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適之
作者簡介：楊明哲，碩士畢業，人稱萬哥，英文名X-ONE, 國內著名英語學者，知名英語脫口秀達人，考研英語輔導專家，中英雙語演講家。已公開發表多篇學術成果，已經培養了無數考研英語高分學子，深受全國各地學員的喜愛。
人們常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句話是很有一定道理的，也使人明白一個事實，即當我們想完全瞭解一個人的時候，那不妨從認識他的親密朋友開始。與此同時，任何物質存在都是一個意義範疇的存在，它不可能純粹脫離周遭而單獨存在，或者說它一定是以一種關係的形式存在著，正如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所以，我們想全面地認識胡適也同樣可以先走讀一些與他關係親近的朋友們。嘗試從他與朋友們的相處中解讀出他在性格與做人方面的細微之處，還原一個真實的胡適。遙想當年一句‘我的朋友胡適之’成為坊間文化圈內的一句口頭禪來看，不難想到胡適的朋友有很多，也深得朋友的信任和愛護。這裡，筆者想選擇四個不同的視角再選擇各角度觀照下的兩位較具代表性的並與胡適有一定交往的朋友來進行訴說，嘗試從其中的一些交際中給人們展示一位多面的大學者。
1.助人為樂，愛惜賢良
胡博士給朋友們的最大印象是性格溫和、樂於助人，尤其是喜於贊助那些處於生活困境中的優秀學子們。林語堂先生在年少求學期間就受到過這樣的一次恩惠。那是1919年的秋天，林語堂踏上了美國哈佛大學留學之旅。由於生活的拮据，他時常因為交不起學費而被學校管理人員質問。據說有一次，他因為無法交費註冊就說自己生病了而且還發高燒，等到一個月後再進行學籍註冊。可誰想到，這轉眼一個月已過，連人影也沒有見到。於是，學校管理員來到林語堂的上課教室門口，一見到林語堂就說了一通。這下可把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就在焦急無奈的情況下，他想到了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胡適，大家都說胡適很熱心腸。於是，他抱著僥倖一試的心理給胡適發去了一份電報，並詢問他能否擔保向別人借1000美元給他，並許諾在學成回國之後就還這筆錢。他的內心也充滿著不確定，就在學籍註冊限期快要到的時候，他意外地的收到了胡適郵寄來的一張匯款單，剛剛好1000美元。匯款單上面還有一句附言，說這筆錢是北京大學提前給林語堂支付的工資，也就是說等他回國後要到北京大學工作。
看到這句話，林語堂心裡是有一些不順暢的，但是心想這筆錢能幫助自己度過眼前的難關也就心懷感激。林語堂是一個樂學的青年，在哈佛拿到學位之後又選擇去德國的萊比錫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這時候，他又墜入愛河，兩個人加在一起消費也就大了很多，眼看錢已經快花光了，他又給胡適借了1000美元。就這樣過了漫長的四年時間，他終於完成學業了，為了履行承諾，他放棄了很多機會當上了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在北京大學工作了數月之後，他攢夠2000美元之後隨即就去找胡適還錢。而此時，胡適正好去上海辦事了，他心想反正這筆錢是北大提前付給他的工資預支款，那麼，還給北京大學也可以啊。
就這樣，他找到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蔣校長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弄糊塗了，反問到，我們北大什麼時候給你預支了這份工資呢？這可把林語堂也難倒了，在經過詳細的瞭解之後才得知，原來這筆錢是胡適自己掏腰包的，可見他很疼惜人才。不管怎麼樣，這錢得要還，於是乎，他又找到了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女士，錢是還了可這下又讓江東秀知道胡適原來還有自己數額不小的私房錢，為此和胡適鬧了幾個晚上才罷休，而且把錢全部都交給了江冬秀。林語堂在後來的日子裡也因此事而感到有一點對不住胡教授。在後來的人生裡，胡適與林語堂也發生過多次坎坷，但始終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新中國成立之後，兩人都漂泊在了海外。至於胡適自掏腰包幫助林語堂在外求學的事情也是在一九六六年他定居臺灣之後來到胡適的墓前祭奠時才將此事公之於眾。可見胡適先生的博大胸懷實在令人敬佩。
同樣受之過胡適恩惠的是大名鼎鼎的京劇第一把交椅梅蘭芳先生。他在舞臺上把婀娜多姿的美人扮演得惟妙惟肖。梅蘭芳自幼就開始接觸戲劇，很早就聲名在外。他與胡適的相識是在胡適留美回國之後，而且還是通過他們二人的一個共同朋友齊如山（著名戲曲理論家，1875年生，河北高陽人，早年曾經在歐洲留學研究外國戲劇）結識的。有一次，梅蘭芳坐車去一個劇場談演出事宜，沒有料到車伕走錯路了，更讓他詫異的是竟然來到了齊如山家的小院邊。因此，他打算去拜訪下這位朋友順便向他問路。心裡有急事的梅蘭芳在問路之後轉身即走，這時，齊如山一把拉住了他說，今天你不能走。我這裡有一位重要的客人，你得要認識一下。當時，胡適正好度步緩緩從房中走出，梅蘭芳抬頭一看，眼前一亮，原來是胡先生。這天，齊如山讓廚娘準備了一頓美味佳餚來為這二位大人物的相識助興，幾個人在酒席間甚是歡悅。從此之後，梅蘭芳與胡適也就成為了朋友。在這位京劇大師的心中一直抱守著一個理想，那就是讓中國的京劇走向世界人民的視野中。而胡適在他實現這一理想的路途中可謂能助他一臂之力。因為胡適曾經留學美國，很瞭解美國人的風俗和鄉情，而且他在美國也結下了很多朋友，這筆人脈也就是一筆財富。當時，以胡適曾和他的老師杜威等人創辦的一個組織“華美協進社”的名義邀請了梅蘭芳奔赴美國進行演出。在這裡，胡適幫了大忙，他為梅蘭芳在美國的行程安排妥當，並推薦了自己的同門學友張彭春先生擔任他在美國演出的總導演。一九三零年一月份，梅蘭芳及其團隊成員登上了去美國的輪船，這天胡適也親自來碼頭和他道別。
這次美國的巡演十分的成功，並引起了一定的影響，他也因此被哥倫比亞大學授予了一個榮譽博士學位。而且哲學系杜威先生還專門為他舉辦了茶話會。這些款待使得梅蘭芳很是感動，他演出回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訪胡適致謝。日後，他們更是彼此的家中常客，互相請教問題。胡適也在自己的多篇文章中大加稱讚梅蘭芳對中國戲劇藝術所做的貢獻。後來，梅蘭芳的人生中出現了一段插曲，妻子孟小冬與他離婚並索要四萬元的分手費。因為在美國的演出使得他已經沒有多少存款，於是他轉求胡適幫忙。但是，這數額畢竟不是小數字，而且胡適家的財政大權掌握在江冬秀手中，也就實在沒有辦法拿出這筆錢。但是這件事並沒有影響到他們之間的真摯友誼。一九三六年七月份的時候，胡適要去加拿大班府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年會，輪船是夜裡凌晨兩點鐘在上海碼頭出發，很多朋友來此與胡適道別，就在胡適即將登船的時刻，遠處駛來一輛車，眉目清秀的梅蘭芳從車中走出，胡適很是感動，兩人緊握著彼此的雙手說了一些朋友間的問候與叮囑。誰都沒有想到，胡適這一去就是八年，後來建國後又去過美國再後來受蔣介石邀請回到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也因此，他與梅蘭芳的接觸也就稀疏了。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這天，京劇大師梅蘭芳在北京與世長辭，胡適在得此喪訊之後心情低落，把梅蘭芳的幾部著名戲劇反覆倒帶，在熟悉的聲音中，與他往日的相處畫面便油然浮現在腦海裡久久不能平靜。
我的朋友胡適之
2.寬容面對，微笑待人
要想了解接下來這位與胡適的關係，我們得先還要從新文化運動說起。胡適在這次他一直宣揚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有著改良先鋒的作用。而他與胡適針對白話文運動一唱一和，共同反對舊道德並且反對文言文。他的文風與胡適的柔和風格相比稍顯得有點激烈，筆端時常透露著一股殺氣。他就是以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開創中國現代小說創作的魯迅先生。他與胡適的往來於一九一七年就已經開始，胡適也曾時常拜訪魯迅並和其在酒桌上享受文友間的酣暢淋漓，這個時候，他們兩個人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魯迅與胡適關係的轉變是在一九二四年之後，期間的原因莫過於他們對待政治的不同觀點。至於認識上的分歧，胡適一向都是以寬容和理解的態度來對待，而魯迅卻恰恰相反而以辱罵對待之。有這樣一件事，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受到國內邀請來華講學。可以說，泰戈爾對中國是有一定向往的，與此同時，他也想借此機會來加速促進中印兩國在文化上的交流。
可生活有時候就愛開玩笑，令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這次到訪在國內卻引起一片對抗的騷動。當時，國內對於泰戈爾出現了兩大派別，一是“保泰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啟超、徐志摩等人。另一派是以瞿秋白、茅盾和魯迅為代表的“驅泰派”。我們可以想象當時泰戈爾的心情，一位遠道而來的貴賓在異地他鄉卻遭遇此等待遇，心情自不必說。這兩個派別的最大分歧點是“驅泰派”認為泰戈爾與西方先進文明是死對頭，認為他是一個極其腐朽的守舊者，並且針對他在幾次演講中對待中國文化中一些比較落後陳腐事物的讚美而更加不滿。期間，魯迅還專門寫文章進行抨擊，矛頭直指“保泰派”。在泰戈爾進行北京第二場演講的開端，胡適即率先登上講臺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並對“驅泰派”提出了中肯的勸告。可是這並沒有帶來預期的結果，這次演講還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泰戈爾在離開中國之後因此感到十分痛心。而魯迅也從此加大了對胡適的批評與指責，但是胡適卻當作沒發生，試圖儘量避免與魯迅之間的罵戰。尤其是魯迅抓著發生在胡適身上的頗受爭議的幾件事情將胡適罵得不可開交。許多充滿抨擊的文章讓人不免對魯迅這位作家的為人感到不確定性。然而，不論他如何謾罵胡適，他都是抱著一種微笑面對，寬容待之的態度去處理。而且，對於魯迅的文章，只要胡適認為是非常不錯的便會加倍肯定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胡適尤其對其在《新青年》上面發表的一些《隨感錄》甚是喜歡。此時此刻，當我們回憶這兩位在相識之初的歡聲笑語，不免讓人產生一絲絲深秋落葉隨風選擇生命終點的淒涼之感。
接下來這位是中國舊道德倫理的守護者，他就是章士釗。他與胡適的首次見面是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的某天，這天胡適去一家餐館吃飯，正巧碰上章士釗。於是胡適主動邀請他與其一同進餐。這多少讓章士釗有點過意不去，雖說兩人是第一次碰頭，但是兩人對於中國文學改良的態度早就顯見於報紙的篇章之中，而且章士釗也多次在報紙上抨擊過胡適。竟然還叫別人拿著報紙到胡適家裡讓其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事出有因，當時胡適多次探望宣統帝溥儀，這件事情讓很多人很不是滋味，畢竟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卻去見代表封建專制的末代皇上。但胡適並不這樣看，他認為溥儀當時只是一個寂寞的少年，想找個人來談談心，這是很平常的人情交往。只是中國人腦中的帝王思想還沒有洗刷乾淨，說出什麼胡適想做帝王的老師或是免跪拜等荒誕的話。雖然如此，這兩人今天就此機會共同進餐，幾兩小酒下肚之後，雙方都敞開心扉的交談。酒足飯飽之後，章士釗提出要去對面的照相館和胡適拍一張合影以作留戀，胡適欣然答應，在他們拿到照片後各自在照片的背面作了一首小詩。大家可以猜想到，胡適用文言文作的，章士釗是用白話文作的，由此可見，這是示好的表現，算是給雙方認識矛盾上的一次撫慰。
章士釗比胡適要年長十歲，也可以說他們是新舊的代言人。這裡讓人感到奇怪的是，章士釗也是曾留學海外，為什麼他卻執著地復古呢？兩人的和好還沒有多久，章士釗之後又多次在報端發文章斥責新文化運動，胡適看了他的文字後認為他的反對並不能阻止新文化運動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有朋友曾向胡適提議要對章士釗的態度進行回擊，但胡適對他的讚許很高並阻止說，他是有批評資格的，而且他是這十年時間裡很具影響的社會政論家，其很多方面都令人欽佩。胡博士沒有表現出惡意，倒是體現出對他的敬重。一九二五年的時候，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發生了一次學生運動，當時章士釗任教育總長，他欣然支持北京女子師大校長的鎮壓學生運動，並提出了停止開辦女子師大的議案。這種言論一出便引起軒然大波。當時的北京大學評議會成員就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通過一個決定，亦即不再承認章士釗是教育總長，並且拒絕章士釗署名的教育部文件。然而，胡適卻聯名幾位北大教授發表公函為章士釗解圍。當然，章士釗對於胡適的這種做法很是感激。可是好景依然不長，他在後來的文章中又開始對白話文發起猛烈攻勢。當然，這種鋒芒畢露的性格必然會刺傷到一些當時的對立者。章士釗和胡適是冤家也好是對手也好，他們只不過是在自己的領域為各自的主張聲討一份存在的理由，沒有倫理上的孰是孰非的判斷。只是從這些事情當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對待朋友，對待他所敬重的學者都是懷著一種謙虛和理解的心態。
我的朋友胡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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