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八一五”讲话后，除蒋介石让在华日军继续持械“维持秩序”而不得向共产党缴枪外，其他盟军都命令日军立即放下武器，根本不同投降者进行什么“停战谈判”。苏联远东军在继续向当面日军进攻时，又派出军事使节直飞长春要求关东军无条件缴械。
8月19日中午，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军官、6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9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降落。在场的浅田大佐陪苏军代表乘车驶往关东军总司令部，并直接进入山田司令官正在主持会议的办公室。
面对“单刀赴会”式的苏军代表，山田大将借口部下可能采取自由行动来进行恫吓，然后要求进行“停战谈判”，得到的回答却是只有投降而不能讨价还价。这时，又一批苏联空降兵在长春机场着陆，山田乙三眼见不可能再讲条件，只好站起身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关东军投降，自己和下属都成为苏军的俘虏。
9月5日，苏军见东北日军已完全缴械，便将关东军总司令部全体军官召到大厅里。在“波波莎”轮盘枪的枪口之下，苏联兵推搡着他们排好队，令其挨个过来解下系着手枪和军刀的腰带放到桌上，山田等头目则沮丧地坐在前面的椅子上观看。
佐级和尉级军官们都与士兵一起被送往西伯利亚做苦役。日本将级军官还受点优待，被集体押到西伯利亚战俘管理所，与伪满皇帝溥仪等同住。当时也有部分关东军被中方收容，一批战犯又被苏联转交新中国。在苏劳动的日本普通战俘于49年被遣返，山田等因指挥侵略和细菌战争罪而被苏联判刑者，也在56年与中国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被减刑送回国。
最后值得写上一笔的是，关东军战犯、战俘得到新中国宽大和教育改造后回国者，绝大多数站到反战和争取进步的立场上。在西伯利亚遭受苦役惩罚的近50万战俘，回国后则多半积极反苏反共。
在中国的战俘们一般都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主张中日世代友好，而从苏联返回者则态度相反。当年中国特赦大批日本战犯时，总理曾解释说，现在广大群众对此可能不理解，可是再过几年、几十年就会看出效果。能否化腐朽为神奇，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中苏两国对待关东军俘虏不同的政策上，又能看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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