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1977年8月17日，鄧小平同志在北京會見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裔科學家丁肇中教授。

“四人幫”倒臺後，百廢待興，出於對發展我國科學事業、培養科技人才的急切心情，1977年，鄧小平同志向來訪的丁肇中教授建議選送中國科學家參加他的實驗。1978年年初，作為“文革”後第一批選派的十名中國學者由唐孝威同志帶隊赴西德漢堡參加丁肇中教授領導的Mark J實驗。他們以超凡的毅力，攻堅克難，取得了出色的成績。這件事情當時在國內外的科學界反響很大。四十年過去了，祖國的國力和科學事業都已取得了巨大進步。本文作者——作為這批出國學者的成員熱情地把在此社會轉折時期所發生的一些難忘經歷記錄下來，以緬懷偉人，感謝友人，弘揚中國科學家的奮鬥精神，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撰文 | 馬基茂 童國樑（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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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不久，鄧小平同志擔任了中央的主要領導，我黨第二代領導核心把我國領上了改革開放的正確發展道路，鄧小平同志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小平同志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也就自然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高能物理研究領域的特殊性需要進行廣泛的國際合作和交流。1978年初，我們有幸成為小平同志親自提議、文革後中國第一個派往西方的科學研究組成員，走出國門，參加國際合作研究。後來，又在國內小平同志親自批准建設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上從事高能物理研究。40年來，目睹了祖國科學事業的飛速發展。為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緬懷偉人，很高興把那些難忘的、有意義的往事記錄下來，彰顯這個偉大的年代。

故事從1977年7月講起。

小平同志提出參加國際合作實驗

1977年8月美籍華裔科學家丁肇中教授來華訪問，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張文裕教授與他談到了派遣年輕的物理學家參加他在德國漢堡同步加速器中心（DESY，德文Deutsches Elektronen-Synchrotron的縮寫）將要進行的高能物理實驗（組名Mark J）的問題。隨後小平同志會見並宴請丁肇中教授。小平同志對物理學很有興趣，他正式向丁肇中提出，建議選送中國物理學家參加他領導的實驗。丁肇中回答說：“我個人非常歡迎中國物理學家參加實驗。根據國際慣例，參加這類國際合作的科學家所屬國家，要向實驗室交付一定的費用，所以我要徵詢一下德國政府的意見。我今晚就打電話回去問，明天可以答覆。”

第二天，德國（當時東、西德尚未統一，漢堡地屬西德）DESY研究所所長朔佩爾（H. Schopper）教授回電話給丁肇中說：德國政府很歡迎中國科學家參加合作，不收任何費用。

丁肇中教授後來回憶說，鄧小平同志是四川人，丁肇中也是在重慶長大的，當小平同志請他吃飯時，他們談得很投機。小平同志說，選100人參加你的實驗組，如何？丁肇中說，最好是人少一點，但質量一定要好。小平同志說，那就派20人。丁肇中說，我們組總共才20多個人。最後達成了一年派10個人參加合作組工作的協議。這段談話清楚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當時對發展我國科學事業、培養科技人才的急切心情。圖1記錄了當年鄧小平同志會見丁肇中教授的情景。

文革後第一個派往西方的中國科學研究組

對於鄧小平和丁肇中之間這樣高層次的對話，我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同自己有什麼關係，耳邊風一樣過去。後來又傳來要在本所選拔人員的消息，遙遠的事竟變成了身邊的事，所內掀起一陣波瀾。聽說有人找專家找領導爭取機會，而我們有自知之明，去西方留學那要有多高的要求又是多重的責任啊，自己似乎在政治和業務兩方面都不具備這個條件，因此心情淡然。

為落實小平同志的建議，選派工作必須立即進行。丁先生知道唐孝威同志曾在蘇聯杜布納進行過高能物理實驗，有高能實驗的經驗，並且一年前還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法文Conseil Eoropeen pour Recherche Nucleaire的縮寫）有過交流，所以建議由唐孝威擔任中國組領導，高能所領導張文裕、李滔等便把帶隊的任務交給了唐孝威。隨後，唐孝威又協助所領導挑選了青年科學工作者9人，其中高能物理所7人，中國科技大學2人。從名單上看，選擇標準非常重視業務能力，名單上的人說不上都有多高水平，但在現有的人群中也可稱為“一時之選”。丁肇中早有話在先，“質量”一定要好。這裡，“質量”當然是指業務，領導和大眾也認同這一必要條件。我們有幸被選上，多少有點出乎意料，因為自己出身不“紅”，當時也不是黨員。若還是四人幫當道，這樣的事是絕不可能發生的。這時我們除了深切感受到極左的幹部路線真的被撥亂反正外，還對所領導心存感激。

選送出國的十人分兩次派出，第一批六人於1978年年初啟程，第二批四人則在稍後的春天出發。第一批出國的六人中唐孝威居首，當時年紀四十六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科學家，1956年至1960年在前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做出過出色成績，隨後又在我國兩彈的研製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組員中馬基茂年四十，鄭志鵬、鬱忠強、張長春、童國樑也都在三十五歲或以上，皆畢業於清華、北大和中科大等名校。我們這些人說來都已工作多年，但由於長期處於所謂“革命”的年代，花費了大量時間參加“四清”、下幹校或在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經受系統的科學實踐訓練不多，不僅業務荒廢，英語也不過關。而我們將要去的Mark J實驗組是世界一流的高能物理實驗組，領導該組的丁肇中教授科學態度嚴謹、管理方式嚴格以及對下屬要求嚴厲早有傳聞。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每個人心裡都在打鼓，我們能擔當這項重任嗎? 但坦白說，當時國內科研隊伍也就是這樣的水平，沒有更多可挑的。我們也只有努力加拼命去適應這樣的需要，也許這就是我們這批人的歷史責任吧。

為儘快適應DESY的科研工作，中國科學院委託北京語言學院（現在的北京語言大學）對我們10人實施為期3個月的英語（主要是口語）的強化訓練。大家每天如飢似渴地苦學苦練，有時會鬧些笑話，但逐漸對日常英語對話有了點感覺。在兩個月的時候，突然通知我們六個人提前結束學習，馬上準備出國。接著我們在指定醫院進行體檢，過關後領取“制裝費”做出國服裝。我們在北京百貨大樓各做了兩套衣服，又在中科院庫房選借一套共三套，將要穿著中山裝和中式西服去西方“取經”了。

在此期間，科學院有關部門還安排了剛訪問過西德的王大珩院士專門給我們介紹了西德的情況。當時王先生的報告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兩條：一是西德交通基礎設施非常先進，140、150公里時速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很平穩，鐵路火車幾乎聽不到鐵軌接縫的聲音；另一是西德衛生水平極高，任何一所大學的廁所比釣魚臺國賓館的廁所都要乾淨。當時我們聽了有點驚訝，後來發現事實果真是這樣。請德高望重的老專家給我們介紹國外情況，也說明那個年代出國的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臨出國前，年事已高的科學界老前輩、副所長趙忠堯先生還專門安排家宴為我們餞行，體現了老一輩科學家對我們的厚望。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的方毅同志又親自來所接見我們，這更讓人興奮。

就這樣，在小平同志的親自過問下，“文革”後首次與西方國家合作研究的科學研究組準備就緒了。

初抵漢堡DESY的日子

1978年1月10日，在唐孝威的帶領下，我們一行六人前赴德國漢堡，將在Mark J組和歐美科學家一起進行高能物理實驗研究。圖2為參加Mark J實驗的中國組第一批全體成員合影。這時中國組中的另外四位同事，即中國科技大學的許諮宗、楊保忠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朱永生、吳堅武也於1978年春天來到了DESY。

這裡對丁肇中教授和由他領導的Mark J實驗做點介紹。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丁肇中教授是一位傑出的華裔物理學家，科研成績斐然，他曾領導一個實驗組於1974年在布魯克海文實驗室（BNL）發現了由第四種夸克，即c夸克組成的粒子，稱為J粒子（英文字母J形似中文的“丁”，意義自明），這與由里克特（Richter）獨立發現的Ψ粒子是同一類粒子，後來物理界把它們統稱為J/Ψ粒子。這一重要的發現使他們兩人分享了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丁肇中先生十分熱愛祖國，個性鮮明。當年，在諾貝爾頒獎儀式上堅持用中文演說，並由自己翻譯成英語，這件事在國際科學界轟動一時傳為佳話。1977年，丁肇中教授正在德國漢堡的DESY建立Mark J實驗。

Mark J 實驗是DESY的佩特拉（PETRA, 英文Positron Electron Tandem Ring Accelerator的縮稱）正負電子對撞機上4個四個實驗之一。佩特拉周長2.3公里，正負電子對撞的最高質心能量38 GeV，計劃於1978年10月投入運行，它是當時世界上能量最高的正負電子對撞機。這時，標準模型的6味夸克中的u、d、s、c、b等5味夸克已經發現，試圖發現t夸克是建造佩特拉對撞機的一個重要目標。佩特拉上的四個實驗處於激烈的競爭態勢。中國組到來的時候，正處於探測器安裝調試和實驗準備的最緊張階段。參加Mark J實驗組的單位包括美國的MIT、德國DESY研究所、德國亞琛大學第三物理所、荷蘭阿姆斯特丹高能物理所以及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當時在實驗組和實驗現場的工作人員總共30人左右。

►圖2．文革後第一批走出國門、派往Mark J組工作的10位中國物理工作者在漢堡的合影。自左至右：馬基茂、張長春、童國樑、鬱忠強、許諮宗（科大）、Shultz小姐、Marks小姐（丁肇中先生夫人）、朱永生、楊保忠（科大）、鄭志鵬、吳堅武、唐孝威（丁肇中攝於1978年6月）。

“文革”後中國派遣科研組到西方參加國際合作實驗這件事在國內外受到格外的重視與關注。我們第一批六人從北京出發時張文裕等所領導還親自去機場送別。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抵達巴黎，受到我駐法使館人員的迎接。意外的是，接機的人中還有一位金髮女士S. Marks小姐，她是丁肇中先生的代表，專程從西德來陪伴我們。Marks小姐是Mark J組的高級管理人員，丁先生稱為經理（manager），幾年後成為他的第二任夫人。為了要繼續趕飛機，使館人員安排我們同Marks小姐在機場咖啡廳稍事休息，很快登機續飛，於當地時間下午到達西德波恩-科隆機場，又受到駐德使館人員的迎接（波恩是西德的首都），把我們直接送到一家“上海餐廳”吃飯，同時招待Marks小姐。經過長途飛行，大家多已顯出暈機症狀，面對那些美味佳餚沒有胃口。對於主人的款待，Marks小姐最後喝了一點茅臺酒表示謝意。這時旅途還沒有完，飯後我們馬不停蹄地奔向火車站乘車去漢堡，那是最終的目的地。又是幾個小時的車程，傍晚時分到達漢堡。丁肇中先生親自帶人接站使人感動。自北京出發，算來已經超過三十小時了，大家的睏倦和疲勞可想而知。原本以為是該休息的時候了，誰知竟是一天工作的開始。Mark J合作組當天在DESY召開了成立大會。

第二天，DESY所長朔佩爾（H. Schopper）教授接見了中國組人員。他對中國非常友好，是文革後開創中國和西方科技合作的帶頭人。這一事件當時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著名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快報CERN Courier於當年第一期即對此做了報道，並刊發了Schopper 教授接見中國組成員的照片，見圖3。到DESY不幾天，朔佩爾所長還專門設家宴歡迎中國組全體人員，可見西方科學界對這件事的重視。

►圖3. DESY所長Schopper 教授接見中國組成員，由CERN 快報1978年第一期登載。CERN快報對這張照片的註釋：歡迎參加PETRA的Mark J合作實驗的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中國物理學家；唐孝威（背影），Deutsch（MIT物理系主任），Schopper（時為DESY所長），馬基茂，童國樑和丁肇中。

在Mark J實驗組的奮鬥

在DESY，一開始丁肇中先生對我們這批來自大陸的科學工作者並不瞭解，因受託於鄧小平，對我們無論在生活上、工作上都做了精心安排，不容許有半點閃失。丁先生對我們工作上嚴格要求，但生活安排卻細緻到位。他在DESY所內包下了一棟六層賓館（guest house）中的最高兩層，讓中國同事住在頂層，Mark J組的辦公室就安排在五層。我們兩人一間房，廚房、洗澡間俱全，每天由專人打掃。初來時，丁先生每天都同我們在DESY餐廳一起吃飯，後來我們可以自己做晚飯。丁先生考慮到德國飯不好吃，而我們又很忙，自己做飯一定很湊合，於是時不時帶我們到中國飯館吃“工作餐”，亞洲大飯店之外更常去附近的“鳳園餐廳”，那裡規模雖小但東西更地道。丁先生還安排每週五下午有一小時去超市採購，外國同事也常常開車幫助我們採購。在我們到DESY一個月的時候，丁先生為我們拍照，讓把照片寄回家“報平安”。

在工作極度緊張的前期也有一次難忘的例外，五一節丁先生帶領我們去漢堡市內大湖區漫步，在亞洲大飯店吃飯。飯後他安排我們看了一場電影“星球大戰”。後來，還安排我們上了一次漢堡歌劇院，觀看了歌劇“費加羅的婚禮”。要知道當時我們公派出國待遇的標準不是很高，飯費為限額報銷，每月發30西德馬克的零花錢，所以看電影、看歌劇絕對是奢侈的享受了。

初來Mark J組，語言是一大難題，英語口語不行，交流困難。丁先生安排我們午飯後學習英語一小時，開始由Marks 小姐和H. Newman博士擔任教師，每人還發了一個錄音機。這裡還有個小插曲：由於組內外國朋友對中文感興趣，丁先生還讓中國人開辦一箇中文班，讓外國人學中文。開始由馬基茂和張長春教課。報名者也很踴躍。中國組十個人中間只有馬基茂是北方人，普通話相對最好，後來丁先生就讓他專教Marks 小姐一人。當然中文對外國人來講確實不易，那些聰敏的外國朋友如Newman都陸續打退堂鼓，說“中文太難了。”

大家很清楚，我們來Mark J組學習有明確的針對性，回去要解決中國發展高能物理實驗的具體問題。丁先生理解並支持這個設想。根據Mark J實驗工作的需要，丁先生把中國組每個成員分別分配到實驗的各個方面，包括漂移室、簇射計數器、量能器、飛行時間計數器、磁鐵系統、在線數據獲取和離線分析等等，還吩咐有關的外國同事給予關照。根據需要和個人特長，組長唐孝威同志參加Mark J實驗組研究工作的全局規劃與簇射計數器的研製；鬱忠強為觸發系統，直接在丁先生手下工作；馬基茂為漂移室；鄭志鵬為飛行時間計數器；張長春和童國樑則分在在線數據獲取和離線分析工作。稍晚來到Mark J組的四位同事也很快分配了工作：楊保忠參加漂移室組，許諮宗參加磁體和量能器工作，朱永生參加離線分析兼管氣體系統方面，吳堅武加入到在線工作。PETRA對撞機實驗取數後，有些原來參加探測器方面工作的同志也加入到了數據分析工作。

到Mark J組工作，有幾件事記憶很深。就在我們第一批六人抵達DESY的當天，Mark J組開成立大會，會上報告和討論了實驗的物理目標，短、長期規劃以及各單位分工等事項。圖4是那天Mark J合作組成立時的合影。下午會議結束後，丁先生在漢堡火車站附近一家揚州華僑開的亞洲大飯店宴請了Mark J組全體成員。宴會結束時已是晚上10點多了，都以為可以回去休息了，結果卻不是這樣。全組成員又都被送回DESY實驗室、繼續開會，討論方案，落實分工。由於旅途積累的疲勞，我們每個人累得眼睛都睜不開了，但還得把會議開完。不要以為這是偶然的“加班”，實際上我們的工作都是從上午9點開始，直到晚上12點，而且任務做不完還不能離開實驗室。在那時，沒有星期六、星期天，沒有節假日。丁先生也和我們一樣。他有時在夜間11點半詢問工作進度，從沒有發生中國同事不在場的情況。DESY佩特拉工程安全守夜的德國老工人感動地說：我們半夜巡視，實驗室的燈開著，我們不用進去看就知道是中國科學家仍在勤奮地工作，整個機器上只有中國人是這樣夜以繼日的幹。我們的組長唐孝威同志不僅業務水平高，工作完成好，尤使人感動的是儘管他年齡最大，仍在工作上、生活上嚴格要求自己，處處以身作則，經常比我們睡得還晚，是大家學習的榜樣。有這樣的領導，中國組不僅完成任務好，而且成員之間很團結。

►圖4．Mark J組成立時全組合影：第3排右1為丁肇中，第2排右2為唐孝威，第2排左1為馬基茂，左2為童國樑，第3排右4為鬱忠強，第4排右5為張長春，最後一排右2為鄭志鵬。（攝於1978年1月）

那時Mark J組幾乎每天下午都安排組會，組會由丁先生主持。有人調侃地說，Mark J組沒有開過一次“圓滿的”會議。這是怎麼回事呢？因為在例行組會上，常常是由各部分負責人或當事人彙報工作進展，提出存在的問題，建議解決的方案等等。而在這樣的會議上丁先生總會在這些彙報中發現問題，而對發現的錯誤決不留情，一定會給予嚴厲批評，所以就很難“圓滿”了。但丁先生也總會給予幫助，經常在開會當時就給有關單位或部門打電話解決問題。丁先生主持的會議還有一個特點，會場秩序絕對井然，不會聽到會場下的竊竊私語。這是他給會議立下的規矩：開會必須集中精神，誰有不同意見可以發表，但得一個一個來，不容許兩個人同時發言或議論紛紛。發生這種情況的話，丁先生就會嚴厲批評，不管說話的是誰，資格多老，一點面子都不講。不要小看這一點，真還不容易做。不少“自由”慣了的人，確實會感到不舒服。丁先生的實驗組還有一個特點，組內設立兩個數據分析小組進行獨立分析，相互檢查，彼此印證。即使在Mark J組人手很緊張的時候，丁先生都堅持這種方法來保證分析結果的正確可靠。這幾件事也都反映了丁肇中先生極強的個性、嚴肅的工作作風以及嚴謹的科學態度。

在丁肇中教授領導下，Mark J組的同事們通過緊張的工作，終於在1978年10月24日凌晨6點，完成這臺大型裝置安裝調試的全部任務，成為佩特拉對撞機上四個實驗區中第一批進入實驗的小組之一。這是一場真正的科研競賽，Mark J組勝利達到了目標。這一點來之不易，要知道Mark J實驗在PETRA的起步要比其他三個實驗組晚一年多。在丁先生的強有力領導與合作組的苦幹下，Mark J譜儀不失時機地投入了PETRA對撞機上的物理運行。從1979年4月發表第一篇論文“QED的檢驗”起，又有強子截面測量等結果。一年多Mark J組陸續發表論文近二十篇於國際權威期刊“Physics Review Letter”（美） 與“Physics Letters”（歐）。

中國同事們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中，參與和完成了廣泛而紮實的工作，每人的工作量相當於佩特拉對撞機上其他組科學家平均兩年的工作量，我們以自己的工作成績向國際同行證明中國小組是勤奮的、高水平的。中國小組在Mark J合作組的工作很出色，因此，丁肇中請唐孝威代表Mark J組在1979年年初到美國參加美國物理學會年會，在大會上作研究成果報告。在這次會上，主持會議的瓊斯（L. Jones）教授在唐報告前說：他非常高興，“這是來自新中國的物理學家第一次在這裡向大會作學術報告。”

1979年6月，Mark J組的同事們在分析實驗數據時觀察到，當正負電子總能量提高到27.4GeV 至31.6GeV的能區時，強子事例中除有二噴注現象外，大約還有10%是扁平事例。組裡的研究人員對這些扁平事例仔細分析，看到了三噴注現象：即末態強子集中在三個噴注中發射。這種三噴注現象是過去沒有見到過的。三噴注現象是正負電子湮滅產生一對正反夸克，其中一個夸克又輻射出一個膠子的過程。唐孝威非常興奮地與Mark J組同事一起挑選和分析三噴注事例。這時，中國小組的第一批10人中除了唐孝威、童國樑和吳堅武外，多數人已經回國，國內陸續派來第二批人員17人，其中有科研人員，絕大部分為碩士研究生（包括陳和生、朱人元等）。在Mark J組首先發表的結果中，發現了446個三噴注事例，這比其他組的事例各多一倍以上。1979年8月國際輕子光子會議上，Mark J組根據對三噴注現象的分析和與色動力學的比較，首次向大會作了發現膠子存在的報告。當時在PETRA上膠子的發現轟動了國際物理界。1979年9月2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著名評論：“這是一次核粒子方面的國際集體研究工作。總共大約有300多名來自許多國家的物理學家在四個實驗區中進行了他們的研究。重要的貢獻來自中國，有27名中國科學家參加了關鍵性的實驗。”（指由唐孝威領導的第一批10名和第二批17名中國人的總數）。

後記

1979年7月，由丁肇中先生安排，馬基茂帶領四名碩士生馬大安、方光銀、李佳和王學仁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紐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參加研製一臺大型精密圓柱形漂移室與配套的螺線管磁鐵，又在美國工作了兩年。四名學生以國外工作通過答辯，成了我國首批碩士。1979年8月底，唐孝威、童國樑和吳堅武取道歐亞大陸坐火車回國。

此後第一批在Mark J工作的十名科研人員中有人繼續與丁肇中先生合作參加LEP實驗、AMS實驗，或其他國際合作實驗，活躍在高能物理實驗的前沿陣地。許多人積極參加了國內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工作，成為相關領域的重要骨幹，為中國的高能物理研究和人才培養做出了貢獻。

從1978年算起，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走過了整整四十年了。正是改革開放，我國的國力和科學技術實力才有了今天如此巨大的進步，這是值得紀念的。我們深信，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國際合作，我國必將更快地發展進步，更快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們作為改革開放後最初走出國門的科研工作者是幸運的，首先要感謝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感謝鄧小平同志對科技工作的重視和對科學工作者的關懷，感謝丁肇中先生對發展祖國科學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感謝那些對中國科學事業發展給與幫助的國際友人以及和我們一起工作的Mark J組的同事。當然我們也不會忘記當年把我們送出國門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的有關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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