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静，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青年项目“英国浸礼会与近代山东社会研究”(19DLSJ05)
本文来源于《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72-78页。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 要：位列《禹贡》古代九州之一的青州，在明清时期成为山东省管辖的青州府。明清两朝，一支回族群体在青州府治南阳城东关修建了圩子城，并长期在此聚居、经商，而随着回族进士的出现，该族群在青州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雍正时期，一座旗城建成于南阳城以北五华里处，成为八旗满洲兵在青州的驻防城。由此，青州形成了满回汉三族共居的格局。但因回族和八旗满洲兵丁独特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以及清朝的种族隔离政策，共居的三个族群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
关键词：明清；青州；满族；回族；汉族；多元民族文化社区
随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与延续，回族和满族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部分回族与满族进入青州定居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满回汉共居的独特格局。本文中，笔者意在梳理青州满回汉共居格局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进程。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些概念。
首先，“青州”在明清时期，作为府一级行政区划存在；本文所指青州社区的范围以青州府治南阳城、南阳城东关圩子城、青州旗城(南阳城以北五华里)为主要范围，南阳城和青州旗城又分别被称为南城和北城。
其次，满族和回族概念界定。满族，从严格定义上来讲其正式形成的时间应该在民国时期，而晚清时期则将这一群体称为满洲人或八旗。为表述方便，本文用满族来指代青州的驻防八旗这一群体，但并非将其视为一个已经形成的民族。回族大多在蒙元时期由中亚一带移民而来，并于明代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形成了民族。本文将青州东关圩子城拥有伊斯兰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群体称为回族。
再次，多元民族文化社区的概念界定。“社区有两个角度，一是结构视角，根据空间、要素和作为国家实体的政治身份，社区是个人与国家间的中介结构，常被看为政治实体，并被组成省、市、镇和邻里；二是社会心理视角，强调意义、身份、联系和归属感等。”[1]笔者借助社区的结构视角，将青州南阳城、东关圩子城、旗城所在的范围看作一个共同的社区，满回汉的不同群体共同生活于此，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信仰和生活习俗，但作为一个地方整体与外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联。
一、南阳城：积淀千年的古城
洪武元年(1368)，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沿用金朝的行省制度，设立了山东行省，治所在青州南阳城，南阳城由此成为山东省府。不过，仅在8年之后，即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决意将山东治所由青州迁往济南。[2]自此之后，明清青州仅作为山东省的“府”一级行政区划而存在。
北齐天宝七年(556)，南阳城始建，为青州刺史治所。注：据《益都县图志·营建志》记载，南阳城所建年代不可考。但《青州府志·沿革志(上)》虽然亦认为不可考，但沿用旧说，将其建造年代记为该年，笔者亦沿用此说。[3]1，[4]明洪武三年(1370)，官方对青州南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修缮。据记载“守御都指挥叶大旺，甃以甓石，增崇数尺，周十三里有奇，高三丈五尺，池广亦如之，深丈有五尺。门四：东曰海晏，南曰阜财，西曰岱宗，北曰瞻辰。天顺年间，都指挥高源、知府赵伟、徐郁修城楼、台铺。正德七年，佥事牛鸾、知府朱鉴，嘉靖八年，知府江珊相继修。嘉靖十三年，兵备佥事康天爵增筑西门月城。国朝康熙五十五年，知府陶锦修城东门及南门楼，又修东南隅文昌楼。六十年，重建楼垣。乾隆四十七年，知府李涛请帑修。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知府方用仪、署知府英桂倡捐重修。”[3]2-3以上，经过明清两朝近十次的重修，青州南阳城成为一座气势恢宏的城池。
根据《道光二十五年府属申报户口清册》和《山东通志》记载，道光二十五年，青州府共有60余万户约400万人口；田亩10万余顷，条编银45万余两。就整个山东省而言，青州府所占比重仅次于济南府和兖州府。[5]科举方面，青州府明清两代进士分别为282和335名，位居山东第三和第四位。[6]
在经济发展相对良好且科举成绩显著的状况下，青州南阳城亦显现出繁盛之景象，不仅商贸发达，诸多科举士人亦居住于此。其中，青州境内最具名望的豪门世家则属冯氏宗族，这一号称“北海世家”的宗族拥有万历帝亲赐的“一门科第”牌坊。冯氏家族最辉煌的年代在明中叶至清初，其中四代中曾有进士6人，举人3人。因在科举方面的成功，冯氏家族成为青州府最具名望和势力的宗族。清朝入关之后，康熙帝将明代遗留的衡王府花园赐予告老还乡的刑部尚书冯溥，而这座“偶园”也成为青州城内最具权威象征的居家园林。
以青州南阳城为基点，回族和满族先后进入青州，在南阳城临近地域建立聚居区，并最终形成了青州满回汉三族共居的独特格局。
二、东关圩子城：青州回族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
据考证，回民的正式形成在蒙元时期，开始于蒙古国的三次西征。1219—1260年，蒙古国曾经三次西征中亚地区，由此促成了中亚的东迁移民潮，而回民也在此过程中正式形成。[7]至于元代山东回民的分布，杨志玖考证仅东平府路(今山东泰安东平县)有确切的回族户籍记载，共“九十六户”[8]。所以，可以推断山东回民的大量迁入应该在元朝之后。
赵潜对青州回部17个宗族族谱的统计结果显示，回民迁入青州的时间从明洪武元年一直延续到清咸丰年间。其中，明代迁入的宗族共有14个，杨氏和马氏最早于洪武元年迁入。[9]31所以，大致可以推断，青州回族形成的时间在明代，而非元代。退一步讲，即使元代青州存在回族居民，应该也是散居状态的少量民众，并不具备宗族或者回族军队等集体存在形式。
聚居于青州南阳城东关圩子城的回民，大多以商业为生，从而成就了青州东关的繁华商业。东关，与南阳城由建于护城河上的海岱桥相连，为南阳城商贸集市之地。明清时期，随着回族在此定居与经商，居民在东关自行修建了城墙，称为“圩子墙”。“圩子墙东西近300米，南北约700米，为夯土而成，墙基宽约2米，高5-6米。有五个门与外相通。其五门之上有五个阁子，分别是玄帝阁、碧霞阁、昭德阁、海岱阁、东镇阁。东关圩子城内街道纵横，店铺林立，很多都是上百年的老字号，其中具有回民特色的居多。”[10]
不容否认，伊斯兰教信仰是回族得以形成的最为重要的标志，而清真寺是地方回族最重要的宗教场所和权力机构。东关青州回民共建造两座清真寺：一座在东关，称真教寺；一座在南阳城内，称城内清真寺。东关真教寺内，现存一块篆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石碑。据碑文记载：东关真教寺建于元朝1302年，并在明代由进士刘瓒[11]4,29和杨应奎[11]9,30先后两次重修；城内清真寺由明衡王子孙创建，并由进士马之骥[12]重修。刘瓒、杨应奎和马之骥是明代青州的回族三进士。[9]434
我们暂且不论该碑文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清代在重修东关真教寺时，将三位先祖全部列为两座清真寺的重修者，足以证明明代回族三进士在青州回族中的地位和声望。的确，明代回族三进士的出现，是回民真正进入青州历史视野的开始，更是社会地位获得认可的体现。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东关真教寺和南阳城清真寺的修筑时间与地点。尽管我们无法确认两座清真寺的具体修筑年代与人物，但可以明确的是东关真教寺的修筑年代要早于南阳城清真寺。或许可以如此推测：在东关真教寺修筑时期，东关是青州回民的主要聚居场所和势力范围；而在南阳城清真寺修筑时，回民的聚居范围和活动空间向南阳城内延伸，并且能够在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南阳城内修建一座规模尚大的清真寺，也在一方面印证了回族群体在青州社会地位的被认可。
当然，在通过科举和入仕获得社会地位的同时，青州回族群体最为显著的社会活动和文化特性便是经商和伊斯兰教信仰。
青州回族主要居住于南阳城南营街、卫里巷、参府街，东关的昭德街、东后坡、夏钦园。[9]257青州回族商号主要集中于东门大街、昭德街、北阁街、南营街、参府街，有据可考者达六十余家，成为青州南阳城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州回族商号最为著名的便属青州糕点、皮毛制品和制帽业，其中青州隆盛糕点至今仍享有盛名，而蜜三刀、丰糕、炒糖等独具回族特色的美食更是受到世人的青睐。[9]87-96
生活方面，青州回族依旧保持着独特的婚姻和丧葬习俗。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青州回族主要以教内通婚为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青州回族的纯粹性。青州回族婚礼一般选择“主麻日”的周五举行，新娘进入男方家门之前，由一位有威望的女长辈为新娘递上用红纸包好的《古兰经》“经本”，新娘下车后，手持“经本”，在新郎的牵引下，踏着红毡进入婚房。婚礼开始后，在新人、双方父母、证婚人、宾客的见证下，由阿訇用阿拉伯语书写“阿布扎”(婚书)，并且宣布证婚词。主要内容为：《古兰经》中关于婚姻的规定、穆罕默德对于婚姻的教导以及各位先贤关于婚姻的教导。随后，阿訇为新人做“都阿”(祈祷)。
丧葬方面，逝者弥留之际，家人邀请阿訇“讨白”(念经)做祷告，然后依次实行备殓、报丧、浴礼、殡礼和埋葬。其中，浴礼由阿訇主持，由亡人子女按照大净程序沐浴尸体，称“洗埋体”，然后用殓服(男者3件，女者5件)包裹，白布条系腰和扎紧头足，放入“塔布”(尸匣)；殡礼中，阿訇主持，参加者不躬不叩不跪，靠近埋体站立，为亡人做祈祷；青州回民在独立的回族墓地实行土葬且不用棺椁。亡人下葬后，其子女在头七日内，每天早上陪伴阿訇到墓地诵经，而且在四十日、百日、周年忌日或伊斯兰教节日，都要到墓地“走坟”[13]。
青州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其保持民族特性的最为重要的标志。青州回民主要的宗教活动为每日礼拜、聚礼、会礼和节庆，其中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盖德尔之夜等都是重要的伊斯兰教节日。可以说，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已经完全融入该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社会标识与文化特性。
综上，至少可以对青州回族有以下几点认知：第一，青州回族进驻青州的时间应该始于明初。第二，聚居于青州东关圩子城的回民，主要以经商为生。第三，依靠科举和入仕，回民在青州的认可度和社会地位得以提升。第四，相对于青州汉族而言，回族的确是一个人数微弱的群体。但是，因其聚居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教信仰和独特的生活习俗，使得回族成为青州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
三、旗城：满洲八旗驻防青州
过满洲驻防城
清·武在洛
九重宵旰顾东邦，莅镇三齐百雉强。
朔漠风云归保障，中原雨露护金汤。
地道瀛海屏藩远，星拱神京带砺长。
万国太平无一事，尧峰佳气郁苍苍。[14]411
这首诗出自雍正七年(1729)举人——益都注：明清两朝，益都为青州府所辖之县，益都县衙与青州府衙均设于南阳城内。1986年，中国国务院批准撤销山东省益都县，设立青州市(县级)，以益都县的行政区域为青州市的行政区域，属山东省潍坊市管辖。人武在洛。但此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这首诗描述了雍正十年在南阳城以北五华里创建的满洲驻防城。武氏称颂该驻防城既可以保卫中原一带的安宁，亦可以作为山东东北海域的屏障，同时担任保卫京师之职责。随着这座驻防城的建立，八旗满洲兵丁开始在青州繁衍生息。所以，如果说青州回族的形成源于元明时代回族的东迁，是一个漫长且自发的过程，那么满洲八旗入驻青州则是一蹴而就的。
雍正六年，雍正帝授意其心腹大臣田文镜在山东寻找满洲驻防之所。[15]7个月后，田文镜选定青州作为建造驻防城的场所，其在奏折中称：“山东青州府为适中要地，内与陆路各营声势联络，外与沿海营汛呼吸相通。设立满洲兵驻防，可以资弹压而重保障。查青州府北城外，有古废东阳旧城基址，请建造城垣衙署营房。可以驻兵数千。”田文镜上奏之后，议政王大臣等议复：“应如所请，青州城外建造新城后，自京派拨八旗满洲兵二千，永远驻防。设将军一员，副都统一员管辖。并设协领四员，佐领十六员，防御十六员，骁骑校十六员，再添设理事同知一员，随印笔帖式三员，铸给印信关防，其俸禄粮饷等项，俱照各省驻防之例支给。”雍正朱批：从之。[16]109-110 依据这份奏折，青州的满洲驻防为将军一级，是驻防八旗中的最高规格，也是康熙之后设立的唯一一个将军级的行省八旗驻防。[17]55,114
选址确定之后，接下来的任务便是修建驻防城，此项工作由山东地方官承担，并于雍正八年六月正式开工。[18-19]两年之后的雍正十年九月，青州的满洲驻防城竣工，称为青州旗城。据记载，青州旗城共有将军衙门一所，大小房八十五间。副都统衙门一所，房二十一间；理事同知衙门一所，房二十九间；协领四员，衙门各一所，每所十八间；佐领十六员，衙门各一所，每所十五间；防御十六员，衙门各一所，每所八间；骁骑校十六员，衙门各一所，每所六间；笔帖式三员，衙门各一所，每所六间；八旗兵房共四千间。[20]116-117
青州旗城建造的同时，任命驻防将军和选调八旗满洲兵的工作也开始推进。雍正九年十月，“谕大学士等，青州驻防官兵，目今即着选派。其应行补放官员，着八旗都统会同将军鄂弥达拣选，派此兵丁时，将余丁内之次等者拨出。即交与将军鄂弥达，副都统阿尔胡禅。在八旗教场操演。青州府建造城垣房屋，至明岁始能告竣，与其到彼始行学习，不若此地即行操演。此派往官兵，仍照常给予俸饷，其员缺，令八旗都统等拣选补放。应派之兵两千名，不必拨发蒙古，止于满洲内拣选。以山东青州将军鄂弥达署正黄旗满洲都统。”[16]476
这份谕旨至少给予我们以下几点信息：第一，所派兵丁，为“余丁内之次等者”。第二，所派兵丁即行操演。第三，所派兵丁并无蒙古八旗，只有满洲八旗。其实，从天子脚下到各地驻防实非优厚的差事，这不仅意味着远离京师，更意味着今后立功升迁之渺茫。所以，雍正要求选派“次等者”驻防。所派官兵不仅要接受今后生活和人生的重大改变，更要当即开始军事演练。或许，从拣选之日开始，直到一年之后启程前往青州的这段时间内，京城内的“次等”八旗成员都在祈求并做出各种努力以改变都统的拣选名单。雍正十年九月初二日，青州将军鄂密达“自京启程，代领官兵匠役及家口等，共计一万五千余人，分作肆队，前赴青州。”[21]529随着八旗满洲兵的进驻，这一群体正式成为青州的一分子，而青州也由此成为满回汉三族并存的一个独特地域。
如果说，驻防城建立的初衷在于对外防御战事的话，那么随着乾隆时期战事的锐减，驻防城对周围民众的监管和牵制作用愈发突出。首先，青州驻防城将军的驻扎，对于青州知府岳濬而言存在莫大压力。所以，在驻防将军上任之初，岳濬便上奏雍正帝关于驻防将军的诸多问题以做到先发制人，并成功获得雍正帝的支持。[21]529-530当然，雍正之后的历代皇帝在对待驻防城将军权力问题上，始终保持压制态度，既防止其与当地地方官员联盟，又要抑制其拥兵自重，所以对其实行岗位轮换、定期回京述职等规定，而这在雍正朝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驻防城的普通兵丁而言，兵饷是其供养家庭的唯一收入，而重复的训练和作战占据了其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驻防兵每岁饷银从12～36两不等。[22]另外每月按照兵丁人数和所养马匹发给“本色”(米粮)或“折色”(米粮折价)。[17]197-198其实，就清廷所供给的兵饷而言，足以应对驻防兵和家眷的生活，而且青州旗城的修筑和修缮费用由地方承担，婚丧嫁娶等各项费用由清廷负担。所以，驻防兵的生活尚且宽裕。
有清一代，南阳城和青州旗城有母子城之称，每年二月和八月，南北两城的城楼便响起螺号，“南北相应”以寓意“母子相呼”[14]2。不过，由于受到清廷“满汉分离”政策的影响，青州旗城与南阳城之间的交往几被隔断，八旗满洲兵与家眷始终保持独居的生活状态，而旗城内的设施基本能够满足其生活的所有需要，在必备的军事设施、官署、住所之外，旗城内设有学堂、庙宇、集市等生活休闲区域。
除此之外，青州旗城的满人拥有自己的语言，不与当地汉人和回民通婚，而且保持着独特的祭祖和祭神习俗。受到萨满教的影响，青州旗城保持了崇柳、敬柳、祭柳、栽柳的习俗。据当地满人回忆：(青州旗城)“将军门前，在八旗兵民的院子里，都种柳树。大街上、路两旁成行的柳树，由城里到南门外的大教场四周直至东南城下种柳千株。”[14]127并且，青州满人将“佛多妈妈”(柳始母)作为重要的祭祀之神。同样受到萨满教的影响，青州满人崇拜原始天象且进行星祭，在祭祀、婚丧等重要场合皆要祭拜北斗七星。而且，“青州满族居住的老官房上，每十间的中间要在屋脊上安放一枚桃形砖雕，砖中间镂空一个‘福’字，‘福’字下方有展开的两面桃叶作为托衬，稳固地安放于两脊头的正中间，以取承接日月星光，达到赈灾除病，佑庇合族吉祥之义。”[14]129
以上，我们对青州旗城有以下几点认知：第一，青州旗城驻防兵与家眷依靠饷银度日，生活的主题是训练和备战。第二，旗城拥有健全的军事和生活设施，与当地居民交往甚少，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不与当地人通婚。第三，除却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民族隔离的政策，受到萨满教影响的青州八旗满洲兵丁拥有独特的信仰体系，而这些都成为其重要的身份标识。尽管人数尚少，且独立存在，但是由于其重要职能和社会地位，旗城满族成为青州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青州满回汉关系之探究
1850—1900年间，青州府共有文举人258名，武举人121名，文举人仅落后于济南府的371人，位居第二位。武举人落后于济南府、东昌府和沧州，位居第四位。其中，青州满族的文举人为34名，武举人43名，分别占青州府总数的13%和35.5%。[23]从以上统计来看，青州八旗满洲兵因兵丁性质和日常操练的影响，武举人的比例极高，而文举人的比例相对弱势。不过，就旗城与青州府的人口比例来看，这一成绩亦相当可观。
因为满族在清代的统治者身份和特权，所以从满洲驻防城建造之始，八旗驻防兵丁与当地人的交往甚至矛盾便成为青州多元民族文化社区的主流。
首先，矛盾的重要起因在于旗城的建造用地是对周围民众土地和坟场的强行征用。邱琮玉曾在《青社琐记》中对此事有如下记载：“吾郡驻防城池地及教军场地，旧皆民田。筑城时，以官价买之，价甚廉。或曰亩京钱十千，未知确否。又相传东店庄何姓，富室也，田多在期间，以是贫。”[20]113此外，《建设青州满洲营纪略》对官方争田以建造满营之事有着更为生动的描述。
由是，议定城基，在古青之北仅一里之遥焉。第城基尚属民田，青苗满地。爰命农人双鏺齐挥，何论为稷为黍；两锜并举，那顾或桑或麻。禾稼既除，荡然一空，平原旷野，大工可兴。
于斯时也，皇工孔急，破墓剖坟。有主者尚能改葬，绝世者难以图存。穴毁而无以寄体，圹发而奚以安神？悲精魂之无依，痛吊祭之乏人。宜啾啾之鬼哭，遇天阴而尝闻。吁嗟乎！秋夜长兮，鬼火荧荧；秋昼永兮，阴气惨惨。魂魄结兮日光冷，鬼神聚兮月色寒。见此情景，极目悒悒；瞻彼风光，中心悁悁。念劫数之有定，又何为而怆然？[20]114
尽管文学作品有着渲染或夸张的成分，但此段文字能够得以流传也证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认同。总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驻防八旗进入青州之前，民众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权力和统治阶层的压力。土地和坟场本就是乡民最为看重之物，所以对作为掠夺者的驻防八旗存有不满亦在常理之中。
其次，在被驻防八旗剥夺土地的同时，青州民众也因上万人的吃穿用度获得了商机。《青德二营须知册》曾有记载称：“(旗城)四街民盖铺面房租，取租银计匠役房三十二间，每间每月租银六钱至一钱五分不等，民盖铺面房四百余间，每间每月租银二钱至一钱不等。”[20]117因驻防旗兵不可从事农商等活动，所以该城内的铺面房皆由乡民承租，形成了旗城内“大人府前兵卒站，十字口边商贾群”[14]415的格局，也为青州民众带来了商业利益。
再次，除却驻防八旗与青州民众之间的群体性利益纠葛，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和摩擦也在数百年间相邻而居的格局下不断上演。《百壶斋拾遗》中便有关于光绪年间益都知县李祖年(光绪二十八年任)判决乡民殴打旗兵案件的记载：
益都县北二里有驻防营一座，俗呼为北城，以对青州古城而言。其城内之房舍以营房形式建筑，尽为满人居住。满人往往视天潢贵裔，率多行为野蛮，每三五成群殴一汉人。公据情咨向该营官员交涉，该营官员辄以旗营兵重，无从查缉凶犯为复。公遂密嘱差役转告商民人等，倘有在满营外殴打旗兵当场能自逃脱者，概不治罪，有事唯李公负责。
汉人平素受旗兵荼毒，恨入骨髓，闻此消息者皆喜不自胜。一遇旗兵独自一人或二人营外行走，汉人即群起而殴之，殴后如鸟飞散而去。被殴旗兵来县署告状，要求验伤缉犯，严讯究办。公具状，亦不为之验伤，批其状后曰：“旗营广袤不过数里，兵丁不过数千，殴人罪犯尚且无从缉，县境辽阔百余里，人民数十万，又向何缉获耶？不准此批云云。”
该营长官闻报，明知汉人之敢殴旗兵者是李公从中做主使，但出尔反尔，咎由自取，李公所判理由充足，终亦无奈李公何？[24]
这段描述意在展现益都知县李祖年的断案能力，却也呈现了在种族隔离和八旗特权的压制下，八旗满洲兵丁与青州民众之间积怨已久的矛盾。不过，我们仍旧不能从这一独立事件来判定双方之间关系的紧张。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存在各种利益的纠葛和冲突，但因统治者和特权者的身份加持，青州驻防八旗在满汉关系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因回族和满族的加入，明清青州形成了满回汉三族共居的独特格局。明代“去胡化”政策的推行，促使回民开始改用汉姓和进入仕途，逐渐融入汉民族的生活，但却因伊斯兰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始终保有其群体的独特性。八旗满洲兵丁自雍正年间进入青州，尽管共同生活了上百年，却因八旗特权和种族隔离政策，致使驻防兵丁始终游离于青州社会群体之外。可以说，尽管青州是一个满回汉三族共居的地域，但却因回满两民族的特殊性，所以并未出现明显的民族融合，三个群体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生活模式和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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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岳濬.奏报办理青州设立满营事折[A]//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79.
[22]光绪大清会典(卷18)[Z].4-5.
[23]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的基督宗教传播和社会冲突[M].崔华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33-34.
[24]丁汉三.百壶斋拾遗[M]//安致远，等.青州史料笔记四种.丁昌武，等编校.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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