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鈞，著名翻譯家。1954年出生，浙江龍游人。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兼任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外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江蘇作家協會副主席。發表文學與翻譯研究論文260餘篇，著作11部，翻譯出版法國文學與社科名著30餘部，譯著《追憶似水年華（卷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訴訟筆錄》及著作《文學翻譯批評研究》《翻譯論》《翻譯學概論》等作品多次獲國家與省部級優秀成果獎，曾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法蘭西金質教育勳章”，中國翻譯協會頒發的“翻譯事業特別貢獻獎”等。2006年當選南京首屆十大文化名人之一，2015年被江蘇省委、省政府授予“江蘇社科名家”稱號。
當前，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強調“自覺”與“自信”，尤其是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自信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涉及根本，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這種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呈現的是一種互動且統一的關係。
歷史上的中華民族，一直是善於學習、善於向他人借鑑的。周恩來同志曾經說過：“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中華民族歷來有一種開放的、包容的胸懷，善於向別人學習、取他人之長，從而讓自己強大起來。考察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這種學習與借鑑的重要性。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的心態更加開放、包容，越來越具有世界意識，越來越主動地走向世界，走向他者，在與他者的接觸、交流、借鑑中，豐富自身。這種開放的心態，學習的態度，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種自信的表現。中華文化之河從未枯竭，是因為不斷有新水注入
我所從事的主要是翻譯工作。翻譯是一項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它本身是一種對話，一種文明與文明、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凡是有交流，就會豐富自身，所以翻譯又是一種豐富自身的活動。沒有翻譯，不同的國家或民族之間就無法往來，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就難以交流，人類社會就難以前進。
任何一個民族想發展，必須走出封閉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麼輝煌、多麼偉大，都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在不斷碰撞中、甚至衝突中，漸漸相互理解、相互交融。而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翻譯始終起著重要的作用。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
一部翻譯史，就是一部生動的人類社會的交流與發展史。中國的翻譯事業源遠流長，有著悠久的歷史，對中華文化的綿延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季羨林曾經說過一段話，大意是英國的湯因比說沒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為什麼中華文化竟延續不斷一直存在到今天呢？他覺得這裡面是因為翻譯在起作用，“若拿河流來作比較，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新水’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長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翻譯之為用大矣哉！”通過翻譯，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的眼界更加開闊，胸懷更為遠大，文化更為豐富，也變得越來越自信。
在中國古典思想中，“合”“和”兩個字非常重要。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可以說“合”是融合，要讓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相互接觸、相互交融、相互融合。“和”是和平共處，讓我們的文化能夠像海德格爾說的那樣，“詩意地棲息在大地上”，讓不同的民族文化之花，爭奇鬥豔但卻和諧美麗地開放在地球上。每個民族由於歷史的不同、環境的不同，都有自己獨特的精神追求、獨特的文化創造，而且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文化創造的頂峰，每一個時代都有無愧於這個時代的一些偉大的作品。正如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裡談到的，通過不同文化的交流，可以產生更為豐富的東西。翻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是創造，是在不斷促進文化的積累與創新。是翻譯讓不同文化之間產生碰撞，然後產生新的思想火花。因此，
每一個民族都應該主動地走出去，不要自閉，也不要自滿，而是要開放、自信，從而走向創造、發展。與世界共享中國文化，翻譯是必經之路
翻譯不是簡簡單單的文字轉換遊戲，也不單純是文學的交流，它是一個國家走出愚昧、走向開放、走向文明的標誌，事關我國的對外交流，事關中華文明的發展，事關全球化過程中中華民族文化能否閃耀更為燦爛的輝煌。中國文化要走向世界，翻譯是必經之路。
五四時期的中國，迫切需要從西方世界尋求幫助，從那裡汲取新的思想源泉。那個時候的每一位思想家、文學家，基本上都是翻譯家。魯迅為了改造國人的思維，豐富漢語的表達，翻譯了大量的外國優秀作品。陳望道翻譯了《共產黨宣言》，朱生豪翻譯了莎士比亞的作品，傅雷翻譯了《約翰·克里斯朵夫》……他們的譯作，讓曾經佈滿陰霾、思想沉淪的整個大地，湧入了新的生機活力。這個時候的翻譯起到了一種吸收外來思想，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打開國人視野、振奮民族精神的作用。 那個時候的中外關係主要是吸收外來的東西，那個時候的古今關係主要是面向未來、跟舊時代決裂。
進入新時期，特別是我們當今的時代，我覺得中西的關係、古今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於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所作的努力，整個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的翻譯工作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一個變化表現在古今關係方面。我們現在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要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找回數千年的優秀文化，這是文化自信的一個必要條件。所以，我們現在回過頭來重新評價我們的經典，重新學習闡釋我們的經典，努力讓經典在當今時代能夠有一種新的生命。第二個變化表現在中西關係方面。從以前只是向國外學習，到如今在向別人學習的同時，也主動展示自己，為他者提供參照，提供新思想新文化之源。現在的翻譯從路徑上發生了變化，從外文譯到中文，到中譯外、外譯中同時進行，在互學互鑑的同時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推薦到國外。
現在，我們的自信已經從善於學習，發展到善於分享 。因為中華民族走到今天，又積累了新的經驗，有了新的思想，我們所走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也想跟世界分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越來越理解中國、喜歡中國的文化。他們有對中國文化迫切瞭解、學習的願望，我們也有分享、交流的願望，這就需要中國文化主動走出去。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翻譯仍將起到重大作用。
不過我們要注意，文化走出去是個長期的過程，不能強行推廣，要採取一種大家樂於接受、容易接受、容易學習的方式，這就要求我們講好中國故事。我們講好中國故事是為了讓人家聽得明白，能夠真正地學習它，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克服焦躁的心態。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不把自己的東西強行推給別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雖然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積極主動地走出去，但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的文化被接受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克服一種焦躁、焦慮的心態，要有一個不斷髮展的觀點。要採取各種積極的方法，比如在翻譯中國的文化經典方面，是選擇外國人翻譯，還是中國人翻譯，或者是中外合作的翻譯？這就需要統籌考慮。我特別強調通過不同國籍、不同身份的翻譯家的合力，採取一種能夠接受且又忠實於原文的譯文，真正有效地譯介中國文化，傳播中國思想。
中華文化走出去，應展現中國價值的鮮活東西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中化文化走出去，一方面要堅守傳統文化的根，另一方面還要把我們當代鮮活的文化產品、文化成果不斷地推介出去。
在中華文化走出去當中需要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展示給別人什麼樣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歷史悠久，異常豐富燦爛，要全部展現給世界嗎？所以我們首先要界定，中華文化的特質在哪裡，這些文化的價值在哪裡。要明確我們跟世界分享的應該是帶有中華特質的，是具有積極向上力量的，能夠豐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拓展人的精神疆域的文化。要通過文本的精心選擇和核心概念的深刻闡釋，有重點有步驟地對中華文化的經典著作進行譯介，從而全面系統地反映中華文化的精髓。因此，中華文化走出去，一定要以思想為先導、在正確價值觀的引領之下 。我們的文化是有根有魂的，我們要讓中華文化中最優秀、最精華的內容走出去，積極影響世界。
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我這幾年也做了一些嘗試。一方面把外國的文學作品翻譯進來，如《追憶似水年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訴訟筆錄》等，同時也積極地把我們的一些優秀作品往外推介，如畢飛宇的《青衣》《玉米》，黃蓓佳的《我要做個好孩子》等。我們還在多家雜誌上開設欄目，組織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的研究。另外，還組織了很多的交流活動，如邀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勒克萊齊奧來中國任教，組織了他和莫言關於文學文化的四次對話等。這樣的活動，江蘇開展得也非常好。如2017年的揚子江作家周，廣泛邀請世界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的作家走到一起，通過作家之間、作家與讀者之間的直接交流，讓文化交流變得具體而鮮活。所以我覺得，關於文化自信、文化交流的話題，從歷史和現實意義上看，是一個逐步深入、不斷豐富的過程。通過不斷的交流，結出新的碩果，讓我們的創作更具有時代精神，讓世界文化更加燦爛。
曾經，外國人對中國有很多認識誤區。但是，外國人對中國的瞭解從未中斷。法國作家與思想家艾田蒲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之歐洲》，講述了古羅馬時期以後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對西方如何主動接受中國文化進行了一個歷史的梳理。如今，西方對我們的研究、瞭解程度更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主動走向中國、主動研究中國、主動學習中國。我們的自信，就來自於這種相互學習、交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的文化自信也確實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
（此文系本刊記者張寧根據對許鈞教授的訪談整理而成）
摘編自《群眾·大眾學堂》2018年第2期，原標題為《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堅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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