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魚之辯鬧到今天，已經從民生話題演變為利益之爭。這場論戰難以分出勝負，原因在於雙方的立場各異，導致對話始終不在同一個頻道上——公眾關注的是虹鱒是否能打著“三文魚”的旗號銷售，輿論爭論的焦點是商品名稱，而中國漁業協會辨析的則是生物學分類。
對於這樣的結果，參與爭辯和圍觀爭辯的各方現在恐怕都會感覺到有點無聊吧。凡以科學始以利益終的辯論，都會以無聊來結束觀感。而這觀感的發酵又是漫長和隱性的，其終點，極有可能演變為消極意義上的懷疑主義，損害價值觀的負能量。
就像鴻茅藥酒案向人們展示的——從譚秦東被抓、被放、被訊問、精神失常、道歉、和解，這一系列過程中，“主角”始終是譚秦東。而鴻茅藥酒對健康的影響如何評估，沒有答案。
鴻茅藥酒與三文魚兩個事件都存在一個明顯的爭辯漏洞，就是權威而獨立的第三方缺席。這個第三方的存在價值在於，不僅可以保障科學的到場，還可以規範辯論的規則。以三文魚事件為例，被動牽涉其中的中科院只是澄清“中科院青海生物研究所”並不存在，沒有解答公眾的疑問；法院本可以充當這個角色，但未被邀請出場；上級主管部門當然也可以組成臨時調查機構，但目前為止暫無動靜。缺乏嚴格的研究數據或是權威第三方的發聲，辯論成了各方的隔空自說自話。
從鴻茅藥酒案到三文魚之辯，本可以逼出真相和事實，滌清謠諑和謊言，將網絡意見的優勢發揮到最大化，但是，當網絡意見孱弱到只能蜷縮於暗處，其姿態也從正面辯論淪為消極調侃挖苦，甚至成為網絡意見的負面模板。於社會，它具有銷蝕作用，於個人，它往往變成精緻利己主義的溫床。
最新消息說，打假人士劉江已就鴻茅藥酒提起訴訟。參照前說，劉江的舉動值得特別讚賞，也具有特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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