，你将会疲于奔命，累的够呛却收获甚微，真正的成就大事情的人每天都知道自己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善于化整为零，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才能为自己拼搏出成功的人生。
拥有远见和善于规划的人才能在人类的巨大画卷中洞察到未来的情景，只有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事物的人，才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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