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檔案管理，每個朝代的檔案記錄的不僅僅歷史，也是社會的一個縮影，研究價值無法衡量。可是每到改朝換代，戰爭和動盪讓這些檔案很難得到保護，歷史上很多真相從此消失無從考證，各個朝代的大事件大故事從此成為千古懸案。可就在二十世紀初的北洋政府時期，發生令人咂舌氣憤的賣掉清代內閣檔案的重大事件，歷史上稱“八千麻袋”事件。
1909年由於年久失修加上大雨浸泡，故宮內閣大庫牆體發生坍塌，為了好好保護大清內閣檔案在重新修繕牆體時，按照計劃先將庫內實錄、聖訓等檔案搬到銀庫保存，重要的文卷搬運到文華殿。因為文華殿地方狹小，重要的檔案根本放不下，於是將還沒有運出的重要檔案仍放在倒塌的內閣大庫庫房裡。潮溼和殘缺牆體對剩下的檔案造成的損失無法形容。更讓人氣憤的是醇親王載灃這個時候去查閱清初攝政典禮舊檔，因為檔案放置順序太亂，搬運時沒有整理，載灃在大量檔案中檢之不得，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認為大庫內檔案基本上沒有太多用處，於是一道命令將大庫內檔案焚燬了。
後來學部參事羅振玉去內閣大庫撿取書籍時發現，庫內文卷檔案凌亂堆積，除了焚燬之物就是亂扔亂放。看到這一幕，羅振玉隨意抽取了兩束，其中一束是漕運總督管幹珍督漕時的奏摺，另一束為軍機大臣阿文成徵金川時的奏摺，都是重要史料。羅振玉沒有多想，立即請示張之洞建議將庫中未及遷出的檔案移交給學部管理。於是，這批檔案就交到了羅振玉手上。
經過整理儲藏，一部分歷科殿試卷藏於學部後樓，剩下的一部分存到國子監敬亭裡。從這一刻起，這些珍貴的無價之寶檔案開始了顛沛流離的命運。
1913年，北洋政府準備建立歷史博物館，計劃將清代內閣大庫檔案全部收為藏品。於是1916年故宮這批檔案從國子監移至午門外朝房和端門的門洞裡。準備整理分類。誰也沒想到北洋政府曇花一現以經費短缺為由，將當時暫存於端門、午門門洞的檔案裝了8000麻袋，計15萬斤，以4000銀元的價格賣給北京西單牌樓的同懋增紙店，以補充教育部經費。
1922年羅振玉和好友金梁發現街上有人販賣清代硃批諭旨和題本，這些都是清代內閣大庫檔案。二人經過多方查找，才知道北洋政府沒有成立歷史博物館而是把清內閣大庫檔案以廢紙價格賣給了同懋增紙店。
經過多次和同懋增紙店商洽，羅振玉用高於購買這些檔案三倍的價格12000元將原物買回。堆置在彰儀門貨棧和天津羅家的庫書樓。
為了挽回損失，羅振玉僱傭十餘人重新對檔案進行整理編目，其中發現了很多價值很大的史料，羅振玉選擇比較重要的資料編印了《史料叢刊初編》十冊。
到了1924年，羅振玉因財力不支無法保管，又以16000元的高價賣給原清朝遺臣、收藏家李盛鐸。日本人松琦知道羅振玉要出售清宮內閣檔案，花了重金從羅振玉處買走大量重要史料，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羅振玉把最後的其餘64872件於1936年獻給了偽滿奉天圖書館，這批資料在日本投降後全部運到了日本。
1928年，李盛鐸挑選了的重要資料自己保存，把剩下的一部分檔案高價18000元賣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顛沛流離的“八千麻袋”，是近代中國檔案命運的一個縮影，令人扼腕嘆息。收回來的畢竟是一部分，數十萬件的珍貴資料也許永遠也找不到了，用金錢已經無法買回，也許它們已經消失在茫茫的歷史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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