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不缺的就是聰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們的生活裡充斥著兩類人，一類是笨人，做什麼都很用心，很認真，很努力，但完成往往是比別人慢很多；另一類人是聰明人，做什麼都能找到“空子鑽”。所以，千萬不要相信世界上沒有近路可走，因為世界上成功的人，80%走的都是近路和投機的路。但把時間這個變量無限拉長，你就會發現，沒有哪個人能靠“耍小聰明”成功一輩子。 “小聰明”可以成功一時，想要始終保持成功到底要下一番“笨功夫”。
劉震雲
1958年生於河南新鄉，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他擅於以喜劇的、嘲諷的方式描寫小人物的生活。他筆下的人物都面對著強大的“環境”壓力以及不可知的命運，而在適應這種生存環境的過程中，他們互相折磨、傾軋，人性也隨之發生扭曲，變得貪婪、自私和殘忍。看似在寫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荒誕”和人的異化，實則在平民立場，揭發歷史、權力和民生問題。或許是因為他的小說太接地氣了，他也成為作品被拍成電影最多的作家，比如《手機》《我不是潘金蓮》《溫故一九四二》《一句頂一萬句》《一地雞毛》……
這個民族不缺人，不缺錢。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最有錢。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最欺負人的。如果14個人有10塊錢，另外2個人有9塊錢，用我們國發院現代金融學的理論來衡量，到底誰有錢？我們的馬路頭一年修，第二年要拉開看一看；我們的大橋，壽命不會超過30年；一下雨，我們的城市就淹了。
缺什麼？我們這個民族缺遠見。
遠見，對於這個民族，如大旱之望雲霓，如霧霾之望大風。
投機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起碼佔80%。但主要的區別是，他們得到的利益只是針對他們自己。你做的這些事情是隻對自己有利還是你促進了這些事情的發展。
我們最不缺的就是聰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別好的導師，我在另外一個學校也有兩個特別好的導師。
一個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她不識字，她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圓幾十裡都是個明星，如果她要演電影就是安吉麗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如果打籃球就是杜蘭特，如果跑百米就是博爾特。
但是她一輩子都在這裡。她的個子只有一米五六。我們黃河邊三里路長的麥趟子，她割麥子是速度最快的，當她把麥子從這頭割到那頭的時候，一米七八的大漢也比不過她。
當她晚年的時候，我跟她有一次爐邊談話。
我說，你為什麼割的比別人快？她說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長的麥堂子，我只要紮下腰，我從來不直腰，因為你想直一次腰的時候，你就會想直第十次、第兩百次，我無非是在別人直腰的時候割的比別人更快一點。
另一個是我的舅舅，他是個木匠，小時候得過天花，臉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劉麻子。劉麻子做的箱子櫃在周圍四十里賣得最好。漸漸周邊就沒有木匠了。跟他聊天，他說：我能成為好木匠，是因為別人打一個箱子花三天時間，我花六天時間。
接著他又說：你只花六天時間也不是好木匠，我與別的木匠的區別是，我打心眼裡喜歡做木匠。我特別喜歡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歡做木匠活，你也當不好。
我當木匠會有恍忽的時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樹，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閨女出嫁的時候打個箱子櫃該多好；如果是棵楊樹，楊樹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個小板凳。他已經達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雖然不是北大哲學系的，但已經達到了哲學系畢業的水平。
有時候，我開車路過我們咱們的馬路，馬路兩邊基本上全是楊樹，因為楊樹長得快。但你去像歐洲、北美那些國家，會發現路兩旁全是松樹、椴樹、楠樹、橡樹、白蠟。樹的質量對比能代表一個民族的心態。
所以我送大家兩句話：種樹要種松樹，做人要做劉麻子；舉起你們手裡的探照燈，照亮我外祖母沒工夫直腰的麥田。
摘自劉震雲北大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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