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靜，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青年項目“英國浸禮會與近代山東社會研究”(19DLSJ05)
本文來源於《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72-78頁。著作權歸原作者所有，若轉載請註明出處。
摘 要：位列《禹貢》古代九州之一的青州，在明清時期成為山東省管轄的青州府。明清兩朝，一支回族群體在青州府治南陽城東關修建了圩子城，並長期在此聚居、經商，而隨著回族進士的出現，該族群在青州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雍正時期，一座旗城建成於南陽城以北五華里處，成為八旗滿洲兵在青州的駐防城。由此，青州形成了滿回漢三族共居的格局。但因回族和八旗滿洲兵丁獨特的生活習俗與宗教信仰以及清朝的種族隔離政策，共居的三個族群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體系。
關鍵詞：明清；青州；滿族；回族；漢族；多元民族文化社區
隨著中華文明數千年的發展與延續，回族和滿族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時期，部分回族與滿族進入青州定居並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滿回漢共居的獨特格局。本文中，筆者意在梳理青州滿回漢共居格局形成的歷史脈絡和發展進程。在此之前，我們需要明確一些概念。
首先，“青州”在明清時期，作為府一級行政區劃存在；本文所指青州社區的範圍以青州府治南陽城、南陽城東關圩子城、青州旗城(南陽城以北五華里)為主要範圍，南陽城和青州旗城又分別被稱為南城和北城。
其次，滿族和回族概念界定。滿族，從嚴格定義上來講其正式形成的時間應該在民國時期，而晚清時期則將這一群體稱為滿洲人或八旗。為表述方便，本文用滿族來指代青州的駐防八旗這一群體，但並非將其視為一個已經形成的民族。回族大多在蒙元時期由中亞一帶移民而來，並於明代以伊斯蘭教為紐帶形成了民族。本文將青州東關圩子城擁有伊斯蘭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的群體稱為回族。
再次，多元民族文化社區的概念界定。“社區有兩個角度，一是結構視角，根據空間、要素和作為國家實體的政治身份，社區是個人與國家間的中介結構，常被看為政治實體，並被組成省、市、鎮和鄰里；二是社會心理視角，強調意義、身份、聯繫和歸屬感等。”[1]筆者藉助社區的結構視角，將青州南陽城、東關圩子城、旗城所在的範圍看作一個共同的社區，滿回漢的不同群體共同生活於此，卻有著各自不同的信仰和生活習俗，但作為一個地方整體與外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關聯。
一、南陽城：積澱千年的古城
洪武元年(1368)，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沿用金朝的行省制度，設立了山東行省，治所在青州南陽城，南陽城由此成為山東省府。不過，僅在8年之後，即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決意將山東治所由青州遷往濟南。[2]自此之後，明清青州僅作為山東省的“府”一級行政區劃而存在。
北齊天寶七年(556)，南陽城始建，為青州刺史治所。注：據《益都縣圖志·營建志》記載，南陽城所建年代不可考。但《青州府志·沿革志(上)》雖然亦認為不可考，但沿用舊說，將其建造年代記為該年，筆者亦沿用此說。[3]1，[4]明洪武三年(1370)，官方對青州南陽城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修繕。據記載“守禦都指揮葉大旺，甃以甓石，增崇數尺，周十三里有奇，高三丈五尺，池廣亦如之，深丈有五尺。門四：東曰海晏，南曰阜財，西曰岱宗，北曰瞻辰。天順年間，都指揮高源、知府趙偉、徐鬱修城樓、臺鋪。正德七年，僉事牛鸞、知府朱鑑，嘉靖八年，知府江珊相繼修。嘉靖十三年，兵備僉事康天爵增筑西門月城。國朝康熙五十五年，知府陶錦修城東門及南門樓，又修東南隅文昌樓。六十年，重建樓垣。乾隆四十七年，知府李濤請帑修。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知府方用儀、署知府英桂倡捐重修。”[3]2-3以上，經過明清兩朝近十次的重修，青州南陽城成為一座氣勢恢宏的城池。
根據《道光二十五年府屬申報戶口清冊》和《山東通志》記載，道光二十五年，青州府共有60餘萬戶約400萬人口；田畝10萬餘頃，條編銀45萬餘兩。就整個山東省而言，青州府所佔比重僅次於濟南府和兗州府。[5]科舉方面，青州府明清兩代進士分別為282和335名，位居山東第三和第四位。[6]
在經濟發展相對良好且科舉成績顯著的狀況下，青州南陽城亦顯現出繁盛之景象，不僅商貿發達，諸多科舉士人亦居住於此。其中，青州境內最具名望的豪門世家則屬馮氏宗族，這一號稱“北海世家”的宗族擁有萬曆帝親賜的“一門科第”牌坊。馮氏家族最輝煌的年代在明中葉至清初，其中四代中曾有進士6人，舉人3人。因在科舉方面的成功，馮氏家族成為青州府最具名望和勢力的宗族。清朝入關之後，康熙帝將明代遺留的衡王府花園賜予告老還鄉的刑部尚書馮溥，而這座“偶園”也成為青州城內最具權威象徵的居家園林。
以青州南陽城為基點，回族和滿族先後進入青州，在南陽城臨近地域建立聚居區，並最終形成了青州滿回漢三族共居的獨特格局。
二、東關圩子城：青州回族聚居區的形成與發展
據考證，回民的正式形成在蒙元時期，開始於蒙古國的三次西征。1219—1260年，蒙古國曾經三次西征中亞地區，由此促成了中亞的東遷移民潮，而回民也在此過程中正式形成。[7]至於元代山東回民的分佈，楊志玖考證僅東平府路(今山東泰安東平縣)有確切的回族戶籍記載，共“九十六戶”[8]。所以，可以推斷山東回民的大量遷入應該在元朝之後。
趙潛對青州回部17個宗族族譜的統計結果顯示，回民遷入青州的時間從明洪武元年一直延續到清咸豐年間。其中，明代遷入的宗族共有14個，楊氏和馬氏最早於洪武元年遷入。[9]31所以，大致可以推斷，青州回族形成的時間在明代，而非元代。退一步講，即使元代青州存在回族居民，應該也是散居狀態的少量民眾，並不具備宗族或者回族軍隊等集體存在形式。
聚居於青州南陽城東關圩子城的回民，大多以商業為生，從而成就了青州東關的繁華商業。東關，與南陽城由建於護城河上的海岱橋相連，為南陽城商貿集市之地。明清時期，隨著回族在此定居與經商，居民在東關自行修建了城牆，稱為“圩子牆”。“圩子牆東西近300米，南北約700米，為夯土而成，牆基寬約2米，高5-6米。有五個門與外相通。其五門之上有五個閣子，分別是玄帝閣、碧霞閣、昭德閣、海岱閣、東鎮閣。東關圩子城內街道縱橫，店鋪林立，很多都是上百年的老字號，其中具有回民特色的居多。”[10]
不容否認，伊斯蘭教信仰是回族得以形成的最為重要的標誌，而清真寺是地方回族最重要的宗教場所和權力機構。東關青州回民共建造兩座清真寺：一座在東關，稱真教寺；一座在南陽城內，稱城內清真寺。東關真教寺內，現存一塊篆刻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石碑。據碑文記載：東關真教寺建於元朝1302年，並在明代由進士劉瓚[11]4,29和楊應奎[11]9,30先後兩次重修；城內清真寺由明衡王子孫創建，並由進士馬之驥[12]重修。劉瓚、楊應奎和馬之驥是明代青州的回族三進士。[9]434
我們暫且不論該碑文記載內容的真實性，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清代在重修東關真教寺時，將三位先祖全部列為兩座清真寺的重修者，足以證明明代回族三進士在青州回族中的地位和聲望。的確，明代回族三進士的出現，是回民真正進入青州歷史視野的開始，更是社會地位獲得認可的體現。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即東關真教寺和南陽城清真寺的修築時間與地點。儘管我們無法確認兩座清真寺的具體修築年代與人物，但可以明確的是東關真教寺的修築年代要早於南陽城清真寺。或許可以如此推測：在東關真教寺修築時期，東關是青州回民的主要聚居場所和勢力範圍；而在南陽城清真寺修築時，回民的聚居範圍和活動空間向南陽城內延伸，並且能夠在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南陽城內修建一座規模尚大的清真寺，也在一方面印證了回族群體在青州社會地位的被認可。
當然，在通過科舉和入仕獲得社會地位的同時，青州回族群體最為顯著的社會活動和文化特性便是經商和伊斯蘭教信仰。
青州回族主要居住於南陽城南營街、衛里巷、參府街，東關的昭德街、東後坡、夏欽園。[9]257青州回族商號主要集中於東門大街、昭德街、北閣街、南營街、參府街，有據可考者達六十餘家，成為青州南陽城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青州回族商號最為著名的便屬青州糕點、皮毛製品和制帽業，其中青州隆盛糕點至今仍享有盛名，而蜜三刀、豐糕、炒糖等獨具回族特色的美食更是受到世人的青睞。[9]87-96
生活方面，青州回族依舊保持著獨特的婚姻和喪葬習俗。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青州回族主要以教內通婚為主，從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青州回族的純粹性。青州回族婚禮一般選擇“主麻日”的週五舉行，新娘進入男方家門之前，由一位有威望的女長輩為新娘遞上用紅紙包好的《古蘭經》“經本”，新娘下車後，手持“經本”，在新郎的牽引下，踏著紅氈進入婚房。婚禮開始後，在新人、雙方父母、證婚人、賓客的見證下，由阿訇用阿拉伯語書寫“阿布扎”(婚書)，並且宣佈證婚詞。主要內容為：《古蘭經》中關於婚姻的規定、穆罕默德對於婚姻的教導以及各位先賢關於婚姻的教導。隨後，阿訇為新人做“都阿”(祈禱)。
喪葬方面，逝者彌留之際，家人邀請阿訇“討白”(唸經)做禱告，然後依次實行備殮、報喪、浴禮、殯禮和埋葬。其中，浴禮由阿訇主持，由亡人子女按照大淨程序沐浴屍體，稱“洗埋體”，然後用殮服(男者3件，女者5件)包裹，白布條繫腰和紮緊頭足，放入“塔布”(屍匣)；殯禮中，阿訇主持，參加者不躬不叩不跪，靠近埋體站立，為亡人做祈禱；青州回民在獨立的回族墓地實行土葬且不用棺槨。亡人下葬後，其子女在頭七日內，每天早上陪伴阿訇到墓地誦經，而且在四十日、百日、週年忌日或伊斯蘭教節日，都要到墓地“走墳”[13]。
青州回族的伊斯蘭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是其保持民族特性的最為重要的標誌。青州回民主要的宗教活動為每日禮拜、聚禮、會禮和節慶，其中開齋節、古爾邦節、聖紀節、蓋德爾之夜等都是重要的伊斯蘭教節日。可以說，回族的伊斯蘭教信仰已經完全融入該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其重要的社會標識與文化特性。
綜上，至少可以對青州回族有以下幾點認知：第一，青州回族進駐青州的時間應該始於明初。第二，聚居於青州東關圩子城的回民，主要以經商為生。第三，依靠科舉和入仕，回民在青州的認可度和社會地位得以提升。第四，相對於青州漢族而言，回族的確是一個人數微弱的群體。但是，因其聚居的生活方式、伊斯蘭教信仰和獨特的生活習俗，使得回族成為青州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群體。
三、旗城：滿洲八旗駐防青州
過滿洲駐防城
清·武在洛
九重宵旰顧東邦，蒞鎮三齊百雉強。
朔漠風雲歸保障，中原雨露護金湯。
地道瀛海屏藩遠，星拱神京帶礪長。
萬國太平無一事，堯峰佳氣鬱蒼蒼。[14]411
這首詩出自雍正七年(1729)舉人——益都注：明清兩朝，益都為青州府所轄之縣，益都縣衙與青州府衙均設於南陽城內。1986年，中國國務院批准撤銷山東省益都縣，設立青州市(縣級)，以益都縣的行政區域為青州市的行政區域，屬山東省濰坊市管轄。人武在洛。但此詩的具體創作時間不詳。這首詩描述了雍正十年在南陽城以北五華里創建的滿洲駐防城。武氏稱頌該駐防城既可以保衛中原一帶的安寧，亦可以作為山東東北海域的屏障，同時擔任保衛京師之職責。隨著這座駐防城的建立，八旗滿洲兵丁開始在青州繁衍生息。所以，如果說青州回族的形成源於元明時代回族的東遷，是一個漫長且自發的過程，那麼滿洲八旗入駐青州則是一蹴而就的。
雍正六年，雍正帝授意其心腹大臣田文鏡在山東尋找滿洲駐防之所。[15]7個月後，田文鏡選定青州作為建造駐防城的場所，其在奏摺中稱：“山東青州府為適中要地，內與陸路各營聲勢聯絡，外與沿海營汛呼吸相通。設立滿洲兵駐防，可以資彈壓而重保障。查青州府北城外，有古廢東陽舊城基址，請建造城垣衙署營房。可以駐兵數千。”田文鏡上奏之後，議政王大臣等議復：“應如所請，青州城外建造新城後，自京派撥八旗滿洲兵二千，永遠駐防。設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管轄。並設協領四員，佐領十六員，防禦十六員，驍騎校十六員，再添設理事同知一員，隨印筆帖式三員，鑄給印信關防，其俸祿糧餉等項，俱照各省駐防之例支給。”雍正硃批：從之。[16]109-110 依據這份奏摺，青州的滿洲駐防為將軍一級，是駐防八旗中的最高規格，也是康熙之後設立的唯一一個將軍級的行省八旗駐防。[17]55,114
選址確定之後，接下來的任務便是修建駐防城，此項工作由山東地方官承擔，並於雍正八年六月正式開工。[18-19]兩年之後的雍正十年九月，青州的滿洲駐防城竣工，稱為青州旗城。據記載，青州旗城共有將軍衙門一所，大小房八十五間。副都統衙門一所，房二十一間；理事同知衙門一所，房二十九間；協領四員，衙門各一所，每所十八間；佐領十六員，衙門各一所，每所十五間；防禦十六員，衙門各一所，每所八間；驍騎校十六員，衙門各一所，每所六間；筆帖式三員，衙門各一所，每所六間；八旗兵房共四千間。[20]116-117
青州旗城建造的同時，任命駐防將軍和選調八旗滿洲兵的工作也開始推進。雍正九年十月，“諭大學士等，青州駐防官兵，目今即著選派。其應行補放官員，著八旗都統會同將軍鄂彌達揀選，派此兵丁時，將餘丁內之次等者撥出。即交與將軍鄂彌達，副都統阿爾胡禪。在八旗教場操演。青州府建造城垣房屋，至明歲始能告竣，與其到彼始行學習，不若此地即行操演。此派往官兵，仍照常給予俸餉，其員缺，令八旗都統等揀選補放。應派之兵兩千名，不必撥發蒙古，止於滿洲內揀選。以山東青州將軍鄂彌達署正黃旗滿洲都統。”[16]476
這份諭旨至少給予我們以下幾點信息：第一，所派兵丁，為“餘丁內之次等者”。第二，所派兵丁即行操演。第三，所派兵丁並無蒙古八旗，只有滿洲八旗。其實，從天子腳下到各地駐防實非優厚的差事，這不僅意味著遠離京師，更意味著今後立功升遷之渺茫。所以，雍正要求選派“次等者”駐防。所派官兵不僅要接受今後生活和人生的重大改變，更要當即開始軍事演練。或許，從揀選之日開始，直到一年之後啟程前往青州的這段時間內，京城內的“次等”八旗成員都在祈求並做出各種努力以改變都統的揀選名單。雍正十年九月初二日，青州將軍鄂密達“自京啟程，代領官兵匠役及家口等，共計一萬五千餘人，分作肆隊，前赴青州。”[21]529隨著八旗滿洲兵的進駐，這一群體正式成為青州的一分子，而青州也由此成為滿回漢三族並存的一個獨特地域。
如果說，駐防城建立的初衷在於對外防禦戰事的話，那麼隨著乾隆時期戰事的銳減，駐防城對周圍民眾的監管和牽制作用愈發突出。首先，青州駐防城將軍的駐紮，對於青州知府嶽濬而言存在莫大壓力。所以，在駐防將軍上任之初，嶽濬便上奏雍正帝關於駐防將軍的諸多問題以做到先發制人，併成功獲得雍正帝的支持。[21]529-530當然，雍正之後的歷代皇帝在對待駐防城將軍權力問題上，始終保持壓制態度，既防止其與當地地方官員聯盟，又要抑制其擁兵自重，所以對其實行崗位輪換、定期回京述職等規定，而這在雍正朝之後表現得尤為明顯。
對於駐防城的普通兵丁而言，兵餉是其供養家庭的唯一收入，而重複的訓練和作戰佔據了其日常生活的絕大部分。駐防兵每歲餉銀從12～36兩不等。[22]另外每月按照兵丁人數和所養馬匹發給“本色”(米糧)或“折色”(米糧折價)。[17]197-198其實，就清廷所供給的兵餉而言，足以應對駐防兵和家眷的生活，而且青州旗城的修築和修繕費用由地方承擔，婚喪嫁娶等各項費用由清廷負擔。所以，駐防兵的生活尚且寬裕。
有清一代，南陽城和青州旗城有母子城之稱，每年二月和八月，南北兩城的城樓便響起螺號，“南北相應”以寓意“母子相呼”[14]2。不過，由於受到清廷“滿漢分離”政策的影響，青州旗城與南陽城之間的交往幾被隔斷，八旗滿洲兵與家眷始終保持獨居的生活狀態，而旗城內的設施基本能夠滿足其生活的所有需要，在必備的軍事設施、官署、住所之外，旗城內設有學堂、廟宇、集市等生活休閒區域。
除此之外，青州旗城的滿人擁有自己的語言，不與當地漢人和回民通婚，而且保持著獨特的祭祖和祭神習俗。受到薩滿教的影響，青州旗城保持了崇柳、敬柳、祭柳、栽柳的習俗。據當地滿人回憶：(青州旗城)“將軍門前，在八旗兵民的院子裡，都種柳樹。大街上、路兩旁成行的柳樹，由城裡到南門外的大教場四周直至東南城下種柳千株。”[14]127並且，青州滿人將“佛多媽媽”(柳始母)作為重要的祭祀之神。同樣受到薩滿教的影響，青州滿人崇拜原始天象且進行星祭，在祭祀、婚喪等重要場合皆要祭拜北斗七星。而且，“青州滿族居住的老官房上，每十間的中間要在屋脊上安放一枚桃形磚雕，磚中間鏤空一個‘福’字，‘福’字下方有展開的兩面桃葉作為託襯，穩固地安放於兩脊頭的正中間，以取承接日月星光，達到賑災除病，佑庇合族吉祥之義。”[14]129
以上，我們對青州旗城有以下幾點認知：第一，青州旗城駐防兵與家眷依靠餉銀度日，生活的主題是訓練和備戰。第二，旗城擁有健全的軍事和生活設施，與當地居民交往甚少，他們擁有自己的語言，不與當地人通婚。第三，除卻統治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民族隔離的政策，受到薩滿教影響的青州八旗滿洲兵丁擁有獨特的信仰體系，而這些都成為其重要的身份標識。儘管人數尚少，且獨立存在，但是由於其重要職能和社會地位，旗城滿族成為青州重要的組成部分。
四、青州滿回漢關係之探究
1850—1900年間，青州府共有文舉人258名，武舉人121名，文舉人僅落後於濟南府的371人，位居第二位。武舉人落後於濟南府、東昌府和滄州，位居第四位。其中，青州滿族的文舉人為34名，武舉人43名，分別佔青州府總數的13%和35.5%。[23]從以上統計來看，青州八旗滿洲兵因兵丁性質和日常操練的影響，武舉人的比例極高，而文舉人的比例相對弱勢。不過，就旗城與青州府的人口比例來看，這一成績亦相當可觀。
因為滿族在清代的統治者身份和特權，所以從滿洲駐防城建造之始，八旗駐防兵丁與當地人的交往甚至矛盾便成為青州多元民族文化社區的主流。
首先，矛盾的重要起因在於旗城的建造用地是對周圍民眾土地和墳場的強行徵用。邱琮玉曾在《青社瑣記》中對此事有如下記載：“吾郡駐防城池地及教軍場地，舊皆民田。築城時，以官價買之，價甚廉。或曰畝京錢十千，未知確否。又相傳東店莊何姓，富室也，田多在期間，以是貧。”[20]113此外，《建設青州滿洲營紀略》對官方爭田以建造滿營之事有著更為生動的描述。
由是，議定城基，在古青之北僅一里之遙焉。第城基尚屬民田，青苗滿地。爰命農人雙鏺齊揮，何論為稷為黍；兩錡並舉，那顧或桑或麻。禾稼既除，蕩然一空，平原曠野，大工可興。
於斯時也，皇工孔急，破墓剖墳。有主者尚能改葬，絕世者難以圖存。穴毀而無以寄體，壙發而奚以安神？悲精魂之無依，痛弔祭之乏人。宜啾啾之鬼哭，遇天陰而嘗聞。吁嗟乎！秋夜長兮，鬼火熒熒；秋晝永兮，陰氣慘慘。魂魄結兮日光冷，鬼神聚兮月色寒。見此情景，極目悒悒；瞻彼風光，中心悁悁。念劫數之有定，又何為而愴然？[20]114
儘管文學作品有著渲染或誇張的成分，但此段文字能夠得以流傳也證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民眾的認同。總之，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駐防八旗進入青州之前，民眾已經感受到了來自權力和統治階層的壓力。土地和墳場本就是鄉民最為看重之物，所以對作為掠奪者的駐防八旗存有不滿亦在常理之中。
其次，在被駐防八旗剝奪土地的同時，青州民眾也因上萬人的吃穿用度獲得了商機。《青德二營須知冊》曾有記載稱：“(旗城)四街民蓋鋪面房租，取租銀計匠役房三十二間，每間每月租銀六錢至一錢五分不等，民蓋鋪面房四百餘間，每間每月租銀二錢至一錢不等。”[20]117因駐防旗兵不可從事農商等活動，所以該城內的鋪面房皆由鄉民承租，形成了旗城內“大人府前兵卒站，十字口邊商賈群”[14]415的格局，也為青州民眾帶來了商業利益。
再次，除卻駐防八旗與青州民眾之間的群體性利益糾葛，日常生活中的衝突和摩擦也在數百年間相鄰而居的格局下不斷上演。《百壺齋拾遺》中便有關於光緒年間益都知縣李祖年(光緒二十八年任)判決鄉民毆打旗兵案件的記載：
益都縣北二里有駐防營一座，俗呼為北城，以對青州古城而言。其城內之房舍以營房形式建築，盡為滿人居住。滿人往往視天潢貴裔，率多行為野蠻，每三五成群毆一漢人。公據情諮向該營官員交涉，該營官員輒以旗營兵重，無從查緝兇犯為復。公遂密囑差役轉告商民人等，倘有在滿營外毆打旗兵當場能自逃脫者，概不治罪，有事唯李公負責。
漢人平素受旗兵荼毒，恨入骨髓，聞此消息者皆喜不自勝。一遇旗兵獨自一人或二人營外行走，漢人即群起而毆之，毆後如鳥飛散而去。被毆旗兵來縣署告狀，要求驗傷緝犯，嚴訊究辦。公具狀，亦不為之驗傷，批其狀後曰：“旗營廣袤不過數里，兵丁不過數千，毆人罪犯尚且無從緝，縣境遼闊百餘里，人民數十萬，又向何緝獲耶？不準此批云云。”
該營長官聞報，明知漢人之敢毆旗兵者是李公從中做主使，但出爾反爾，咎由自取，李公所判理由充足，終亦無奈李公何？[24]
這段描述意在展現益都知縣李祖年的斷案能力，卻也呈現了在種族隔離和八旗特權的壓制下，八旗滿洲兵丁與青州民眾之間積怨已久的矛盾。不過，我們仍舊不能從這一獨立事件來判定雙方之間關係的緊張。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儘管存在各種利益的糾葛和衝突，但因統治者和特權者的身份加持，青州駐防八旗在滿漢關係中，始終處於優勢地位。
因回族和滿族的加入，明清青州形成了滿回漢三族共居的獨特格局。明代“去胡化”政策的推行，促使回民開始改用漢姓和進入仕途，逐漸融入漢民族的生活，但卻因伊斯蘭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的不同，始終保有其群體的獨特性。八旗滿洲兵丁自雍正年間進入青州，儘管共同生活了上百年，卻因八旗特權和種族隔離政策，致使駐防兵丁始終遊離於青州社會群體之外。可以說，儘管青州是一個滿回漢三族共居的地域，但卻因回滿兩民族的特殊性，所以並未出現明顯的民族融合，三個群體各自擁有相對獨立的生活模式和信仰體系。
參考文獻：
[1]顧東輝.社會工作概論 [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151.
[2]王立勝.青州通史：第1卷[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184-185.
[3]營建志(上)[Z]//光緒益都縣圖志:卷13.
[4] 沿革志(上)[Z]//咸豐青州府志:卷2:36.
[5]山東通志(卷79-80)[M].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影印):2527-2558.
[6]王婷.明清時期青州府進士研究[D].曲阜:曲阜師範大學,2011:13-14.
[7]邱樹森.中國回族史：上[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116-124.
[8]楊志玖.元代回族史稿[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79-118.
[9]趙潛.青州回族溯源[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
[10]孟慶剛.青州古城:上[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7:27.
[11]選舉表[Z]//嘉靖青州府志:卷4.
[12]儒學傳[Z]//光緒益都縣圖志:卷38:16.
[13]《青州回族志》編纂委員會.青州回族志[M].濟南:黃河出版社,2015: 131-139.
[14]李鳳琪,唐玉民,李葵.青州旗城[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
[15]田文鏡.奏復山東沿海無庸設水陸滿兵折[A]//宮中檔雍正朝奏摺 (第十二輯).臺北:“故宮博物院”印行,1978:107.
[16]清實錄:第8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7]定宜莊.清代八旗駐防研究[M].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18] 田文鏡.奏報修建青州滿旗城垣營房[A]//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十五輯).臺北：“故宮博物院”印行,1979:741-744.
[19]嶽濬.奏報赴青州督修城防工程折[A]//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十五輯).臺北：“故宮博物院”印行,1979:889-890.
[20]邱琮玉.青社瑣記：卷3[M]//安致遠，等.青州史料筆記四種.丁昌武，等編校.青島：青島出版社,2010.
[21]嶽濬.奏報辦理青州設立滿營事折[A]//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十輯).臺北：“故宮博物院”印行,1979.
[22]光緒大清會典(卷18)[Z].4-5.
[23]狄德滿.華北的暴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的基督宗教傳播和社會衝突[M].崔華傑,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33-34.
[24]丁漢三.百壺齋拾遺[M]//安致遠，等.青州史料筆記四種.丁昌武，等編校.青島:青島出版社,2010: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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