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1912 年2 月15 日，孙中山（前排左五）偕同黄兴（前排左四）等人谒祭南京明孝陵
从1905年孙黄初见到1916年逝世，黄兴始终与孙中山并肩作战，期间同盟会内部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主要由原光复会的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率先发难，矛头直指孙中山，并欲拉拢黄兴。黄兴在两次倒孙风波中，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孙中山这边，也因为黄兴的坚持，避免了原华兴会出现大规模从同盟会分裂出去的情况。不过这两次风波也无疑使光复会与同盟会孙、黄两派的关系恶化，最终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帜，独立革命。
孙中山与黄兴也有分歧，例如两人曾经为革命成功后新政府采用的旗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吵，孙中山坚持用早年牺牲的故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而黄兴则力挺井字旗，两人相持不下，竟闹到摔水壶的地步。不过闹归闹，事后黄兴也没明确反对用青天白日旗，而孙中山也在旗帜上加上类似井字棋的红底背景，以示对黄兴意见的尊重。
另一个分歧则是武装起义的地点。造成民国派系的主要原因是地域观念，而这种观念在同盟会时代的内部冲突中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有八次在广东，另外两次在广西镇南关和云南河口，在他的构想中，是先夺取两广，再挥师北伐。但这些起义的失败引起了浙人团体光复会成员的强烈不满，黄兴虽然一直支持孙中山，但原华兴会成员对此也很有意见。尤其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宋教仁、谭人凤等原华兴会成员另组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脱离孙中山两广革命的方针，策划在长江中下游发起武装起义。
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由日本返抵上海，他力排众议，主张武力讨袁
1911年10月10日，中部革命武昌起义打响，黄兴亲赴前线指挥阳夏保卫战，将士们见到“黄兴到”大旗，为之振奋。武昌首义也引发了全国各省的连锁反应。革命军攻下南京后，在与袁世凯周旋的同时开选临时大总统，黄兴位列三个备选人之一。一方面固然由于黄兴多年的威望，另一方面，武昌首义爆发于中部，其中如孙武等直接参与策划起义之人多是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中部同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地位较高。1912年春，南北取得共识，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黄兴也很快转变了反清时期的排满思想，与蔡元培、宋教仁、刘揆一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大同会，目的在于“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
同盟会已不太适合再以过去的形式存在，宋教仁联合了几个小党，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仍被推为理事长，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手中。正当宋教仁等准备风风火火大干一场时，一个叫武士英的杀手在上海火车站终结了他的生命。1913年春天的刺宋案不仅将宋教仁的内阁政治梦击得粉碎，也将孙中山与黄兴再度逼向武装起义之路。7月，孙、黄举起“二次革命”之旗反袁，但因双方实力悬殊太大，起义很快被袁世凯镇压，孙、黄再次逃亡日本。袁世凯则勒令当时还是合法政党的国民党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一律除名。8月3日，国民党北京本部负责人吴景濂、王正廷前往警备司令部，声明已遵令将黄兴等五人开除党籍。
1916 年10 月31 日，黄兴病逝。前来吊唁的友人在上海哈同花园合影
孙中山在日本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认为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涣散、意志不能集中等都是重要原因，遂决定另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入党者要加盖指模并宣誓效忠领袖，“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一做法引起了黄兴的强烈不满，他对誓词中“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有看法，而且不赞同签名后还要加盖手印这种旧式会党的做法，这一次，他不再如从前那样与孙先生并肩作战，而是明确拒绝加入这样的组织。除了黄兴，李烈钧、谭人凤、柏文蔚等在东京的老党员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这是孙中山与黄兴自结识以来最大的一次分歧。
为了不与孙中山的矛盾进一步扩大，黄兴决定离开日本。临行前，孙中山以古句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希望将来还能携手共进。1914年6月30日，黄兴与李书城一同由横滨乘船前往美国，孙、黄分道扬镳。赴美途中，黄兴带着迷茫与失落的心情赋诗一首：“口吞三峡水，足蹈万方云，茫茫天地阔，何处着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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